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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弹“知识匠”》----对张远山王怡之争的观感

   (题记----“知识匠”这个词汇可能不符合汉语规范,实际应该写为“知识分子匠”较为合适一些,这样可以与“教书匠”在词语结构上能够一致,但是又想,石、木、油漆等名词都可以在后面加上一个“匠”字,为什么知识不能与匠合用?仅仅知识只是知识,是个抽象名词罢了。我看还是将错就错,不管别人说东道西。)

   刚看了张远山先生的《中国的喻体——以自我神化的“网络意见领袖”王怡为例》一文后,有一种悲凉在心头弥漫,这弥漫的悲凉渐渐散了开去,却又发觉的是当下最为常见的,也常常是屡试都爽的那句话:往往愈是看作正确并且格外崇高的“须仰视才见”的东西,又同时是最令人中毒的东西。其华美包装所掩饰的往往是最为卑劣的用心。

   现实中往往有太多的高尚类的词语包裹着毒药类的东西。特别是文字和话语从古到今在很多时候一直在做着“政治”下的婊子在为虎作伥,并假公平、正义之名而行专制、杀戮之实。比如,1936年斯大林颁布了据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宪法,为苏维埃公民提供了大量权益和保障。但事实上就在颁布这部宪法的同时,斯大林正在进行“清洗”运动,成百万的臣民被枪决。正是有很多这样经历或者领悟了诸多外在的或者内隐的“硬伤”之后,对于崇高的躲避或者怀疑成了很多人的处世原则。于无声处,在荫蔽无日的环境中,这个处世原则是保证内心起码的一点自由精神的最为有效的武器,这个武器纵然不是最为有效的,也应该是有所效的;不是最世俗的,也应该是较世俗的;所以,我以这较世俗的心态来推断张远山先生文字背后的话语权力或者语言暴力,也是到位的,也只能如此。怀疑崇高之实质,其实就是不愿意让张先生一直这样“崇高”下去,不一直以居高临下的方式来“指点江山”;愿意的是能够更多地关注公众,有公众的意识,说白了就是有我们这样的“市井”或者“下里巴人”的意识来为我们这些因为很少拥有或者没有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服务”的意识。

   现实生活里各色各等的“匠”的确很多,什么“巨匠”之类我就不多说了,就如同张先生认为的“先秦诸巨子”之类,但是不知道这些“先秦巨子”里是否包含有鲁班师傅。如今,许多“匠”等都奉鲁班师傅为祖师爷,很多草野中的靠鲁班传下的一点手艺糊口的匠们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比如给石匠一块上好的石料,石匠的眼里可能仅仅是石头而已,不带有什么审美呀、灵性呀之类的情感体验在里面,或者很少有这样的体验;结果做出来的成品仅仅还是“石头”、还有石屑,甚至弄成残次品也居多,就是有个较好的,也很缺乏些灵气。因为石匠仅仅是石匠,靠这点手艺糊口养家,功利性比较强,所以就很缺乏艺术家的灵性。这个“匠”字如果加在“教师”二字后面的话,问题可能就大得多了,因为学生毕竟不是石料,而是一个个具有鲜活灵魂的个体。如果“教师匠”塑造出这么多的灵魂上的残次品的话,整个民族甚至整个国家的危机在若干年后会显现出来,这个问题很严重。现在媒体对于这种显现也有所暴光,马家爵、刘海洋等等,有时候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自杀的青少年或者有严重心理问题正在谋划自杀的学生;我们自己周围也有很多学业不良者,这些孩子都是“教师匠”的“产品”。尽管这些“产品”有教师匠非故意性的因素在,但是也应该肩负一定良心上的责任。也许有的会深挖究底地问:造成诸多“教师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恕我回避。如同张先生原来所抱负着“为……者隐”的态度一样,我们总是有很多话语不可说,但是可以用张先生的话来回答 “有些人的‘不怕牺牲’还是姿态,他们永远只是在一米线之外,却做出一副已经闯入一米线的姿态,这种表面的‘反骨’虽然引起官方反感,但由于实际上没有犯禁,已经非常虚弱的官方就会允许这种虚假的挑战者安全地存在,还以此证明自己多么民主、多么宽松。这种做戏的堂吉诃德,是更可耻的投机者、哗众取宠者。”“我就做一次这样“更可耻的投机者、哗众取宠者”吧!最怕的就是连张先生自己也站“在一米线之外”。在拥有“表面的‘反骨’”者也成了希缺资源之时,去阻止他人站在“在一米线之外”的人的居心是应该很大打折扣的。我想知道王怡是否已经站在一米线外面?起码能说出这样话的张先生应该躲避在“两米线之外”的。我所言说的话与张先生的“为文”很不相同,就是有一些直白,相信张先生的胸襟能够容得下的,这个想法仅仅是我的臆测而已。

   因为知识分子在不远的从前曾经被一位伟人看的起,被允许纳入工人阶级队伍之列。作为教师应该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吧,起码也是个小知识分子。不过还是有个疑问,山村教师、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等等是否也算是知识分子之列?我之所以有这个疑问的原因是:本人出身成分原来是地主,这是祖上的事情,我这个也是六十年代生的“小地主崽子”是被牵累进去的。“小地主崽子”这个很有时代特色的词汇,在本人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本人的懵懂愚钝,真的难以判断是贱称还是尊称,这个词汇在我上小学地最初几年的确跟随着我,使我很疑惑。所幸的是我的小学教师并不是很在乎我的同学们给我的这个称呼,我也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小心奕奕地做人。尽管当时我的老师把“嵩山少林”读为“高山少林”,我也没有很揪着我的老师不放,也决然不反对我的老师,因为在当时的万废待兴的情况下,领受着很微薄工资的民办教师,的确在为国家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他们的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可想而知,我的汉语修炼不可能与汉语言专家相比。许多时候,在念错字的时候,我更喜欢将错就错。比如,我有故意或者非故意念错字的“癖好”,这个“癖好”我总是与“嗜好”相混,有时候我的普通话也不标准,甚至念成“屁好”也很多,至今难断此种“*好”,所以如果叫我教语文,简直就是误人子弟,幸而所教并非语文。如果在当时我所就读的学校有如同张远山先生这样的汉语言专家来指正的话,或者能够有类似于张先生这样的人才从事基础教育的话,我想我的语言会更好一些。但是事实很是相反。张先生不是也是脱离了教育业而专心于自己的追求吗?这个我们都无可厚非,我们国家是培养了很多人,大都是“人往高处走”的。现在的基础教育依然薄弱。想到前不久看到李少君的文章《印度的知识分子》后,很不能理解印度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不相同。印度的知识分子,比如院士、教授等职位很高声誉很响的反而特别喜欢深入到农村,深入到最贫苦的地方为贫民做一些事情。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却宁愿在这里斗嘴,斗文、争名、夺利……。印度出现了甘地、特蕾莎等世人景仰的圣人,我们出现了为古人的“金口玉言”立辩而挺身而出的如同张先生的勇士。我们观照如今的社会,是否可以认为,我们的社会没有穷人、我们国家很完美了,知识分子已经高度精神自觉了……

   当然,我们可以编很多的理由来麻痹自己,可以不闻、不问、不想,可以回避苦难的镜头、可以回避社会整体性的道德的沦丧、伦理的缺失,可以回避失学儿童忧郁的眼神……但是是否我们这样就回避了一切?既然这样,我们何必无中生有地评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呢?

   对于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我还不甚明了其意义何在。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这些冠名为“公共”的知识分子者,于上则是五十个“牛虻”,在惰牛身上叮几口,可以促使牛继续耕田而努力;于下则一定在为公共社会底层人物做了一些实际的事情,尽管不能比上印度知识分子的精神,但是还是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的。所以,王怡不去计较什么签名赠书之谊,不去花时间考究古文经典的“主谓结构”还是“动宾结构”,不去花时间把自己打扮成为“阳春白雪”与“酸文人”对答传唱以便于为后人留下什么文人友谊的佳话,我想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张先生能够达到公众心中的公共标准,大家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这些“下里巴人”的确也在期盼着中国有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

   可能是因为自己所受教育先天不足的原因,我在这个教育体系中十多年来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自我总是一再地给自己设计一个个条条框框。在这个条条框框里生存着,已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看到王怡具有一些反向思维,给这个框子里涂一些色彩,的确使得有如我这样习惯的在条条框框里生存者很幸福着的事情了(注:这个句子里的“幸福”是一个动词)。王怡我是学不来的,但是站在条条框框里去审视判断自己眼前的事物,却还是很乐意的事情,比如,我可以把短暂视为永恒,可以把个案视为普世原则,把偏执视为认真,把崇高的语言视为自我道德已经高尚,把鼠目寸光视为精神自觉、大彻大悟,把语法规范视为“葵花宝典”……。自己在自己的条条框框内上窜下跳,独自享受自我的境界,也未尝不可。但最怕的是“为文”时显露着的是一身“知识匠”脾性,而乏的是知识分子精神道德上的自觉。

   在本人的一篇小文里论及卢安克,说他有自己的一个“center”,这个“center”与我们心中的自我“中心”有很多的差别,起码卢安克的“center”明显厚而重,是我们这些逐腥纳臭、追名夺利者难以企及的。当卢安克(德国华德福学校初中学历)、徐本禹(研究生学历)们献身于群山之中,与土地、农民、贫困、失学儿童、饥饿为伍的时候,我很是汗颜。反观己身,难以心安。苦于没有自由之身去帮助这些最最底层的人们。也本想写些什么,但是苦于笔拙,更怕见笑大方之家。比如王怡,有个礼节或者什么词语错误,便遭受严正言辞的讨伐,这种气势着实令人“胆寒”,以为又回归到文革时代了,再难承受这话语的专制,几乎要因为精神承担力不够,要坚决地自绝于人民面前了。

   所幸的是,很多事情都将成为过往云烟,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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