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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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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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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我在读完《古拉格群岛》这部宏伟而悲壮的交响曲之后,深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尽苦难而尊严不堕的品格所感动;我在华盛顿参观了大屠杀博物馆之后,深为犹太民族捍卫苦难历史的勇气与毅力所折服。我深信:只有保存了记忆,才能保证灾难不再发生;只有揭示了真相,才能确信屠杀不再重演。然而,让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依旧没有一部《古拉格群岛》,没有一个大屠杀博物馆,也没有作为自己民族历史见证人和苦难记录者的索尔仁尼琴和韦塞尔。

   「劳改」一词收入牛津词典

   让人欣慰的消息从远方传来,新版的《牛津简明英文字典》和《牛津成员和语言词典》将「劳改」(laogai)这个词语收入其中,与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古拉格」并列。由此,苏联与中国两个全球最大的极权国家的罪恶,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岛》 「古拉格」这个词语在全球广为人知, 「古拉格」制度的存在让西方普通民众了解到苏联国土上像癌细胞一样泛滥的奴隶集中营的真相,也让一度左倾的西方知识分子们终于放弃了对共产主义乌托邦最后的依恋。与之相似,因为中国人权活动家吴弘达多年来的搜集证据和奔走呼号,「劳改」这个词语也逐渐在全球传播开来,「劳改」制度的存在让西方普通民众意识到「中国制造」的诸多产品背后可能隐藏著斑斑血泪,也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政权在西方营造的「牙齿脱落的老虎」的新形象难以维持。在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中共当局取消「劳改」的说法而继续保持劳改制度,「以利于更好地在国际上开展人权斗争」。中共自己感到了心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弘达在国际人权事业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吴弘达自传描述劳改岁月

   吴弘达出生于上海一 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勤勉的银行经理人,出于对中共天真的幻想,没有选择离开中国大陆。中共建政之后,对「资产阶级」的政策连番变脸,愈发严厉。尽管全家被剥夺了家产并被迫「夹起尾巴做人」,但少年吴弘达对即将降临的灾难依然一无所知。当他考入北京地质学院之后,满怀著成为一名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士的希望,而对变化莫测的政治不感兴趣。然而,每一个生活在共产党中国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你不去沾政治,政治却要来找你」。一九五九年,吴弘达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次年被捕入狱,此后等待他的是暗无天日的劳改生涯。《昨夜雨骤风狂》这本自传,其主体部分即是描述劳改营中噩梦般的岁月。

   作为一名天性热爱自由的大学生,作为一名童年即受洗并就读于教会学校的天主教徒,在以百万计的右派分子当中,吴弘达仅仅是一个藉藉无名的「小卒子」,他的际遇远远没有那些尚能保有一定待遇和自由的「大右派」们幸运。他不可能保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最后的贵族」们的优雅,他忍受了酷刑和饥饿,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当中国历史进入所谓的「新时期」之后,吴弘达的命运与那些屈原式的右派迥然不同: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等右派名流,因为信奉「党就像母亲一样,虽然错打了儿子一巴掌,但仍然是自己的母亲」这样的「真理」,很快就重新被起用而前程似锦、八面威风。中共鼓励他们的作品出版发行,并给予他们本人以各种各样的荣誉,因为这些作品有效地帮助了中共的宣传部门改写和掩盖历史的真相。而同样是在记叙劳改生涯,吴弘达的声音却被隔离在中国之外,因为他讲述的真相对于中共而言乃是「一针见血」和「釜底抽薪」。吴弘达彻底觉悟了,他对中共政权不抱有任何的幻想,把余生献给了揭露中共奴隶劳改营、死囚器官买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黑幕,成为国际社会知名的人权活动家。

   更隐蔽残酷的劳改营

   如果说希特勒建立的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主要用于明目张胆地消灭犹太人,那么,中共政权建立的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劳改营,则以「废物利用」为宗旨,将那些属于被「新社会」唾弃的阶级的成员关押在一起,以高强度的劳动、饥饿和酷刑来「静悄悄」地消灭他们。比起前者来,后者的手段更加隐蔽、严密和残酷。吴弘达在集中营中亲眼目睹了若干匪夷所思的酷刑,比如一次为了惩罚「消极怠工」的右派知识分子,将其上衣剥掉,双手绑在后面的葡萄架上。田野里的大号蚊子霎时覆盖了他的脸部和上身,人们听到他的狂叫呼喊,个个都魂飞魄散。当队长下令松绑后,他双手在脸上、胸上乱抓,血流如注,一头扎进路边的水沟里。吴弘达写道:「我耳闻目睹过许多人痛苦的呼叫声,但铭刻在我听觉中最深的就是这一次。」

   暴露人间地狱冥相

   吴弘达在劳改营中一步步地看透了中共政权的本质,加上他那毫不妥协的倔强性格,使他的肉体和精神都遭到了巨大的侮辱与折磨。六十年代初,因为饥饿,劳改营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为了能活下来,囚徒们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所有可以吃下去的东西。有一次,吴弘达在田里发现了洞穴中有一窝冬眠的蛇,「我高兴极了,一 下扑过去,把那一堆冬眠蛇一把拖了出来。我一声不响,一面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注意,一边把一条条未醒的蛇拿在手里,一口咬掉蛇头,吐掉,退掉皮,五脏不去除,塞进背包里。」即便是当年漂流到孤岛上的鲁宾逊也没有这样可怕的经历。我想,最酷烈的专制制度,乃是那种将文明完全摧毁、将人推回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的劳改制度超过了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而「当之无愧」地名列榜首。今天那些天天在网吧中玩电子游戏的孩子们,如果阅读到这个「生咬蛇头」的故事,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吧。然而,这样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最为真实的历史。

   余英时先生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吴弘达在被流放到海外之后,「一直以宗教家的热忱,暴露这个人间地狱的真相」。那么,吴弘达的这种「宗教家的热忱」究竟来自于何处呢?来自于他的自由曾经被剥夺的切肤之痛,来自于他被关押到「活棺材」般的禁闭室的恐怖经验。那是一间一米高、一米宽、两米长的水泥棺材,被关在里面的人确实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十二天的煎熬,长过十二年。那也是吴弘达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经历。有了这样的经历,便有了对死亡的超越,有了对自由的珍惜,以及说出真相的「宗教家的热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吴弘达来到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因而享有了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本应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但他并没有忘却那些在中国的劳改营中失去自由的人们。他不是泰坦尼克号上提前逃生的老鼠,他将自己的命运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如果还有无辜者在坐牢,他的自由就不是完全的;如果还有无辜者在受苦,他个人的苦难就没有结束。

   千里之行第一步:揭示真象

   吴弘达从事揭露中共劳改制度的热情让我想起了在纳粹集中营中殉道的神学家、人权活动家朋霍费尔。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朋霍费尔在狱中写下了没有经过打磨的思想创记《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各站》,并把它作为给一位友人的生日礼物。《狱中书简》的编辑贝特格认为,这篇文字之于朋霍费尔乃是「一 种凄凉的总结」。我的看法恰好相反,这篇文字乃是朋霍费尔对自由最为深切的体认,这种监狱之中面对死亡时对自由的体认,远远超越了任何睿智的头脑在书斋中对自由的体认。朋霍费尔有一段关于苦难的论述,这段论述用在吴弘达身上也是适合的:「由于服从人间的命令而遭受苦难,比起作为自由负责的人承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同别人一起遭受苦难,比起单独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作为众所周知的英雄遭受苦难,比起默默无闻地、屈辱地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遭受肉体死亡之苦难,比起忍受精神的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吴弘达没有被苦难所消灭,也没有被苦难所征服,他勇敢地站了起来,像堂吉诃德一样冲向了风车,像西西弗斯一样扛起了石头。

   中共的劳改制度是蹂躏人权、灭绝人性的罪恶制度,它至今仍然存在。只有当中国真正实现了民主化的那一天,这一制度才可能完全地终结。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揭示真象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只要这一步能够顺利完成,那么接下来的关于重建尊严、和平、宽容和爱的工作才能得以展开。我认为,比终结现实中的劳改制度更为艰难的是,在中国恢复被这一系列罪恶制度所摧残的活力、良知和理性。

   (转自争鸣)(http://www.dajiyuan.com)

   7/1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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