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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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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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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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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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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震价值百万的「名誉」

   北京喜洋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宣布,著名歌星田震将状告《南京晨报》侵害其名誉权。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毛宁太臭 田震没艺德 圈内人话歌星》一文,文章在小标题“千万别和田震合作”中,引用一名“业内人士”的话指出:“田震是最没有艺德的艺人,简直不懂礼貌为何物,请她来演出你能崩溃!一不高兴就说‘等会儿再演吧’……上回‘拼盘’演出,她唱完了走回化妆间,啪啦一下就把鞋给踢飞在那儿晾脚,多恐怖啊!你请田震来演出一回,就知道什么是痛苦的经历了。”这则新闻刊登以后,田震立刻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向北京朝阳区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该报立即停止侵害田震的名誉权并在相关媒体上赔礼道歉,同时要求该报社赔偿精神损失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

   看来,名人的“精神”确实要比老百姓的“精神”宝贵,被辱骂几句就狮子大开口要索赔一百二十万。我一般不看报纸的娱乐版,我对“狗仔队”费尽心机探听到的明星的新闻没有丝毫兴趣。可是,就是有那么多读者喜欢了解明星们家马桶的牌子、明星们家宠物的生日、明星家早餐的菜单,这就注定了报纸要拿出大量版面来报道这些“内幕消息”,也注定了吃“狗仔队”这碗饭的“记者”比其他任何部门的记者都要多、都要忙。

   明星离不开“娱记”,“娱记”离不开明星,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利用,创建著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文明”。既然是明星,享有滚滚而来的财富和如日中天的名誉,又能够让媒体时不时地作免费宣传,当然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名人的名誉权、隐私权受保护的程度,理应比一般的老百姓要弱。这就叫“有得必有失”。明星必须拥有承担种种绯闻和非议的心理承受能力。

   当年,被指责造成戴安娜王妃车祸的几名“狗仔队员”曾受到法国警方的起诉。但是,法院在审理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并没有任何罪过。娱记们疯狂追逐包括戴安娜在内的名人、不惜任何代价挖掘名人们的隐私,仅仅因为他们从事著这样一份职业。你可以从道德层面指责他们的所作所为,但他们的言行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作为名人一方,既然自己要选择充当公众人物,就得忍受记者们无休止的“骚扰”,就得承受媒体尖刻的批评乃至野蛮的痛骂。即使权力之大到了美国总统的地步,也不可能给所有媒体下一道命令:你们只许说我的好话,不许说我的坏话,否则让你们统统关门!看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先生的遭遇吧,贵为堂堂一国之尊,与女实习生的性爱细节却被大白于天下,比起田震女士来不知道要“悲惨”多少倍。但是,克林顿好像没有说要起诉任何一个“诽谤”他的媒体。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大权力的人,克林顿也得乖乖地忍受媒体的冷嘲热讽──不管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他都得硬挺著。因此,我想告诉田震女士的是:连遭到公众和媒体“骂”的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都没有,你还当什么名人呢?干脆回家去种红薯吧。美国大法官布瑞顿说过:“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确保个人能实现自我的手段。人生的目的就在于充分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和天赋加以充分实现。”因此,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各界名流,出于捍卫自己所谓的“名誉”的原因,而要想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是一种邪恶或可笑的想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古人早就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了,田震女士为什么还要犯这个低级的错误呢?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法院居然判定田震一方胜诉。虽然法院最后只判处区区数万元的赔偿金额,田震的音乐制作人张卫宁却表示非常满意。他认为,实际上田震所打这场官司,主要是想讨个“公道”。因为名人的名誉是决定其事业的基本要素。当初提出赔偿一百二十万元精神损失费的请求,主要出自对艺人自身价值的评定,而对于真正赔款的多少并没有太多的所谓。

   在我看来,这一判决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以后谁还敢批评这些趾高气扬的明星呢?对于法庭的判决,《南京晨报》发表了一份声明:“客观真实、持论公正是《南京晨报》追求的目标,我们对田震和对其他演艺界人员一样,不存任何偏见。在此之前,我们对田震曾有大量报道,充分肯定她在歌坛上的成就,我们对演艺界不良现象及对个别演艺人员的批评监督,并非始于田震。本报声明,引起田震诉讼的报道,第一,消息是有来源的,并非记者凭空杜撰;第二,如果这篇报道内容失实,或因没有足够的法律证据证实它的真实,本报负全部责任。对田震形象构成损害,本报表示遗憾并致歉;第三,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披露向《南京晨报》提供消息的相关人员的情况,保护采访对象是我们恪守的职业道德;第四,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捍卫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对演艺界的报道,保持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正义和良知,决不放弃我们褒贬评判的权力。我们不会因为这场官司的输赢,改变我们的初衷。”尽管我同情《南京晨报》的败诉,但对其立场也并非全部认同。南京报业白热化的竞争,导致许多报纸大肆报道明星内幕、名人隐私等八卦消息,以提高发行量和吸引广告。《南京晨报》也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它是否真的能像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坚持新闻工作者的“正义和良知”,我个人持怀疑的态度。不过,我希望包括《南京晨报》在内的报刊,以后能够把报道田震之流明星的版面,更多地用到报道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上──当然,这只是我一相情愿的设想而已,也许这个建议既不符合“市场规律”,也不符合“大众口味”。

   4/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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