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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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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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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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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3)


   九月二十五日
   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早上六点,我们在宾馆大堂集合,然后坐出租车去离市区不远的羽田机场,这里起降的是日本的国内航班。这段不到三十分钟的路程,车费竟高达七千日元,东京物价之高,确实让人咋舌。

   出租车司机均穿着笔挺的制服,戴着雪白的手套。虽然大都是白发苍苍之老头,但个个精神抖擞,开车稳如磐石。车内座垫雪白,干净得让人不忍心去坐,这与北京出租车之肮脏不可同日而语。高速公路上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些银发的老人,看来日本已然进入了典型的老龄社会。
   我们办完手续在大厅中候机。我发现厕所附近设有专门的“育婴室”,有明确的指示牌告知,母亲可以在这一私密空间中给婴儿哺乳。我看见许多抱着婴孩或者推着婴儿车的母亲骄傲地进入其中。这些母亲中没有一个人蓬头垢面,没有一个人因为照顾孩子而让自己显得邋邋遢遢。
   “育婴室”这一人性化的安排可谓细致入微,在国内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设施。日本社会处处体现出对人无微不至的照顾,特别是对母亲、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细心呵护。正如“新浪网”上的一位网友在一篇题为《我不是木村拓哉》的小文章中所说:“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舒适和便利。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多此一举。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或是一种产品打点。这里,你不需要很有钱,也可以感觉被宠爱、被照顾。”此育婴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我想,此思路值得中国设计公共建筑的建筑师们学习。关怀母亲和婴孩的民族是值得敬重的。这些细微处的差别,乃见文明发展程度之不同。
   由此,我想起了一份题为《中国母亲状况差过北韩越南》的报告。这是一份由美国人道组织“救助儿童会”发表的年度世界母亲状况报告,它主要根据全球各国妇女的健康、教育及政治地位等因素,经统计各项因素而得出。该报告指出,在全球其中一百一十九个国家中,以北欧和日本的母亲处境最佳,非洲国家的母亲境况则最堪怜,而中国的母亲状况排名第四十五,排名较亚洲的南韩、新加坡、北韩、泰国及越南等国差。至于妇女状况的指数,中国则在一百二十六个国家中排名第五十三。
   这份报告还指出,在中国,每八百三十名生产的妇女中,有一人死亡;生产时有医护人员在场的比率是七成六;怀孕妇女贫血比率是五成二。现时已有约九成四的东亚洲成年人能阅读及书写。但在中国,仅七成八的妇女曾经受过教育,妇女在政府的参与比率仅为两成二。
   至于儿童状况的排名中,中国在全球各国之中排名第八十六位,报告指每千名在中国出生的婴儿,便有三十一人死亡。同时,只有七成五的中国儿童可得到安全的食水。
   我想,要赶超日本,首先就得切实改变我们的母亲与孩子的状况。如果哪一天中国的机场等公共设施中都有了“育婴室”,中国的母亲们能够享受到日本的母亲们种种优待,能够拥有这样骄傲和幸福,那么中国才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
   在机场内的一个小餐馆,我们每人买一碗咖喱饭充作早餐,味道实在不佳。大概是要让顾客迅速吃完,提高餐厅的客流量,餐厅内没有可坐下来的椅子,大家都站在高高的桌子前吃饭。这亦是日本特色之一。
   我发现旁边一日本老头吃得极其认真,将盘子里的每一粒米都一一吃完。日本国民的节约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背后也有爱惜天物的慈悲心情。节约并不意味着贫穷。我以前经常看到日本企业家,如松下的开创者松下幸之助坐地铁、吃盒饭的报道。想起国内之种种奢华浪费之风来,真是惭愧。中国人在公款吃喝上的浪费和排场居世界第一。
   我们乘飞机去本州岛最北端的青森县,飞行时间约一个小时。九点钟,飞机降落在青森机场,这里的气温比东京低了两三度。凉意立即爬上了脊梁,我赶紧加上一件外套。
   大馆市“花岗和平纪念会”副理事长谷地田恒夫先生来接我们。谷地田的正式职业是当地工会的管理人员,他是一位六十岁左右温和文雅的男子,瘦高个子,神态略显羞涩。
   由机场去大馆市需要一个多小时,穿越十和田八幡平国家公园。沿途映入眼帘的是正在收割的稻田和果实沉枝的苹果园,绿叶与红果相映成趣。小雨之后,矮矮的青山如同出浴的美人,有几分像四川老家丘陵地区的景色。老田告诉我,这里属秋田县管辖,而秋田以“秋田米”、“秋田犬”和“富士苹果”而闻名。
   稻田和果园全都整齐有序,显示出这里的农业已经高度发达。公路两旁的果园里,满是挂着累累果实的苹果树,似乎伸出手去就可以摘到,却没有篱笆围墙之类的设施防止路人盗窃。
   “没有人会有偷果子的想法。”老田回答说。想起国内的情形来,我们怎能不羞愧呢?
   果树下的地上铺着反光的薄膜。薄膜反射阳光,使得苹果背阳一面也能受到光的照耀,成熟之后,整个苹果都会变得红彤彤的。这种技术,日本学自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又学自以色列。看来,日本人确实精通“拿来主义”。
   空气中弥漫着清冽的苹果的芳香,这芳香诱使我们在一个果园旁边停下车来。路边有一长木桌子,上面摆着用塑料袋装好的苹果,每四个一包。袋子上面贴着一张小纸条,标明每包苹果两百日元。环顾四周,没有发现有人在附近看守,却发现桌子旁边的树上挂着一只玻璃瓶。
   谷地田告诉我们,路人若要购买这些苹果,只需按照数量把“料金”放入瓶子中就可以了。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两枚百圆的银币放入玻璃瓶里,叮当两声,清脆悦耳。
   我问谷地田说:“有没有人不给钱就拿走苹果呢?”
   他摇摇头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丢失的事情,谁会好意思偷走几个苹果呢?”
   从这些细节处,可见日本国民的基本素质。这种买卖双方互相信任的销售方法,放在中国简直不可思议。前不久,北京有一家名叫“随缘”的小店,不设售货员而让顾客靠良心付帐。结果,一天下来,不仅丢失了大量货品,连抽屉里的零钱也被人顺手牵羊地拿走,一下子就损失了一万多元。
   谷地田把他买的这包苹果送给我们,让我们尝尝日本苹果的味道。我们每人分得一个。这个还带着露水的新鲜苹果,甜脆可口、汁水饱满,堪称平生吃过的最为美味的苹果。日人土地贫瘠,却能创造出行销全球的“红富士”苹果来。其高质量的农产品甚至大量出口。日本的农业成就值得“地大物博”的中国效仿之。
   我们的车很快就到了大馆市内。大馆是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小城市,宁静而安谧。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有秩序、也有历史的地方。老房子丝毫不显得破败,反倒有一番怡然自得的潇洒。相反,如果到了中国内地的小城市,其街道和建筑总有一种张皇失措、土洋冲突的味道,不像日本的小城市这么从容不迫、气定神闲。
   我们先到大馆市之“市役所”,即市政府。这是一幢陈旧的灰砖小楼,在周围公司企业新式建筑的映衬下,丝毫不起眼。我很喜欢“役所”这一说法,它保存了古汉语的韵味,也有些现代文明的气息。也就是说,政府是为民众服役的,而不是统治和压迫民众的。这才符合“人民公仆”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谛。
   门口没有一个警卫,我们随意就进入其中。政府的大门完全向普通民众敞开。我们直接来到三楼的会议室,大馆市副市长佐藤忠信以及其他几位政府官员已在此等候我们了。
   会议室里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墙上挂着当地风景的照片,二十多张椅子围绕圆桌排列。桌子上早已摆好了中日两国的小国旗。日本人做事就是这样细致而踏实。
   佐藤副市长大约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脸庞清瘦,文质彬彬的模样,像是一位大学教授。我们刚坐下,互相介绍完毕,穿西装套裙的女秘书便送上茶来,其茶具精致可爱,每人一个小巧玲珑的茶杯。日本的绿茶,颜色嫩绿可人,味道却太淡薄了。
   佐藤副市长向我们介绍当地为花岗中国劳工遇难者举办的慰灵仪式。他说:“慰灵仪式从一九五三年就开始举办。战争期间有九百八十六名中国劳工被抓到日本来,被奴役而死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在花岗暴动中又有两百九十二人被杀害。我们再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剥夺人的自由的暴行发生,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悲剧,不能淡化这样的历史。因此便举行慰灵仪式。战后日本迎来了民主和平的时代,但大馆一直抱有历史的悲哀。我们希望中国遇难劳工的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说到这里,他拿出今年市长在慰灵仪式上致辞的复印件,每人送我们一份。他认为,这个慰灵仪式既是纪念中国劳工,也是对大馆市民进行历史教育。
   “那么,普通的年轻人知道花冈惨案的情况吗?”我问道。
   佐藤副市长拿出日本北部地区的初中历史教材以及大馆市的乡土教材来给我们看,其中有涉及花岗事件的段落,对惨案的来龙去脉作了真实的描述。他回答我的问题说:“历史事实的陈述以及和平理念的教育都很重要,我们要让学生在课堂上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以后大馆的乡土教材中,还应加大对花冈事件的介绍。”他把其中一本教材送给我们留作纪念。
   采访结束后,我又与佐藤先生闲聊了十多分钟。我了解到,在日本市长的收入颇高,一年约为一千五百万日元(一百一十万人民币),是电脑工程师的两倍左右,大约也算是“高薪养廉”吧。但卸任之后立即“一无所有”,回归普通人的生活。
   在一家小餐馆吃完午饭之后,谷地田先生驱车带我们去花岗惨案的旧地。
   海拔逐渐升高,耳膜隐隐作响,寒气也慢慢爬上裸露的肌肤。旅行车沿着弯曲的山路往山上开,一路皆为溪流和古树。唯一大煞风景的是,在山麓有一家垃圾处理工厂,烟囱还在冒着滚滚的浓烟。这种情形在日本很少见,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环保的国家。谷地田告诉我们,这家工厂的所在地,就是昔日曾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公司“鹿岛建设”的办公地点。
   车开到半山腰之后,谷地田领我们下车参观。行走在一个宽阔的堤坝之上,右侧是一个小小的水库,左侧即是山谷。原来这里就是奴隶集中营的旧址。房舍不存,而绿水长流,在茫茫时空之中,人算得了什么呢?此时,天上又下起了蒙蒙得细雨。此处山清水秀,在雨水中更显柔媚。芦苇飘拂,水鸟飞舞,旁边还有一处免费的温泉浴池。据介绍,日本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政府设立的免费温泉,任何人都可以来尽情使用。但是,谁能想象到这片桃源之地,昔日竟然发生过骇人听闻的惨剧呢?
   谷地田指着远方的山谷告诉我们,当年的中国奴隶劳工发动暴动之后,有人逃到了对面的“老虎山”,日军出动大批人马,包括凶狠的警犬,进行地毯式的搜捕,重新被抓回来的中国人立即遭到残酷的殴打和折磨。他们的哀号响彻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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