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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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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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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冰》再版序言:文字的破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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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酒与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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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新衣——剖析张承志
·今夜飞雪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勇敢者”游戏——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舟的遐想
·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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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序言:铁屋子与窗户
·不可救药的理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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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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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在母亲节前夕,我收到了杨子立的妻子路坤给我发来的一封伊妹儿,后面附了杨子立十年以前写的短文《母亲》。路坤在信中写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苦难的体会(承受),越来越理解子立的所作所为。我对子立理解的不深,现在常常在主面前忏悔,因为我感情粗糙没有给子立一段美好的恋情也没有温馨的家。我最大的痛苦不是他不在身边,而是做为他的妻子不知如何安慰他,如何帮助他。”
   
   杨子立的母亲是一名精神病人,也就是中国社会上通常带有贬义的说法“疯子”。当年,这名劳苦担重担的农村妇女,因为丢失了一把铁锹,害怕家人责备,晚上跑到坟头去哭泣,被“妖精附了体”,从此便疯疯癫癫的了。家人曾经请来术士来“赶鬼”,却毫无疗效。杨子立写道:“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能吻着娘的脸说,‘娘,我爱你!’而娘能听懂儿子在说什么。”
   
   杨子立母亲的苦难,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悲剧。像杨子立母亲这样的劳苦担重担的乡村妇女,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比比皆是。她们不是“被妖精附了体”,而是被无边的苦难逼向了崩溃。她们是被这个社会遗忘、凌辱和蔑视的一群最没有权利的人。杨子立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有为母亲的悲剧怨恨过父亲,奶奶,族人。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比娘更关心过我。他们都是纯朴、勤劳但无奈的人。悲剧的根本原因是贫穷和愚昧。为什么爸爸、娘几乎一天不歇地把辛劳的汗水洒在有着繁重的农活和做不完的家务的土地上,而又节俭到把吃一顿油条当做改善生活,却至今仍被牢牢地锁在贫穷和愚昧的枷锁里呢?”杨子立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中共方面正在为邀请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参加北京世界妇女大会而进行若干幕后交易。中共希望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妇女已经获得了全然的“解放”。然而,杨子立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当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有哪位代表知道在距会场四百多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位农村妇女的故事呢?”

   
   十年以后,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四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十年和八年的重刑。在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这四名出生底层的青年依然坚持“五四”时代文化思想启蒙的理想,致力于探索中国变革和进步的真理。他们或者深入建筑工地给民工讲授语文和法律知识,或者主办个人网页宣传民主和宪政的理论,或者邀请自由派学者到大学发表演讲,或者骑自行车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虽然生活在贫寒之中,他们却以青年人特有的纯真和朝气感动了身边无数的朋友。
   
   然而,仅仅因为组织了一个仅有八名成员的学术沙龙“新青年学会”,他们就被北京市安全局秘密绑架,然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的严重罪行起诉并审判。我不禁想起八十年以前组织“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和组织“觉悟社”的周恩来。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没有因为组织学会而受到政府的逮捕和审判,他们的学会吸引了许多青年的参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新一代青年却连这一丁点权利也被剥夺了。组织一个只有几名成员、一起讨论文化启蒙和政治改革的“新青年学会”,居然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我不得不追问:新政权难道真的比旧政权还要脆弱和心虚吗?要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转世,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继续组织“新民学会”和“觉悟社”,他们的下场会比“新青年学会”的诸君好吗?
   
   我含泪读完杨子立写母亲的文章,这才更深切地感受到他为什么要放弃高薪的职业、留学的机会,而走向一条苦难的不归路。他要为自己的母亲,天下千千万万的母亲争取真正的做人的权利。因为这样的权利本来就是上天赋予的,不能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代表”。杨子立意识到,如果他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优秀的电脑工程师,确实可以挣到一笔钱,改善家庭的状况,医治母亲的病痛,却无法改变更多的母亲的悲剧。他发现,建设一套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以及充满爱、同情和怜悯的道德伦理体系,才是让千千万万母亲过上健康、富足和幸福的生活的前提。于是,他为此而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成了这个号称“保障人权”的国家内的又一名“良心犯”。
   
   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杨子立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的眼前和耳边,他和朋友们却被囚禁在高墙之内。我不是他们的亲人,没有去监狱探望的权利。我却从刚刚去探监的他们的亲人那里得知,他们在那“见不得人的去处”并没有得到基本的人道待遇。然而,我深信,他们虽然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却必将让自由更快地降临在中国这片浸透血泪的大地。那些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加诸于四个青年身上的官僚和特务们,比当年将“莫须有”的罪名加诸于岳飞身上的宋高宗和秦侩还要可耻。自由主义的先驱者殷海光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按照某些专制统治者的逻辑,愚昧的民众就应当“莫谈国事”,“国事”是由“肉食者”垄断的。如果平民百姓谈论了“国事”,那么你就是在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恶活动。非常不幸的是,殷海光描述的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台湾的事情,再次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大陆。
   
   杨子立为了母亲们的幸福而坐牢,那么我们都应当把杨子立的母亲当作我们自己的母亲。《圣经》中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愿杨子立的母亲们都能够得到安息。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日,华盛顿
   
    作者为中国作家,现在美作访问学者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5/11/2004 6:26: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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