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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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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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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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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2)


   九月二十四日
   《日本管窥》与《日本人》•翻译老田•日本的“小”
   早上七点,从家中赶往首都机场。在机场大厅与摄制组的秦导、张导及摄影师小林等会合。办完各种登机和出关手续进入候机室之后,却被告知由于天气不佳,飞机将延迟起飞。九点半的飞机,足足等到十点半才起飞。

   日本航空的空中服务,远远优于国内的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日本空姐温柔的微笑、细致的照料,让乘客有了被尊重的愉悦。这种感觉在中国的班机上很难体会到。日本的民族性格中,有傲慢不羁的一面,而日本服务业的水准却又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两者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呢?
   大海,在波光里静穆着。我们正由一个大陆飞向一群岛屿。在一个世纪之前的清末,维新派和革命党流亡日本的时候,他们只能乘坐轮船,大约需要花费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在《任公先生大事记》里面,有一段记载梁启超在大岛兵舰里读书的事:“戊戌八月,先生脱险赴日本,在彼国军舰中,一身以外无文物,舰长以《佳人之奇遇》一书俾先生遣闷。先生随阅随译,其后登诸《清议报》,翻译之始,即在军舰中也。”后来也有传说,说梁启超在船上用一个星期便学会了日语。虽不无夸张之处,亦见其天才也。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去国,心中无限悲凉,在船上故有“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之诗。与之相比,今天我们乘坐飞机,四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日本首都东京。交通工具的进步,使得地理限制成为历史,中日之间确实实现了“一衣带水”。
   对我来说,日本真是一个不可捉摸的“暧昧的国度”,日本文学也是我最难以理解的文学。沉重与轻灵、高贵与邪恶居然毫不矛盾地并存。去这样一个表面上熟悉实际上却陌生的国度,需要携带一些类似于“文化地图”的著作。旅美学者林达曾经写过一本《带一本书去巴黎》的小书,去巴黎访古的时候,作者身上带的是雨果的名著《九三年》。我也“东施效颦”,带上两本书去日本,一本是周作人之《日本管窥》,另一本是蒋百里之《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周、蒋二人,是中国十分罕见的“日本通”,他们都有过漫长的留学日本的经历,又都娶了一名日本女子做妻子。两人一文一武,大起大落:周作人从五四启蒙先驱堕落为替日本人服务的汉奸,蒋百里从军阀的幕僚升华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人生轨迹何其不同。不过,迄今为止他们对日本的研究都难以为后人所超越。
   在飞机上,我拿出钟叔河先生所编“周作人文类编”之《日本管窥》来阅读。此书收入周作人谈日本、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一百九十七篇文章。周氏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最了解日本之人,但他最后还是半推半就地落水当了汉奸,真让我感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周氏为何选择此种不归路,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一个谜。这次访日特意带上这本书,沿途可以对照眼中日本的风物,时时加以研读,也许能找到答案。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周作人就对日本的“亡我之心”有了充分的认识,他是较早对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有所警惕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
   周作人在《排日平议》一文中写道:“中国智识阶级应该竭力养成国民对于日本的不信任,使大家知道日本的有产阶级,军人,实业家,政治家,新闻家以及有些教育家,在中国的浪人支那通更不必说,都是帝国主义者,以侵略中国为职志的;我们不必一定怎么去难为他,但我们要明白,日本是中国的敌人,我们要留心,不要信任他,但要努力随时设法破坏他们的工作。”在《排日》一文中,他又说:“‘日本是中国的仇敌’,请大家要记住这句话。……我确信日本是中华民国生存的一个大威胁大敌人,所以我们为要保存中国起见不得不尽力排日,是的,应当排日在排一切帝国主义之先。”这些话说得多好啊!很难想象说过这些话的人后来却落水当了汉奸。真不知当了汉奸之后,周作人如何面对自己早年写下的这些文字?
   我想,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就在于软弱和依附,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人始终难以摆脱作为“毛”的命运。独立是自由的前提,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可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知行合一”。周氏堪称知行脱节的一个典型人物。落水之后,他还找了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他至死都没有对自己叛国的行径表示过忏悔。
   读完周作人的几篇文章之后,我又拿出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来研读。两相对照,颇有张力。
   蒋百里特别指出,日本文化中缺乏一种“内省的能力”,这导致了日本人喜欢走极端。他写道:“在历史上看来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从没有像日本在欧战时代的激急变迁。一个原来缺少内省能力,缺少临时应用能力的急性的民族,一方面遭遇了社会的莫大的矛盾(不安与烦闷),一方面当着千载难逢的机会(诱惑与希望)。这一只渔船,遇到了台风,一高高到天上,可以征服亚洲,即可以征服世界——西方自杀的文明没落了;一低又低到了地狱,贫富不均,生活困难,革命共产,虚无主义,暗杀手段。不仅把舵的失却了罗盘针,全民族也就导入了一种疯狂状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扩张之梦才越做越大,大到了蛇吞象而无法消化的地步:“日本在良心上已经发生一种矛盾,他天天以东方文化自豪,实则无一不是模仿西方。学了拿破仑创造莱茵同盟的故智来制造‘满洲国’。学了英国的故智,企图把中国分成几个小国,互相对立;本来一个很可乐观的国际环境,偏要模仿历史上已成失败的不幸例子。环境诱惑他得了朝鲜不够还想南满;得了南满不够,更想得满蒙全部,更及中国北部,如今扩大到全中国;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族无限的欲望。”这段话无疑是给东条英机之类的战争狂人的一剂“清凉油”。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很多同学,尽管已经身为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却没有这般远见卓识。
   下午三点半,我们的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机场大厅内,地面全铺着灰色地毯,各处皆一尘不染,其清洁程度非国内任何一个机场可比。中国可以修建比之更宏伟的机场大厅,却无法使之保持整洁状况。而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后者才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机场内每一家商店都设计精巧,售货小姐一看见有旅客经过便以灿烂的微笑来招呼之。
   入境处排起了巨龙般的长队,比我以前在美国底特律入境时的队伍还要长。我们足足花费了五十分钟时间才得以办完手续入关。面对如此众多的入境旅客,海关为何不临时增加几个窗口呢?可见日本亦有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不过,海关的工作人员制服笔挺,说话温和客气,职业素质良好。
   负责此次访问的翻译工作的老田裕美与另一位日本朋友福田早已等候在出口处。福田先生头发银白,是公司的退休职员,亦是“慰安妇后援会”的成员,长期以来义务帮助中、韩等国的战时性暴力受害者进行法律诉讼。今天,他特意赶来义务为我们担任司机。
   一出机场,顿觉东京的空气与北京相比简直是两重天。东京也在下雨,且比北京下得还大,但空气中有一股青草的香味。成田国际机场离东京市区很远,需要驱车一个多小时,再加上此时正是下班的高峰时期,高速公路上堵车很厉害。公路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在雨水中显得更加青翠夺目。我几乎看不到一块裸露的黄土地,不禁为日本绿化环保之佳而折服。正是因为国土狭小,日本人才分外珍惜这块方寸之地。
   翻译老田个子矮小,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花格衬衣,不像我心目中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的日本人,反倒像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中国南方人。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喜欢把眼镜放到鼻梁上,而从眼镜上方看人。老田的中文讲得极其流畅,除了某些词句发音略有夸张之外,几乎听不出说话者是一个外国人。
   老田家住古都奈良,他也刚飞到机场不久。福田早已帮我们租好了一辆三排座的丰田车,我们勉勉强强将所有行李和摄影器材装下。在车上,我坐在老田的旁边,他说他已经通过“google”查阅了我的资料,读了我的好些文章。老田告诉我,他七十年代中期曾到北大中文系留学四年。这样算起来,我们还是北大校友呢,自然是增加了一分亲切。
   我们的谈话逐渐热烈起来。老田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到中国的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他经历了那最惊心动魄的岁月里所发生的一切。他的左派理想破灭了,但对中国的热爱却一直延续至今。此后近三十年间,老田一直致力于研究二战期间被强制运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问题,出版了多部专著。他把对这一具体问题的研究当作“中国情结”的具体体现。为此,老田先后到过中国两百多次,跑遍了中国除西藏、青海以外所有的省区。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连我这个还算见多识广的中国人都望尘莫及。他到的最多的是山东、河北、河南及东北等地,当年这些地方有大量农民被掳掠到日本充当奴隶劳工。他采访到了诸多尚在世的奴隶劳工幸存者,并鼓励他们用法律手段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
   老田与我一样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以做翻译和写文章为生,不愿在公司和单位中受束缚。老田出生贫苦,多年来深入中国农村,为人颇有草根性和江湖气,谈话间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笑声飘荡在整个车厢里。他说话时候的神态有点像我的好朋友、四川作家冉云飞。在普遍循规蹈矩的日本人中,他是一个异数。
   进入东京市区已是晚上六点多,车窗外的街道和房屋有点像香港和广州——街道大都很狭窄,高楼凌空而起、遮天蔽日。习惯了北京之空旷和宽阔,在空间上便到很有些压迫感。街道上多是数平米的小店铺,少有北京的大型商场。一路上,看到各种招牌,认识的汉字占了一大半,“上野”和“浅草”都是很熟悉的地名。“麻雀馆”则处处皆是,有些像我的老家四川。麻将显然是从中国传入的。一看到汉字,便使我出国的“疏离感”大大地减弱了,不像到西方那样会有强烈的“文化震撼”。
   我们下榻在饭田桥旁边的“日中友好会馆”,也即后乐宾馆。此宾馆为中资背景,服务生亦能讲中文。宾馆对中国人优惠,大约便宜一成左右,但也要七千日元(折合五百元多元人民币)。而房间之狭小、层高之低矮,使我颇为吃惊。这大概是我住过的房间最小的宾馆了——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之外,几乎再也放不下其他任何东西。
   卫生间大约只有两平方米左右,一个人呆在里面,连转个身都很困难,像一个小小的囚笼。但里面却齐备了各种非常实用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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