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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仕”合流的危险

   
   逸风(河南)
   
   
   前一些时候,我与我的网上朋友干干在谈及目前很多教师身上的思维与精神上的局限时候,干干说:“专制,不是一个他者,不是一个我们以外的东西,我在周围的人的身上,明明地看到整个荒唐政府的缩影。”

   
   干干真是明眼人,只是这样达到一定精神上的睿智者才能对目前的教师的精神状况作出这样精辟的判语。同时我也能理解干干内心也有很多他人难以理解的苦痛在里面。我想这种苦痛又何必与他人论说?在这个如同无物之阵的遍及精神沙漠的社会人群里,又有几人能明白你的诉说?就是能明白你所说的,又能如何?
   
   记得王小波的杂文里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这个不理智年代王小波没有具体地指出来,仅仅是个泛指,这是王小波杂文的十分聪明的地方。我感觉这句话应该改成这样会更确切一些:知识分子最怕活在民意和政府合流的时代。所谓民意与政府合流的时代,就是希特勒凭借煽情的演说,鼓动其国民效忠他去屠杀600多万犹太人的时代;就是毛的“文革”时代,毛以及他的子民不允许有张志新、林昭等真正的先觉者发出声音的时代。
   
   民意与政府的合流总是产生很多悲剧,特别是人类的悲剧。“民意所向”这个词语在在很多媒体出现,其真实含义应该大打折扣的,好象是被强暴之后的民意,是被意识形态暴力冲刷过的民意,是非真实的民意。就如同老百姓的项上的脑袋不是用来做自我的思考的,而是被人借用来表达一种有意故意的政府思维的。比如,狭隘的民族主义鼓噪、狭隘的爱国主义教育、被阉割的新闻舆论自由、煽情的英雄报告会等等。另外,政府与民意的合流或者通奸也最容易把一些真实的知识分子的声音给排挤出去。或者很多知识分子被迫或者主动接受民意,其实是招安,让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原则而混同于被强奸的民意之中去,也和政府合流形成更加难辩真伪的所谓“民意”。
   
   目前的一个难堪的问题是大量的知识分子与官僚利益集团的合流的问题,使得“士”“仕”同一。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况提出异议”,是“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无论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而现在的知识分子被官方收买后,尽管还披着知识分子的外衣,其实已经难付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而成为“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经在知识话语上与精神品格上完全地失落和堕落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冰心老人就发出过这样的质问——当时,有人以这样三句话提醒当政者:“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冰心老人敏锐地觉察到其中没有提及知识分子,从而对说话人藐视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表示极度的不满,她当即著文,尖锐地问道:“无士则如何?"历史的回答严酷而斩钉截铁:“无士则亡!”
   
   那么,我们当今的这个“士”“仕”合流的社会真的是否还存在着“士”这个阶层呢?
   
   无论在什么时代,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对社会罪恶的愤怒,对人民苦难的敏感和同情,承认良心的至高无上,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仗义执言,“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世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你的良心,你要不屈不挠。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害怕。”(《俄罗斯知识分子》P27)
   
   所以,我始终认为,政府与民意的关系是永远不能合流的,否则将会是灾难。同样,知识分子也不能完全地与政府合流,否则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前者是毁灭人类的人道天性和同伴的躯体,而后者却是毁灭整个民族的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
   
   前面我说过,现在的知识分子被官方收买后,已经难付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而成为“伪知识分子”。如果由这些“伪知识分子”肆意引导民意,民众的思维也会在本政府强奸和蹂躏的同时又被“伪知识分子”进行精神深处的“再强奸”和“再蹂躏”,从而成为一种赤裸裸的残酷“抡奸”。
   
   作为知识分子,本来应该充当启迪与启蒙民智的作用,引导民众以民主自由的方式来思维社会,启迪民众学会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恶政的侵袭,最起码为民众的头顶撑起一把思想之伞和勇气之伞;但现实是,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合流的结果是在民众的头顶有多了一把利刃,多了一把思想的利刃,切断了民众学会独立思维追求自由思想的道路。
   
   除了知识分子与政府思维的合流之外,现在还存在的问题还有知识分子与官僚利益集团的合流的问题,知识分子开始并且早已经开始热切地希望进入官场来瓜分利益。这个合流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所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影响和后果以我之想象力还是难以估量的,也是如何来估量也不为过的。目前国内的各种腐败,与知识分子与官场合流有必然的联系。这样一个失魂落魄的民族,是何等可悲的民族!
   
   而现在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来说,特别是在目前的有限话语权的情势下,仍然有一种人性与道义上的两难问题盘桓在我们心头:说还是不说?这始终是一个问题。
   
   最近看到赵启强先生的文章《当代中国教育调查》,赵先生说“......这些特点注定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他是权势的挑战者,是民族苦难的承载人。他不可逃避地面对着某个强大的势力,为民众的苦难呐喊,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抵制权力的迫害或者诱惑,他与权力斗、与恶势力斗、与恶习斗,也与自己面对力量悬殊的对手时所产生的动摇和懦怯斗;在这些搏斗和挣扎中,我们看到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单薄的,孤独无助的,但正是有了这些惨烈的、寡不敌众的搏斗,即使最黑暗的历史也会经常闪现出瑰丽的光芒。”
   
   著名学者陈寅恪说过:“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但是陈寅恪的假设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现实。知识分子已经被官场以及官场所带来的利益所腐化,甘心与官府合流,这个是我们最为痛心的事情。而与此同时,很多人却还要说“知识分子也是人呀!”但是成为流氓化、卑鄙化的人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呢?这个问题你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阶级的“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他们必须在“发表倾向于民众的思想”和“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之间作选择;然而,“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注:《鲁迅全集》第8卷,189~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灾难的时候,作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就不应该和草莽有一样的低下认识,起码不能这样认为“这些灾难这些不是我们造成的,一切都是居庙堂的人造成的,我们只是想生存而已。”
   
   
   就是我们的肉躯死亡,一种浩然之气也要长存;我们的精神永远不能选择与腐朽的时代一起死亡!
   
   2005年3月30日晚 于逸风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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