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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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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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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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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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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一九七七年,在军政权统治下的阿根廷,数以千计的平民被秘密逮捕、拷问和失踪。很多人被麻醉以后装上飞机扔进大海,还有人被处决之后秘密焚烧掩埋在无名墓穴中。

   那是一个恐怖的年代,一个法西斯打手肆无忌惮、爲所欲爲的年代。在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中,母亲们站了出来。一九七七年四月,一个母亲小组集体来到警察局和政府办公室寻找他们被绑架的孩子。之后她们决定每周集会一次,地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广场、内政部总部外面。正如其中一位母亲解释的那样:“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必须走出自家小圈子,爲所有的失踪者而斗争,只有出于寻找所有失踪者的目的,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孩子。”

   这群母亲的数量不断增加,并逐渐以“中央广场的母亲们”而闻名。她们扎上白色的头巾作标志,其中一位元母亲说:“我们制作特别的头巾,并在上面绣上我们孩子的名字。后来,我们在上面绣上‘生命再现’,因爲我们寻找的目标不再只是一个孩子,而是所有的失踪者。”母亲们的要求是:“他们欢蹦乱跳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也应该欢蹦乱跳地回来。”

   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令人揪心的愿望。但是,母亲们每周一次无声的抗议,从首都传到其他城市,并演变成一种反对军政权违反人权和国家恐怖的世界性标志。七年之后,内外交困的阿根廷军政府终于垮台。在母亲们的努力下,“失踪者全国委员会”得以成立。一年后,委员会形成调查报告,共有五万页的证言材料。这些材料汇集成一本名爲《永不重复》的文集,包括九千个失踪者的案例,该书成爲当时最爲畅销的著作。用这样一种方式,母亲们终于实现了与孩子们的重逢;有了这样的一群母亲,阿根廷人民才重新获得了自由与尊严。

   在地球的另一边,在一片号称“中央之国”的土地上,有另一群白发苍苍的母亲,她们依然在爲永远失去的孩子奔走呼号。她们甚至继续被剥夺公开悼念死去的孩子的权利。就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中共当局再次导演了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的闹剧。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中共当局虽然被迫释放了母亲们,却继续她们对实行“监视居住”。在这个号称“三个代表”的天朝大国,记忆被活埋,正义被扭曲,良知被扼杀,“天安门母亲”面临著比“中央广场母亲”更残酷的命运和更漫长的期待。这个拥有几百万军警宪特和几千万共产党员的政权,居然害怕被一群手无寸铁的母亲们所颠覆。

   在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一群天真的孩子,头发□乱的孩子,忍受著饥饿的折磨的孩子,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眸子再也看不到黎明的阳光,绝对没有想到他们的手再也牵不到母亲的手,绝对没有想到“鱼水情深”的“人民子弟兵”会向他们开枪。那天晚上,母亲亲手编织的白毛衣上,突然冒出一个又一个的弹孔,殷红的鲜血汩汩流出。那天晚上,如同恐龙般咆哮著的坦克扑了上来,同伴的身体一瞬间便消失在滚烫的履带之下。那天晚上,孩子们的尸体连同装著课本和情书的书包一起被扔进了火葬场。那天晚上,曾经象征著中国美好未来的民主女神塑像,也被碾压成了粉末。那天晚上,梦破碎了,理想破碎了,希望破碎了,孩子们的身体破碎了,母亲们的心破碎了,中国破碎了。

   孩子们的死亡在一刹那间降临,母亲们的痛苦却绵延了十五年,而且还将持续下去。母亲们已经经历了一次分娩的痛苦,她们还得经历一场比分娩更爲痛苦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十五年过去了,广场的鲜血早已被清洗得一乾二净。刽子手们戴上白手套装模作样地向人民挥手,而人民在屈辱中选择了苟活。那些街头汹涌的人潮灰飞烟灭了,那些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沈默了,那些因“六•四”而获得绿卡在大洋彼岸享受自由生活的十万同胞也逐渐心安理得了。这时,只有一群弱小的母亲绝不屈服,用她们的爱,用她们记忆,用她们的眼泪,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那场屠杀实实在在地发生过,那些生命真真切切地存在过。这些伟大的母亲让我们尊敬,也让我们羞愧。这些伟大的母亲感召著我们勇敢地擡起头、张开嘴,直面惨澹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说出可怕的真相。

   在阿根廷,“中央广场的母亲”们用七年的时间赢得了公义的降临;在中国,“天安门母亲”们用十五年的时间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安慰。在阿根廷,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唤醒记忆、捍卫历史、追索真相、控诉罪恶;在中国,直到今天,“六•四”惨案依然是一个不可谈论的禁忌,“天安门母亲”们依然是一群“不可接触的人”。在阿根廷,人权组织设立了名爲“记忆之墙”的网页,访问者在网页上贴上死难者的姓名和照片。成千上万的照片,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震撼著人们的心扉;这些数位化的网路面孔,让人们认识到痛苦和损伤的真相。在中国,官方投入钜资建设负责网路监控的“金盾工程”,只要出现“六•四”字样的文章便被这套精密的软体自动删除。接收几件从香港寄来的印有“天安门”字样的T恤衫,居然成爲母亲们“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证。

   在阿根廷,遇害者的家属们设立了名爲“阿根廷虐待者和谋杀者长廊”的网页,那些罪恶的参与者和执行者的照片被公布出来。失踪者的儿女们调查前虐待者和行刑队员的下落,去这些凶手的住所举行示威活动,并向当地居民散发传单,上面写著:“警告──凶手就住在你的隔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屠杀造成的后遗症却是道德真空和良知麻木。这个民族已经丧失了判断是与非、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能力,金钱与权力成爲唯一的信仰,爲了“成功”可以不计一切手段。凶手们不仅没有任何忏悔之心,而且依然在变本加厉地作恶。凶手们不仅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且依然在恬不知耻地宣扬“杀人有理”的屠夫逻辑。于是,刽子手们都天然地获得了杀人执照,这是一种铁与血的中国式的伦理。中华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正如《圣经》中所说:“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乾,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利米书》十二章四节)

   一个月以前,在美国彼洛耶特学院举办的“六•四”讨论会上,一名来自上海的、二十出头女留学生站起来反问与会学者说:“这是一个过于陈旧的话题,我自己就从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六•四’的资料,看了之后就忘记了,不觉得有什麽意思。”在这个复旦大学毕业的女孩身上,我发现屠杀仍然在进行中,在肉体的屠杀之后,紧接著的是精神和心灵的屠杀。在精神和心灵的意义上,这个女孩已经被杀死。英国学者鲍曼在对大屠杀前后的民衆心理作了深入研究之后指出:“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邪恶巴望著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鲁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鲁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它既不需要热情的跟随者,也不需要大声叫好的听衆,在受到一种安慰性的想法──还没有轮到我──激励之后,自我保全的本能确确实实将感谢上天:藏起来,我还是能够逃过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在对母亲们普遍的冷漠和蔑视之中,在自作聪明的“幸灾乐祸”中,我们又浑浑噩噩地生活了十五年。悲剧远远没有结束,在“天安门母亲”的身后,又出现了杨子立的母亲、黄静的母亲、孙志刚的母亲和李思怡的母亲们。她们的眼泪汇集成一条比长江黄河还要长的河流。

   一个折磨母亲的民族,不值得世界给予尊重;一个羞辱母亲的政权,不值得公民给予信赖。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请让我们一起爲十五年前死去的青年祈祷,爲丁子霖女士和蒋彦永医生祈祷,爲天安门母亲祈祷,爲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多灾多难的母亲们祈祷。我们的母亲正迈著沈重的步伐向我们走来,让我们前去拥抱她们;我们的母亲早已哭瞎了眼睛,让我们亲吻她们布满皱纹的脸颊。我们将永远与母亲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充满罪恶、暴力和血腥的现实世界升华爲洋溢著爱、同情和怜悯的天堂。

   ──二零零四年六月六日,芝加哥

   作者爲中国作家,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者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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