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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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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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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毕业生?
   ——有感于北大校长与耶鲁校长的对话
   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播出了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和耶鲁大学校长莱文的对话。北大和耶鲁两所大学分别是中国和美国的两所一流的名校,在这次对话中,两名校长的教育理念和价值标准的分歧表露无遗,而背后则是两国高等教育的现实水准和教育目标的根本性的差异。
   一九四九年以来,主政者在高等教育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方面出现了若干严重的偏差。五十年代初,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迅速关闭、合并或改造了数十所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党委直接进驻大学成为“太上皇”,民国以来已经形成的大学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受到巨大伤害。此后多次政治运动均从大学开始发动,社会学、法学、遗传学等学科遭遇灭顶之灾。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因为当年慢待了当年在图书馆打工的临时工毛泽东,更是受到重点整治。在五十年代初,北大传统中民主与科学的血脉几乎被连根拔起——北大校长马寅初因“人口论”而遭受批判即是一个典型。“文革”肇始,北大成为毛泽东随心所欲使用的一枚棋子,其第一张大字报即在北大贴出。可以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具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现代大学精神的北大一直是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企图将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大学改造成一条条生产技术奴隶的流水线。正如毛泽东所说,大学是要办的,但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大在技术主义和经济浪潮的夹缝中拙于应对。人文学科不断萎缩,学术创造性亦急剧衰退。具有公共性的丑闻亦层出不穷,比如二零零四年由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主导的博士生招生丑闻,此事如果发生在西方名校,当事人必定会受到严厉惩处。然而,尽管媒体的报道沸沸扬扬,朱苏力却仍然稳坐院长的宝座,北大根本无意对社会有所交待。北大最近的几任校长均是理工科出身,再无昔日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丁石孙的学识、胸襟与风采。近期媒体上关于“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中,竟然清一色的是民国时代校长们的老面孔,可见当下的校长们并不受民众和学生的尊敬与爱戴。
   这一次在央视节目中与耶鲁校长对话的北大现任校长许智宏,原来是中科院副院长,虽然在其专业(生物学)方面有一定成就,但根本不具备掌管北大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教育家的气度。此次对话的内容,充分地暴露出许先生在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和教育理念上都远远算不上最高学府中称职的校长。
   在谈话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提出第一个问题:大学生到大学来,最重要的三个任务是什么?许智宏回答说:“第一,大学生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第二个应该学会怎么做人,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人品、基本的道德修养。第三点必须有为社会服务的能力。”而莱文校长的回答是:“首先,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对任何事情都提出质疑。第二点是学习,虽然你应该先提问题,但你需要学习、读书,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是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两人的回答高下立现。许智宏所说的第一点是大而无当的“学习”,学习固然重要,但究竟如何学习,他没有谈及。第二点仍然是大而无当的“人品”和“道德修养”,但做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他也语焉不详。第三点更是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强大惯性:个体应当服从于集体,个人应当服务于社会,而丝毫不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自由的伸展。相比之下,莱文校长的回答极其精彩:他把“怀疑”作为一个学生最重要的素质,科学的发明和文明的进步正是源于人类的好奇心;他强调学习的目的是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自己探究真理的所在;他还指出,任何结论都必须是自己独立思考之后得出的,而不能拾人牙慧。莱文校长所谈的这三点,恰恰是大学精神的核心,大学乃是造成个人全面素质的发展,乃是启发年轻人追求和捍卫真理的勇气。正如现场的一位嘉宾王东成教授所评论的那样:“我们大学最重要的要通过‘二自’(自主、自由)的学习,培养人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的民族,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民族也不会独立和发展。人的独立、人的自由发展,本来也是所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
   这场对话中更吸引我的是另一个内容是:主持人请两位校长分别选出自己学校毕业的五位最优秀的毕业生。两位校长的人选都很耐人寻味。
   在许智宏的名单中是这样的五个北大毕业生:“第一位是季羡林教授,他主持北大东方语言系,是历史最长的系主任。第二位是侯仁之先生,他是搞历史地理学的。第三位是王选教授。他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后来转到计算机领域,是中国汉字激光照排的创始人。第四位是周光召先生,原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是理论物理学家。最后一个是李政道先生,他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现在也是北大的兼职教授。”
   莱文校长的答案是:“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实际上你可以从第四十一届及第四十三届美国总统中,任选一位你认可的布什。希拉里•克林顿,我想她是美国从政女性的杰出代表人物。我还选择了一位学者,我觉得乔纳森•斯宾塞先生再合适不过了,他是一位伟大的中国史学家。而梅丽尔•斯特里普,是一位活跃在英语电影戏剧舞台上的最伟大的女演员。”
   针对两位校长的名单,现场的另一名嘉宾、欧美同学会的负责人王辉耀评论说:“我注意到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北大的这个名单上面,五位都是学者。在耶鲁这个名单上,就有政治家、科学家和演员,比较多样化。另外我还注意到,在北大的名单上五位全都是男性,在耶鲁的名单上则有希拉里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两位女性。”王先生的评论是公允的,对许的批评比较含蓄。其实,两个名单的差别并不仅仅是“代表性”的狭窄与广泛,更深刻的差异在于两位校长对教育、文化、历史及人生的理解的单薄与饱满。且不说许智宏列出的第一位人士季羡林教授根本不是北大的毕业生(季羡林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只是后来才到北大任教,而主持人要求列出的是“五位本校最优秀的毕业生”,许智宏犯了一个根本不应该犯的、低级的、常识性的错误。校长居然对本校的校史如此陌生,让作为北大毕业生的我为此感到汗颜),在这张名单中的某些学者,如科学家李政道,他的主要成就是在美国取得的,得益于美国的大学制度和学术自由,跟北大并无太大的关系。如此生拉活扯过来,能够为北大脸上贴金吗?
   其实,两名校长开出的两个名单的差别,并不仅仅是“代表性”的狭窄与广泛,更深刻的差异还在于两位校长对教育、文化、历史及人生的理解的单薄与饱满。且不说许智宏列出的第一位人士季羡林教授根本不是北大的毕业生(季羡林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只是后来才到北大任教,而主持人要求列出的是“五位本校最优秀的毕业生”,许智宏犯了一个根本不应该犯的、低级的、常识性的错误。校长先生对本校的校史如此陌生,让作为北大毕业生的我感到汗颜),在这张名单中的某些学者,如科学家李政道,他的主要成就是在美国取得的,得益于美国的大学制度和学术自由,跟北大并无太大的关系。如此生拉活扯过来,能够为北大脸上贴金吗?
   许智宏声称,他挑选杰出毕业生的标准是“学术上的成就,以及他个人的人品”;而莱文校长则指出他的标准是:“那些伟大的学者都富有好奇心,渴求知识,并主动地进行社会实践。他们都抱有远大志向,并为之做出贡献。我推荐他们是因为他们都是领导天才,像比尔•克林顿是天生的领导者,是位鼓舞人心的演说家。”许校长强调“学术上的成就”,显然未能理解北大之于中国的意义——北大不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大学,北大乃是中国的“思想库”;而许校长所说的“人品”亦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什么是“人品”?是指私德还是指公德?语焉不详。相反,莱文校长的定义则符合耶鲁大学在美国的地位——耶鲁大学是培养国家的领袖人物的,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其他一些领域的领袖人物,因此他评价优秀毕业生的标准是他们是否具备“领导才能”。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毕业生?我相信,每一个北大人、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会有不同的答案。而不同的答案背后折射出来的,则是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对民主、自由以及学术和文化的不同理解。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让我来拟订一张名单的话,我的名单上会有这样的五名学长:傅斯年、冯至、钱煦、林昭和杨子立。
   傅斯年(一八九六年——一九五零年),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一九一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一九二零年,赴英国和德国留学。归国后筹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兼任北大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大代理校长。著有《东北史纲》、《古代中国与民族》、《古代文学史》等,注重中西和古今的结合,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傅斯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一位具有深切的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抗战期间,他在国民参议会上痛斥国民政府高官孔祥熙、宋子文贪污渎职,震动全国,将宋子文逼下台。一九四九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在蒋氏威权主义统治下,竭力保护台大师生,捍卫学术自由,使北大精神在台大得以一脉相承。同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他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一九五零年五月二十日,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覆教育行政的咨询时过度激动,因脑溢血而瘁逝。今天的台大校园内,还有保存有“傅园”与“傅钟”,是台大的地标。
   罗家伦(一八九七年——一九六九年),江西进贤人,字志希,教育家、历史学家。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期间曾主编《新潮月刊》,撰写《五四运动宣言》,为“五四运动”的命名者。一九二零年赴欧美留学,四大国五名校研读七年,专治历史与哲学。一九二六年回国,稍后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战地政务委员兼教务处长,曾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代教育长。一九二八年,清华学校更名清华大学,出任首任校长,期间整顿教育,裁并冗员,精简机构,罗致优师,扩建设施,卓有成效。一九三二年,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提出“诚、朴、雄、伟”的学风,把“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设为中大的使命,中央大学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抗战胜利后,罗家伦先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代表、首任驻印度大使。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中国笔会会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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