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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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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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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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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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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4)


   九月二十六日
   “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日本的夜车全都是卧铺,其卫生条件优于中国的软卧。火车的厕所毫无异味,芳香扑鼻,柔和的卫生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其清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大部分人家中的厕所。我想起当年在石家庄军训的时候爬上火车回老家的经历:一直站了三十八个小时,车箱内人胸贴人背,而厕所内屎尿横流,肮脏得不可下脚。同是火车,相差有天堂与地狱之远也。

   记得陈平原教授在《阅读日本》一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厕所文化”》。他指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陈平原教授称赞说,东京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厕所。其实,全日本的厕所都是如此,我在日本还没有发现一个厕所中有异味。日本人爱清洁的习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我曾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脏?》的文章,虽然有些“爱国贼”对此不以为然,我却深有同感。在美国和日本,最肮脏的地方必然是唐人街,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当年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自有其道理。直到今天,“新生活”之重要原则“清洁”,仍然没有在中国得以普及。
   金泽车站不大,各通道边都专门为残疾人设置了便利轮椅行动的缓坡。在车站的大门口,五位日本朋友前来迎接我们。他们分别是:金泽市市议员森一敏、石川县七尾港“中国劳工问题调查会事务局”担当松井洁、“日本劳动组合总连合会石川县连合会”副事务局长富濑永、北陆大学法学部教授田村光彰、“大东亚圣战大碑拆碑会事务局”局长山口隆。他们有着不同的职业与背景,却有着共同的古道热肠。一接到我们,他们便不由分说地从我们手中抢过行李,热情地说:“您们旅途辛苦了,让我们来拿吧。”
   金泽市是石川县的行政中心,亦是日本著名的古城,素有“小京都”之称。一四四九年至一四七一年,由佛教信徒“一向宗”在此建造寺院,逐渐形成城市。一五八三年,战国时代的诸侯前田利家建立了金泽城。江户时代,金泽是百万石俸禄大名加贺藩的都城,俸禄百万石是大名中的最高品级,也就是说除了幕府外财力最充裕的就是加贺藩了。由于加贺藩并非德川本家,常遭幕府疑忌。为了避嫌,加贺藩的历代藩主都把财力用于文化、美术和工艺方面。江户时代的学者新井白石曾评价说“加贺为天下之书府”,而金泽的陶瓷、漆器、金箔、染织、造纸等工艺和绘画、音乐等艺术也都盛极一时。
   金泽也有“森林之都”之美誉,在绿树环抱中,空气极为清新。我们路过金泽最为著名的景观“兼六园”,它与水户的偕乐园、冈山的后乐园合称日本三大名园。“兼六园”是加贺藩第十三代藩主所造,得名于中国宋代诗人李格非所著《洛阳名园记》。李格非认为,兼备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六者,方可称名园。为藩主造园的设计师认为,此园六者兼具,故命名“兼六园”。匆匆一瞥,亦可见日本园林之精巧细腻,不亚于苏州园林。
   日本的每个中小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金泽,雅致的老房子与突飞猛进的近现代建筑融合在一起,这里既有集中了七十多座寺庙的“寺町”,也有时尚动感、专门出售现代服饰的“香林坊”,数分钟之内便可以从古代走近现代。日本许多像金泽这样的中小城市最有魅力,它们或临山或靠海,人口适中而环境优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城市建设热潮中,中国绝大部分的中小城市都遭到了破坏性开发,开发之后都变得千篇一律——“瓷砖加卷帘门”。于是,整个城市就像一座巨大的公共厕所。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人们感觉不到它的丑陋呢?与日本人对美的细腻敏锐的感觉相比,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却丧失了基本的审美能力,由此必然带来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枯竭。
   由于时间还早,餐厅都还没有开张。我们便来到一家酒店吃自助早餐,是千篇一律的西餐。饭后我们围坐在一起,互相介绍和交流。然后,这几位日本朋友陪同我们去拍摄“大东亚圣战大碑”。在国内我就听说过此碑,它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改写历史的重要举措之一。
   此碑地处金泽市中心的风水宝地,一边是市立公园,一边是护国神社。十二米高的碑身高耸于树木之上,有一番凌厉的杀气。“大东亚圣战大碑”七个汉字遒劲有力,一个字便有一个人的身体那么大。背面则刻着“八纮为宇”四个大字,尺寸同样骇人。在处处讲求“缩小”的日本,此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乃是故意以“放大”来彰显其“重写历史”的决心。
   建碑者中田清康曾是关东军随军后勤人员。在此碑上有数十个为建碑捐款的个人和社团的名称。捐助的个人中不乏“名人”,如昔日之关东军参谋草地贞吾、战犯板垣征四郎之后裔板垣正等人。而捐助的社团更是五花八门,有各种战友会、遗族会、研究会等,甚至还有韩国和台湾的社团。森一敏议员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详细调查,上面列名的许多社团根本没有捐款,却被冒名写在上面。比如其中好几个台湾和韩国的社团,就是建碑者故意写在上面的。这些地方深受日军侵略之苦,根本不可能向皇军表示“感谢”。这些社团曾经明确表示过抗议,但建碑者置之不理,日本官方则回答说这是宗教事务,政府不便干涉。
   如此散发着军国主义阴森之气的大碑何以在城市中心建立?森一敏议员和工会干部富濑永告诉我们,原来这里的土地属于市政府所有,官方不敢轻易利用公家的土地建碑。两千年日本通过《城市公园法》,依照此法案,市政府遂将建碑的土地归还护国神社。这样,护国神社便同意在此地建碑,只是向市政府简单报告一下而已。这正是地方政府的狡猾之处:这样做,建碑似乎就不再是政府行为,而是“宗教自由”的体现。森一敏特别指出,市政府同意建碑,显然有高层向其施加压力,如出生在新泽的政客、曾经担任首相的森喜郎等人。
   “大东亚圣战大碑”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墓碑群,在其周围聚集了若干海陆空三军的大小墓碑。在繁花与绿树之中,这些为屠夫唱赞歌的纪念碑分外显眼。森一敏认为,此碑是金泽市的耻辱。两千年五月,此碑刚刚建成之后不久,他们就成立了“拆碑会”,目前会员有两百人。而建碑者也针锋相对地建立了“护碑会”,每年八月四日在此集会,在会上攻击“拆碑会”成员都是“国贼”和“害群”。但森一敏认为:“我们才是在保护国家的利益和荣誉。虽然市民对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拆碑难度很大。但我们正是要通过这项工作,让市民了解历史真相,形成正确的历史观,这样日本才能得到东亚各国的认可。”
   旁边的护国神社,建筑规模巨大而精美,可见其财力雄厚。中国人只是知道有东京有一个靖国神社,却不知道日本各地还有靖国神社的“分舵”——即护国神社。靖国神社和护国神社都是属于神道教的资产,它们由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其力量在政府、议会、司法及传媒之外自成“第五权力”。虽然二战之后日本民主改革,实行政教分离,神道教不再由国家进行管理,但其与国家政权之间仍然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金泽之护国神社就是如此,在其地盘上修建“大东亚圣战大碑”显然不是无意为之。其争夺国民教育和宣传的权力的野心昭然若揭。
   神社外有一“父与子”之雕塑,身穿军装的父亲似乎在谆谆教导儿子如何勇敢地“保家卫国”。在日本人的家庭之爱上,始终笼罩着军国主义的阴影。
   从中央广场走进护国神社。大厅无人看守。与世界其他宗教不同,神社内并没有神仙塑像,厅堂中除了几个匾额、桌椅之外,几乎是空空如也。神社中祭祀的死者名册,只有在重要活动中才被“请”出来。神道教尊崇所有的死者,尤其是那些为天皇和国家献身的军人。
   护国神社旁边还有附属的商店,内有着雪白的古装的女子,出售各种祭祀物品和旅游纪念品。有的类似于中国寺庙中出售的香包、护身符等,也有不少是有关侵略战争的物品,如日军战舰和飞机的模型、日军士兵的画片等等。潜意识中,一般日本民众仍然以他们发动侵略战争为荣。
   此处的拍摄完成之后,我们继续驱车前去郊外的野田町,在山上有朝鲜抗日烈士尹奉吉之纪念碑。尹奉吉是我十分崇敬的一位抗日英雄,他在上海发动暗杀行动,炸死日本白川大将、炸残重光葵外相等日本军政高官。作为一名朝鲜流亡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之义举,让日本人为之胆寒,让中国人为之汗颜。被捕之后,尹奉吉被押送到金泽。经过多日酷刑拷打,军事法庭判处其死刑,就在此地执行枪决。
   “尹奉吉殉国纪念碑”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为“在日本大韩民国居留民团”所立。此碑面向韩国方向,旁边还有尹奉吉之绝笔“丈夫有家不还”。而在此碑附近百米处的山凹中,还有一处“尹奉吉义士暗葬之处”,这里才是其真正的尸骨埋葬之处。
   据介绍,在尹义士被杀害子后,日军故意将其尸骨埋葬在走道上,让来往的众人践踏,以泄高级将领和官员被炸死之愤。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先后有两百多名韩国人来此调查,他们发誓要找出烈士的遗骸。几经周折,当年的某宪兵终于开口讲话,道出真相。在韩国驻扎日使馆的努力下,终于在此发掘到了烈士之遗骸。
   韩国人如此善待自己的英雄,让我深受感动。这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偌大的中国,有谁记得自己历史上的英雄呢?为唤醒国人而在日本投海而死的陈天华,至今没有一块碑石。没有一个旅日的华人社团关心这样的事务。生意,永远是第一重要的。
   另一方面,此两处纪念碑能在日本的国土上得以树立,亦说明日本已建立起了一定的民主制度,相当部分的日本民众亦认可尹奉吉当年的义举。尹奉吉的牺牲,不仅是为了唤醒被奴役的同胞,也是对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宣传的反抗。他是在救朝鲜,也是在救日本。
   此地之情势,最能反映日本人对战争的复杂心态。与尹墓完全对立,在此山上还有一处极其庞大的墓地,乃是历次侵略战争中金泽从军战死者之墓地。加害者和反抗者的纪念碑可以放在一起,也只有在日本有如此奇异的情形。日军墓园中的指示牌介绍说,金泽的军队先后参加了征清役(甲午战争)、日露(俄)战争、满洲事变、上海事件以及二战,罪行累累而死伤亦惨重。各个历史阶段的“慰灵之碑”,在松柏之间高高矗立。
   在墓地当中,遇到一垂老之清洁工人,他看上去有将近八十的高龄,依然在仔细打扫墓地。老人告诉我,早年他曾在满洲经商,但并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他认为,虽然日本不该侵占别国的土地,但纪念战死的士兵是应该的。他还表示,自己在中国并没有干过坏事,只是老老实实的商人而已。其实,日本人战时到中国经商,性质即是掠夺。因为被占领区的中国人根本不可能与之公平竞争。这位老人在此工作多年,待遇比较优厚,他亦认为在日本各地建立这样的纪念设施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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