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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李鹏连说谎的自由都没有了
·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菩萨能够保佑贪官吗?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为什么我们要捍卫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西藏就是潘多拉,王力雄就是杰克,唯色就是纳特莉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教师
·本雅明:没有美,便没有善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图图离中国有多远?----从《图图传》看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景
·达赖喇嘛自称“印度之子”有什么错?
·在圣经里寻找经济学的源头——财经作家、诗人苏小和访谈(上)
·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胡温真的关心艾滋病人吗?
·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陶兴瑶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
·总理的无耻是国耻吗?
·看胡锦涛如何分裂别人的家庭
·羞辱妓女能够让这个国家获得尊严吗?
·“大国崛起”的迷梦几时方休?
·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世博会与老鼠药
·那红色是鲜血的红色 ——读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
·温家宝神话是怎样造出来的?
·“黄金时代的故事”继续在中国上演
·中共是个隐蔽的塔利班
·卡钦斯基:从波兰“第四共和国”到“新欧洲”
·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读本内特《美国通史》
·官员妙语一箩筐
·SB会在北京开吗?
·从蜗居中走出来的总理就能让人民免于蜗居吗?
·温家宝该为北大的堕落负责吗?
·县委书记是个高危职业吗?
·温家宝迫害袁腾飞就是纵容毛派邪恶势力
·胡耀邦对待魏京生与温家宝对待刘晓波之差别
·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没有愿景的胡温可能“不折腾”吗?
·温家宝为什么认为中国的国情很特殊?
·难道只有第一把手才有资格改革吗?——从叶利钦终结苏联看温家宝的不作为
·那个杀人的日子与我有关
·是从“六一”到“六四”,还是从“六四”到“六一”?—— “六四”屠杀二十一周年祭
·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温家宝“三顾”北大应当见什么人?
·《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宦官已绝,文妖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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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在与朋友们一起讨论中国的改革和进步的时候,比起经济的增长和制度的修正来,我更关心的是人心的净化和道德的维护。我认为,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乃是心灵的问题,乃是道德伦理底线的丧失和悲悯情怀的缺乏。一个没有爱、奉献和宽容精神的社会,无论其经济如何增长、武器如何先进,终究是一个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社会。二零零三年春天,年仅三岁的四川小女孩李思怡,因为母亲偷东西被警察带走而一个人在家中活活饿死。这个悲惨的故事昭示了一个可怕的现实:我们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果有一个环节的齿轮尚能正常运转,比如警察稍稍有点同情心、比如邻居们多一份爱心,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就绝对可能活下去。李思怡事件已经发生,李思怡事件还在发生。在面对这样一桩接一桩残酷事件的时候,我时常想到特蕾莎修女的故事。
   这位瘦小的修女有一句名言:“爱,直到受伤。”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上,许多伟大的人物曾发表激情彭湃、高屋建瓴的演说,特蕾莎修女却讲了一个小故事:“我曾与一个有著八个孩子的印度家庭有过一段最不平凡的经历。我来到这个家庭,发现孩子们眼中闪烁著饥饿的光。我给他们带去一些大米,母亲分了分这些大米,然后出去了。当她回来后我问她:你去哪了?她的回答很简单:他们也饿。她把部分大米分给了邻居的孩子。”特蕾莎修女说,最打动自己的是这位母亲也知道这种爱。那天,她与孩子们分享的不仅仅是大米,还有爱和快乐。“像他们一样的孩子需要爱、照料和呵护,就像他们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得到了许多许多一样。我们将不仅能够帮助印度和非洲的儿童,而且能够帮助这整个世界上的儿童,我们的姊妹遍布世界。”由特蕾莎修女领导的修道会,有成千上万的姊妹照顾那些需要爱的人,那些感觉“没人需要、没人爱、感到惊恐”的贱民。她们以实际行动传播爱,并相信通过增加这种爱,“我们将能够克服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邪恶”。
   
   “特蕾莎修女在中国”,一直是我极其重视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慈善事业在中国极其滞后的现实。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存在著两极的格局:一头是权力大得无法限制的政府,另一头则是权利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民众。在“全能政府”的笼罩下,是民间社会的消失、公共空间的蹇迫以及慈善事业的萎缩。“慈善”的缺席,自然也使得真正的“慈善家”寥寥无几。于是,当我读到《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一书时,如同沙漠中的旅人发现了绿洲一般的惊喜。
   

   余祖亮是福建福安市的一名普通百姓,凭借著福建人特有的吃苦的精神和灵活的头脑,他在八十年代末成为当地有名的百万富翁。有了钱,该做些什麽呢?是弥补童年的困苦而大吃大喝、拼命享乐?还是把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呢?此时此刻,余祖亮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从事慈善事业,特别是收养孤儿的事业。当地的弃婴现象非常严重,许多女婴和有残疾的婴孩都被父母抛弃到街头巷尾乃至荒山野岭。余祖亮不忍心看到这些幼小的生命如烛火般消失,便决心自己来当这些孩子的父亲。
   
   从一九八九年至今十五年间,余祖亮创办的私人孤儿院先后收养了六百多名弃婴,拯救了六百多名嗷嗷待哺的生命。曹燮采访余祖亮的过程一波三折。采访之难让曹燮感受到了余祖亮的可贵,采访之难也让曹燮感到了中国慈善事业的艰辛与困窘。余祖亮的故事显然不是孤立的个案,它能启发我们对今日中国大陆慈善事业的内部运作及外部环境进行深入的思考。在今天的中国,做坏事容易,做好事却很难。最让我感慨的是余祖亮不断经受的压力、阻碍和打击──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和鼓励慈善事业,加之地方官员对政绩和面子的过度看重,以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片面理解和执行,使得余祖亮的孤儿院处于“半地下”状态,频频被关闭,屡屡迁移新址。余祖亮的义举不仅得不到某些地方官员的支援,反倒被认为是在“破坏计划生育政策”,多次遭到严厉的罚款。在某些地方官僚眼中,他几乎成了一个“捣蛋鬼”。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余祖亮依然十余年如一日地以钜款支援孤儿院的事业,并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不怕被亲人误解,也不怕被官员所欺□;他不企求得到回报,也不想由此“出风头”。他像老黄牛一样,在背后默默地实践著特蕾莎修女的名言“爱,直到受伤”。
   
   余祖亮为何有如此博大的心胸和情怀呢?他从事慈善事业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有著信仰的强大支撑。余祖亮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小便生活在信仰的氛围之中。 “六百个孤儿的父亲”,这不是一个常人所能够承担的命名。余祖亮的两个儿子都过著自食其力的快乐生活,受父亲的感染,也都有怜悯和同情之心。小儿子在念大学的时候,每月只要三百元的生活费,而且还要省吃俭用去帮助贫困学生。余祖亮感动了家人,更感动了许许多多的陌生人。如今,到孤儿院来当义工的人数以百计,从学校老师到外地来的打工仔打工妹,从家庭妇女到七十岁的老人,都自愿来到孤儿院给余祖亮做帮手。这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耶稣的戒律。曹燮虽然不是信徒,但他发现了信仰的力量、信仰的激情,他把这本传记的最后一章命名为“理想家园”──这个“理想家园”始于一七一五年抵达闽东福宁教区的西班牙传教士白桑实,这个“理想家园”就是余祖亮所有善行的源泉。比利时神学家吕斯布鲁克曾经提出一个“普同”的概念,一个沐浴在信仰的光芒中的人,他的爱应当是“普同”的。吕斯布鲁克这样写道:“基督之爱是普同的,他的教诲与劝诫是普同的,他那充满怜悯和宽容的慰藉是普同的。他的灵与肉、他的生与死以及他的服务对所有人来说永远都是普同的。若非为了将得永赎的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基督从来都不为自身存活而取一口水、一餐饭,直至末日。基督自己从来没有任何财物,没有任何东西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是普同的:身体与灵魂、母亲与门徒、斗篷与短衣。他为我们而吃为我们而喝。属于他自己的财产只有其伤痛、苦难与悲惨,但是由此而来的助益却属于整个共同体,而且他所博得的荣耀对所有人都永远是普同的。”的确,没有信仰,人断然不会爱。没有信仰,人断然无法臻于“爱,直到受伤”的境界。既然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那麽每一个生命都应当受到关怀和尊重。余祖亮正是这样爱著这六百名弃婴,他以自己的怜悯、奉献和劳动,昭示了人的高贵、尊严和超越性。我想,这也许就是余祖亮的故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吧。 (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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