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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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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飞的翅膀》自序: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致钱理群老师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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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们回雍正朝
·头顶上是自己的权利
·靖国神社:为谁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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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俄罗斯医生的故事
·事关“国家尊严”
·心灵的维度
·永远的普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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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爱与痛的边缘》目录
·“龙椅”为谁而设?
·九十年代的“红宝书”
·从尼克松到克林顿:被羞辱的总统
·官官相杀
·“鬼才”遇“鬼”记
·轿车不如轿子说
·鲁迅中了传教士的计?
·贪官的金蝉脱壳之计
·从日军细菌战档案说起
·城市边缘的挣扎
·发现我们自身的匮乏
·读《触摸历史——五十人物与现代中国》
·胡适:既开风气又为师
·密西西比河的月光
·山坳上的中国教育
·读克里玛:生活在布拉格的三种方式
·生命是忧伤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真
·读《第四种权力》
·谁来主持正义?——读《基督山伯爵》
·睡狮犹未醒
·文字与脑袋
·阉割外国文学: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外国文学作品的分析
·我们有罪,我们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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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侧记
·究竟谁在败坏“忏悔”的名声?
·批评的自由与认错的勇气
·闸门在你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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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人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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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
·别尔嘉耶夫的精神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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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跟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的……

   一九五四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者的独立起义。法军迅速开进这块北非贫瘠的土地,在此后长达八年无比艰苦的战争中,法军对被占领地人民施行了骇人听闻的酷刑。虽然在一七九八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就通过立法明确废除了酷刑,但在这片遥远而广袤的殖民地上,酷刑却成为家常便饭,甚至还有行政官员起草了一份《威劳米报告》,企图建议政府将在阿尔及利亚的酷刑“合法化”。
   
   第一个站出来抗议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的是杰奎斯德布拉迪尔将军。他于一九五六年奉命来到阿尔及利亚,呈现在他面前的是军人和警察对居民采取的各种各样的酷刑与杀戮。布拉迪尔告诉他的上司马苏将军,他接到的命令是“绝对违反对人的尊敬的,而对人的尊敬是我生命的基础”。他写信给总司令,要求让他返回法国,却被拒绝了。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各种体制内的努力最终无效之后,布拉迪尔给《邮报》写信,呼吁国内有良知的人们注意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切,提醒那些被“爱国热情”冲昏了头脑的同胞──“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可怕的危险,它使我们看不见创造了我们伟大的文明和我们伟大的军队的道德价值。”用传统的观点来看,作为一个军人、一个高级将领,他采取这样的做法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他的行为让军队的荣誉受到了伤害,他的行为削弱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他违反了军队内部铁一般的“潜规则”──“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布拉迪尔立即被军方免职,并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处六十天的“要塞拘留”。他昔日的功勋和美好的前程一夜之间都灰飞烟灭了。
   
   关于布拉迪尔将军此后的经历,我还没有找到线索和材料,我也不知道法国国民是如何看待这位“背叛的将军”的。但是,这位将军的行为却挽回了我对法国──这个最早颁布《人权宣言》的国家──的敬意。我相信,布拉迪尔将军在采取行动之前,内心经历了极其复杂和痛苦的挣扎:究竟是国家、政权和军队那抽象的“荣誉”更加重要呢,还是被凌辱者和被折磨者的基本人权重要?究竟是服从无所不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呢,还是服从“内心的道德律令”?布拉迪尔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坚信:所谓的“国家利益”,它存在的前提必然是、也只能是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他不能容忍鲜血渗透大地、呻吟充斥监牢、一个人像野兽一样撕咬另一个人。

   
   人区别于其他动物之处便在于,人有尊严、自由、爱和、同情怜悯。德国作家布莱希特说过:“为了使人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就需要有人呼唤他一下。”布拉迪尔将军就是这群可贵的“呼唤者”之一,他的呼喊在二十世纪的回音壁中激起了悠长的涟漪,他是活在二十世纪的“郭文”──雨果小说《九三年》中那个舍生取义的青年将军。在法国,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谱系有:贞德、伏尔泰、雨果、罗兰夫人、左拉、加缪、薇依……;在更加广阔的世界视野之内,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谱系还有:拜伦、潘恩、甘地、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昂山素姬……对于某一历史时段的“母国”、“人民”和“政权”来说,他们绝不是受赞美和受欢迎的人,但是对于永恒的时空和文明而言,他们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正如康德所说,人类最可宝贵的,一是天上灿烂的星空,二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这就是一群让自己的心灵与天上的星辰一样闪闪发光的人。在他们的感觉系统里,他人的眼泪就是自己的眼泪,他人的伤口就是自己的伤口,他人的厄运就是自己的厄运,哪怕那个人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远在千万里之外的人、一个卑贱而微渺的人。布拉迪尔将军说:“对人的尊敬是我生命的基础。”这是一条不容跨越的道德底线:人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爱人,因此人与人之间也应当互相尊敬和爱护。人类所有的文明均建立在这一基石之上。而一切的专制主义者要想施行他们那“铁与血”的法则,首先就要解构这条道德底线和这块文明基石。
   
   斯大林在他庞大的帝国之内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围绕著这两点展开的。苏联学者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他的巨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中谈到,人们是从照片、从半身雕像和高大的纪念塑像记住斯大林的,“领袖”往往被塑造成这样:他举起一只手给大家“指引”道路,面带慈祥的微笑,一对关心人的眼睛富有特色地眯缝著。当时谁能够想到,在这伪装后面竟然隐藏著病态般的残忍、无情和狡诈?沃尔科戈诺夫接著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当斯大林听说他第一个妻子的兄弟亚斯瓦泽将作为“德国间谍”而被判处枪决时,他随口说了一句:“让他请求赦免。”在执行枪决前夕,克格勃军官向斯瓦泽转达了最高领袖的这句话。然而,被判决者没有乞求赦免,他勇敢地反问道:“我该请求什么呢?要知道我什么罪也没有犯啊!”事情了结了。斯瓦泽被枪决了。斯大林在得知他的这位童年的挚友和内兄的最后几句话后,只是随随便便地说:“瞧瞧,有多么傲气,死也不求饶。”
   
   斯大林与斯瓦泽恰好处于人性极端对立的两极。斯大林认为,人是可以被统治和被奴役的,人是历史发展链条上的工具。因此,他使用恐惧、屠杀和欺骗来维持他的权力,只有权力是第一位的。但是,斯瓦泽却认为,人是不能被统治和奴役的,人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人的尊严和自豪绝对不会被暴力和死亡所征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瓦泽和布拉迪尔一样,向我们展示了人的“存在”这一高贵的事实。他们的心灵像上升的星辰一样,让在旷野中的人久久地仰望,也给寒冷中的人以温暖的慰藉。有了星星的存在,黑暗就永远不会肆无忌惮地统治我们的世界。作家筱敏说过:“人的尊严不承认强权,正如大海不承认石头或钢铁的堆砌一样。当浩瀚的大海展现在你面前,你依然觉得水的柔弱吗?究竟有谁窥见过海的深藏部分?大海肯定在等待著什么。”大海不可征服,心灵也不可征服。斯大林们胜利了吗?不,没有。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苏格拉底、耶稣、斯瓦泽和布拉迪尔。
   
   让我们都成为拒绝黑暗的那颗星,让我们的心灵跟那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像尼采说的那样:“人们扔给隐士的是不义和污秽,可是兄弟,你依然要做一颗星照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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