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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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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重庆公民第八书——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

   3107万重庆公民:

   见信好。今天这封信,我本来打算专门仔细谈谈重庆市三个地方的问题:一个是重庆市石柱县,一个是重庆市璧山县璧城镇,一个是重庆市酉阳县铜古乡水坝村。但这些天我遇到了一些直接封锁乃至大有些“追捕杨银波”之踪影的事情,我就先在此简单地谈一下这个县、镇、村的问题,然后细述我的坦率之辞。

   石柱、壁城、水坝的问题,归根结底是重庆农村基层政权问题(即基层权力问题)。按照重庆市石柱县检察院的统计,现在石柱县职务犯罪中村官就占了28%的比例,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个事情在整个重庆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职务犯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涉及5条(第二百七十条~第二百七十四条),如“侵占罪”、“职务侵占罪”、“贪污罪”、“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挪用特定款物罪”、“敲诈勒索罪”等,这些罪名在行政法、经济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以及检察院、法院、公安、人大、民政每年的报告、建议、意见、解释、会议纪要之中,都有更为详尽的规定。村官职务犯罪何以达至“28%”的惊人比例?我们来从重庆市璧山县璧城镇和重庆市酉阳县铜古乡水坝村中找出一些原因。

   2001年,璧山县璧城镇机关臃肿,机构改革后都还剩下134名干部。壁城镇就搞了个所谓的“精官简政”,“考察”、“选派”了部分据说是“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都较强”的干部,到新合并的11个村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代理村委会主任等职。也就是说,这些镇官就有了两重身份:镇干部、一村之首。这种行政权力的延伸已“公开合理”地深入到最基层自治组织,侵蚀着村民手中本来就有限的民主。不难看出,镇官下村要解决的是乡镇机关臃肿,并拿掉原来那些“不听话”的村官。而且据我所知,被“派”下去的官员有一些是镇机关年岁大、能力差的“老弱病兵”或不好管理的“二混混干部”。他们以前习惯了“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工作方式,如今,或者偶尔下村点点卯啥事不管,或者攫取村集体资产的支配权。

   好,我们再来看酉阳县铜古乡水坝村。酉阳县坐落在重庆东南隅,是一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也是一个市级贫困县,全县有39个乡镇。其中,铜古乡的水坝村由8个组组成,全村共有265户人家,共计916人。其中,16岁~20岁外出打工的人占90%,21岁~40岁外出打工的人占60%,40岁以上外出打工的人也有一部分,打工的收入仅处于几百元/月的水平。村里没有一所学校,孩子们只能跑到四五里远的清和村、官塘村就读,每学期的学费高达200元,即每年高达400元之多,比城镇的收费标准还高。村里也没有一所医疗所,没有一个邮政所,没有一个商店,没有一个企业,没有一个十万“富翁”。整个铜古乡仅有的一个乡镇企业——一个水泥厂,然而它为农民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漫天的烟雾和恼人的噪音,是满身的尘土和微薄的薪水,是挟巨款逃跑的厂长和经理。企业濒临破厂,于是厂里扣发工资,集资扩厂。扩厂亏损,于是厂里又扣发工资。如此恶性循环。水坝村的村民们以种植大米、玉米为生,一年难得换上一套新衣服。村民们自己养了鸡,一年却难得吃上几回鸡肉。村民们自己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但为了赚几个肥料钱,他们多数时候吃的是萝卜白菜。

   三个地方,三个相似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好好看看,重庆农村基层政权一天到晚都在干些什么?这三个事情,我现在强烈要求石柱县、壁山县、酉阳县的县委、县政府、县人民检察院彻查此三县的农村基层政权(村委会、村党支部)的组成结构,一个一个挨着查。专门查五个问题:1、查所有村干部权力来源问题,如果权力来源于乡镇指派或贿选,那么必须重新召开村民选举大会,由乡镇政府和村民代表成立选举委员会,邀请三个县的民政局、人大代表和新闻媒体观摩村民选举大会,重新进行公正的选举,彻底还给当地所有村民充分的自治权;2、对于经过正式选举产生的村干部,如1/5以上的有选举权的村民提出罢免请求,县、乡镇必须予以配合、指导和支持,成立罢免委员会,召开村民罢免大会,对相关村干部予以民主罢免;3、倾听村民、村民代表意见,接受村民、村民代表的检举、控告,立案侦察村干部的职务犯罪情况;4、对村党支部书记过大的权力在立法上予以约束,防止其特权之害;5、减轻农民负担(教育负担、税收负担等),尤其是酉阳县铜古乡水坝村的教育,简直搞得太不像话,那么多孩子要缴那么多的学费,跑那么远的隔壁村去上学,连初中生也没几个,酉阳县县委书记和县长要好好检讨。这个责任你们两个人必须负担起来,想尽一切办法用政府的钱在水坝村办一所学校(我才不信县财政缺钱),免去孩子们的学费,并且不得在农民税费中添加教育附加费。这五个问题我都会长时期关注,时间拖久了,问题搞复杂了,三个县的首席县官必须考虑引咎辞职。此事同时也请重庆市委、市政府、市人民检察院重视。

   现在我再谈谈我这些天的处境。12月2日,我已写出《杨银波2003年12月2日紧急通告》,并将此通告寄给了我在大陆和海外的45位友人妥善保管。这些天我的心情很复杂,接了许多电话,看了许多信,见了一些人,心情仍然不能平坦。我完全属于合法获取的辛辛苦苦的每分每厘稿酬有几千元被扣押、隐匿,我的医生朋友、民工朋友、本地居民朋友已经有数人被拉进派出所(或当场)质问,我电脑里面几乎所有的文档资料都被复制、盗取,我的电话全天24小时被监听。当然,也有一些穿着警服或者故意不穿警服的人,此刻正坐着车子或者故意不坐车子地千方百计地找我。每天晚上我不是梦见自己被警棍电得叫不出声,就是梦见自己被十来把刀子捅得流出了肠子。每天早上我母亲去买菜的时候,她都害怕回来之后再也看不到我。每次吃饭的时候(我的习惯是一天吃一顿或两顿),母亲为她还能亲眼看见我吃饭(并且是和我难得在一起共同吃饭)的样子,都已觉得十分欣慰。每晚睡觉的时候,她在她那个屋子里总是做噩梦,昨天她起床的时候,额头上满身大汗,又说是因为我被一些不明不白的人投进了警车里面,连我的衣服都被撕破了。她这半个月以来,每天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新白娘子传奇》,而且经常反复地看白素贞被法海收在金钵里和压在雷峰塔下的那一集,那个场景跟现在我所面临的情况和将要面临的情况很相似。她老是对我说:“如果你被抓了,我就成天跪在公安局和监狱门口,感动老天爷。”她说这句话,是因为白素贞被压在雷峰塔之后,许仙就死死跪在雷峰塔之外,无论许仙的姐姐和姐夫怎么劝说,他也不起来。

   据我和我几位在重庆、广州、北京、上海、湖南的朋友所知,现在的确有人要拿下我杨银波这条命,或者要把我杨银波铐进局子里、投进监牢里。因形势尚在变化之中,我现在只能坦率地讲明三点:

   其一,杨银波之所以在现今有一定的影响,那不是因为我本事有多么大、背景有多么复杂,而是因为我所参与的所有维权行动都涉及相当多底层民众的根本利益,并触及到了一大群连名单都要列出10多页的官员、老板的要害之处。我为这种本着人间正道“行侠江湖”从而获得一定掌声的事情感到万分自豪。我的个人哲学是入世哲学,不是出世哲学。看见了问题一定要讲清楚,不怕问题复杂,就怕掩盖问题、回避问题,我的个性、人格、品德、思想和习惯都决定了我就是那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我的说话、办事、为人、为文,都喜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的文章,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之下,一般都是1、2、3、4、5,条理分明,绝不含糊。我很奇怪为什么总是有人喜欢向官方打报告:“这个人深不可测。”我有什么深不可测?《东邪西毒》里面的欧阳锋说:“我知道为什么洪七的老婆喜欢洪七,也许是因为他太简单。”欧阳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少女用一篮鸡蛋作酬,请洪七为无辜被马贼杀死的弟弟报仇,洪七居然不按江湖规矩(也就是没有收这位少女的银子)就答应了她,结果自己被砍掉了一只大拇指。我认为我就是洪七这种人。

   其二,如果我被捕,被设计和制造的罪名我已想得清清楚楚。没错,我非但有言论,并且还有行动,这种行动就是和群众共事——公民维权。“对抗特权”本来就是任何公民维权行动都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只不过这种对抗是置于思想层面、言论层面、舆论层面和法律层面上的对抗,它不是暴力层面、恐怖层面上的颠覆。没错,我同时还有组织,从今年10月8日开始,我的组织就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我只有这么一个专门保护作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非政治、非政府组织,只有这么一个由C.A.道森-斯科特夫人192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目前在近百个国家拥有分会的享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A类地位的国际笔会之中国分会组织。我不是律师,但我至少了解法律;我不是记者,但我比官方记者还要敢于记录。昨天我看到赵达功的文章,连郭庆海那种写了点文章、领取了点《民主论坛》、《中国之春》、《争鸣》等境外媒体的稿酬的事情都被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赵雨河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了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简直荒唐之极。仅凭这一条荒唐的理由,那当然也可以荒唐地抓我。我走在路上、睡在床上、站在车上、坐在船上,都把一系列该怎么说、该怎么做的问题想得一清二楚,我会把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写了什么文章、做了什么事、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跟某些欲置我于死地的人说得明明白白。时间、地点、人物、事情起因、过程、结果,我一个也不拉下。是怎样,就是怎样。重庆人是什么性格?耿直嘛。

   其三,忠直豪杰言无隐,气侠风雷自无敌。天故有不测风云,亦无绝人之路,必知其善恶报应循环——正所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三国演义》),某些人倒是要小心为慎啊。

   ——原载2003年12月8日《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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