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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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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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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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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杀人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因为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西宁市某中学5名女中学生吞服大量舒乐安定片后集体上山轻生,幸亏及时发现抢救生还。此事引起家长、社会的严重关注。因考试成绩不价而集体轻生,堪称新中国教育史上惊心动魄的一章。
   
   西宁市某中学初二的5名平时成绩较好的女学生,因为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思想包袱很重。其中的一个女学生委托朋友买了170片舒安定片,其他几名同学也纷纷效仿。一天中午,她们服下此药,最多的服了21片,最少的服了10片,然后跟部分同学说:“同学们,永别了!”到了下午上课时,老师发现5名学生不在课堂,便有同学向老师报告这5名学生中午时的异常表现。学校立即组织力量四处寻找,到了晚上7点钟,在南山坡上发现5名女学生并排躺著等死。随后,学校将学生带回教室,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家长得知消息后,立即将自己的女儿送到附近的诊所进行治疗。期间,耳闻目睹此事的群众拨打“110”报警电话,警方又将这些学生送进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5名学生这才脱险。
   
   报道很简单明了,但是我更关心事件之后这些少女的心理状况,以及更多的中学生们的心理状况。责怪孩子是不对的,孩子是牺牲品,是我们的不正常的教育体制的牺牲品。我之所以震惊,是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们的教育竟然堕落到这样的地步──教育不仅不能启发人的心智、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反而成为杀人的工具。教育的神圣性和进步性丧失无遗,教育走向教育的反面,受教育的人成了教育的奴隶。这当然也不完全是西宁市这所学校的老师们的错误,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教育制度整体性崩溃的一个明显的信号。如果我们对这个信号再不引起充分的重视,我们的未来就岌岌可危了。因为未来掌握在现在的受教育者手里,他们的智力水平、心理素质和道德水准的高下,就直接决定在下个世纪的地球村中我们民族所处的地位。

   
   考试成绩居然比生命还要重要,这样的考试比起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来,有什么进步呢?诗人裴多芬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然而,上面的事件却让我发现,在我们的中小学里却是“若为分数故,生命不足贵”。冷冰冰的数字吞没了鲜活的生命,这是教育最大的失败。一个人的能力和一个人的素质,难道仅仅就能被分数所界定吗?“人”本身是最重要的,而分数是外在的。分数所能够说明的,也许仅仅是一个学生的无足轻重的某个方面而已。那5个自杀的女学生,因为分数的不理想,就丧失了所有的自信心和自信力,这不仅是她们自身心理素质较差,而且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的压力。一旦考试成绩下降,老师、家长和亲戚朋友邻居对学生的看法立即发生了变化。有的老师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对分数不等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态度,成绩好的学生问问题时他们循循善诱、耐心讲解,成绩不好的学生则冷淡敷衍、不闻不问。家长自认为为孩子付出了一切,孩子要用优秀的学习成绩来“报答”父母的一片苦心,如果孩子成绩不理想,分数不高,就一定是没有专心学习,就是“对不起”父母、就是不肖之子和不肖之女。这样,一个学生的价值必须用分数来标识,外界看不到别的因素,而别的因素却是更重要的──例如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等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却隐而不彰。你再有创造力、想象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假如没有得到高分,那么这一切都无足轻重,你照样是“差生”。在我们的教育思想里,像爱迪生、爱因斯坦、比尔·盖茨这样的学生百分之百是坏学生:你的成绩不佳,你的智力肯定有问题,你就必须被打入二流、进入另册。我们的教育思想不知扼杀了多少有创造力、想象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好学生,他们不知不觉地被纳入到僵化的考试制度之中,成了僵死的木乃伊。
   
   从报道中,我看不到一点点关于自杀的5个女孩心理状况的描述和分析,我也没有发现家长和社会对这一事件究竟有什么反思。“分数第一”的思维,使中小学生从小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与天真和单纯绝缘。为了分数,他们甚至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中小学生之间已经没有多少真正的“友谊”可言了。北京某重点中学的一名优秀学生,深夜潜入学校教务处的办公室,目的不是偷窃,而是找到模拟考试的成绩单,涂改自己的分数,使自己的名次由第4名跃升到第1名,然后再涂改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分数,希望以此打击对方。有人说中小学生太看重分数只是因为他们年龄太小、心理承受能力较差,那么大学生呢?近年来,高校里学生因为成绩不理想而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每个学期的半期考试和期末考试以后,清华大学的主楼上都会有几个学生“勇敢”地飞身跃下。这些理工科学生精确地计算了自由落体的速度,从十几层的主楼上跳下来必死无疑。看来,心理脆弱不仅仅是年龄的原因。没有人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所有人都盯著学生的考试成绩。结果,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智商高、情商低,有丰富的知识而没有良好的心态的学生。教育对他们的伤害远远大于教育给予他们的帮助,他们今后将面临漫长的人生道路,面临挫折和打击,但他们的心理已经无比脆弱。没有重量的分数就能压垮他们,更何况其他的考验呢?欧美国家从小学起就开设了心理健康的课程,而我们直到大学还缺乏起码的心理教育。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开设的心理咨询活动,参加的学生远远没有组织者设想的那样多,学生们普遍对心理咨询持冷淡的态度,或者认为去咨询的都是“有病”的人。其实,从小就被扭曲的教育所扭曲的青年一代中,又有多少人的心理是完全健康的呢?
   
   反思杀人的教育和教育何以达到“杀人”的地步,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我所说的“杀人”,既包括显形的杀人──即如同西宁市的那5个女学生那样被分数逼得自杀;又包括隐形的杀人──即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扼杀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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