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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斗士惨遭杀害 ——追问到底是权大还是法大?

2003年4月22日~7月1日。历经70天的调查采访,有感于此案迄今380天竟尚未立案的荒谬,有感于此案与中国著名电视剧《黑洞》的何其相似,特写成此文。

   ■背景

   本案发生在2002年6月16日,被害人即为被万名职工广泛认可的“反腐斗士”刘骏。刘骏系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李尚平同乡),1958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军人的家庭,其父刘长富是一位于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南下干部,其母肖雪芳也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们共有五个子女,刘骏是老三,刘骏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上面有两个姐姐,两个姐姐后来参军入伍,之后刘骏的大姐转业成为一名医生,二姐于广州参加工作。

   刘骏小时候是湖南省体操运动员,18岁成为中共党员,当过红星林厂知青队队长,之后当工人、做销售、到上海了解领导层操作股市和打官司,死前曾是湖南华升益鑫泰股份有限公司(即下文所说的“益麻厂”、“麻纺厂”)的一名职工、该厂足球队的队长。此人为人耿直、仗义,好打抱不平,在当地有很好的口碑,拿刘骏大姐的话来说:“他是个即使身上只有1000块也要拿出500块帮人的那种。”刘骏的妻子李子萍,为人厚道、诚恳,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刚满十八岁的女儿刘妠妠,妠妠目前正在家中等待上大学。可是2002年6月16日这一天改变了这一切,案发地点就在湖南益阳赫山区益鑫泰路派出所。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派出所呢?拿当地职工的话来说:“它实际上就是个别领导的打手!”拿刘长富的话来说:“它是益阳市公安局的编制,由益鑫泰公司发放双份工资、奖金的特别机构。该派出所是湖南省为益鑫泰公司特批的‘专政’机关。”于是我们必须先来仔细看看这个被刘长富控告为本案主谋的人:胡资生。

   胡资生,1961年生,湖南华升益鑫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即本文所说的益麻厂厂长),第三届“中国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获得者,第九届“湖南省优秀企业经营者”,国家服装质量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服装协会常务理事,湖南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

   但刘长富于2002年9月在《一位革命老人的血泪控诉》中对他的描述却是另一番景象:“胡资生用各种手段将益麻厂搞上市,挂出了‘湖南华升益鑫泰股份有限公司’牌子,手上拥有了6.7亿元股民的钱及5个亿元国有资产。这几年以金钱和股票开路,从益阳到湖南甚至到北京编织‘关系网’。在获取了‘全国人大代表’(无基层选举,内部框定的方式产生)的光环后,更是为所欲为。他深知权利和金钱缺一不可,用种种手段向政界渗透,权欲极度膨胀。他把自已的亲信安插在厂里的要害部门。他不择手段,打击异已,将国有企业变成了他的‘私人作坊’。现在‘益鑫泰’及附属公司实际上已被胡资生掏空。工人们生活在贫困线上,度日如年。却又在胡资生的高压政策下敢怒不敢言。尤其在地方政府个别人的保护下,胡资生在益阳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已把益鑫泰变成了‘胡资生王国’。”

   而刘骏则是敢于直接向厂长胡资生斗争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在多年投诉无门情况下,他干脆放弃工作,全心投入调查胡资生的问题。2002年,刘骏频繁与一政法报社的通讯员接触后,胡资生唯恐经济问题败露,于是在厂里四处放风:“谁要再与记者接触就整死谁!”“要抓几个举报人!”据了解,2001年2月,刘骏曾向省市有关部门检举揭发胡资生的经济问题;同年3月,刘骏又向中纪委发出了检举信,其中涉及到胡资生以及胡资生父亲的一些经济问题。这里提到了胡资生的父亲,其实这当中还不仅涉及到经济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历史恩怨。胡资生父亲在文革期间是“造反派”,有3条人命与他关系重大,文革之后,到80年代,刘骏的父亲刘长富于清查小组中就事,把胡资生父亲的材料递交了上去。这些历史背景与现实冲突酝酿出了刘骏之死。

   ■刘骏之死

   2002年6月15日傍晚,刘骏在其岳父家吃晚饭。这时,益鑫泰路派出所两个干警找到他,拿出一张传唤证,要刘骏晚上8点到派出所去一趟。刘骏及其家人感到十分意外:刘骏并没有犯法,为什么要进行传唤?他们质问干警,干警却不肯回答,并要求刘骏在传唤证上签字,刘骏拒签,干警于是把传唤证放在桌上离去。

   派出所的传唤在刘家引起轩然大波,刘家分析来分析去,找不出有什么事需要到派出所去的。如果硬说有事,那也是一件已经了结了的事情。即,两年前,益鑫泰公司为筹建老年服务社,缺乏启动资金,在刘骏手里借了13000元。后来老年服务社垮了,无钱还给刘骏,在2000年就将老年服务社几间房子以年租金5000年的价格给刘骏使用,作为还债。刘骏拿着这些房子没用,以年租金4000元的价格转租给了一个姓项的木工,并签订合同,谁违规谁承担违约责任。2002年益鑫泰公司在靠贷款发工资的情况下突然要建一个什么休闲广场(形象工程),要拆除老年服务社抵债的几间房子。项木工认为是刘骏违约了,要他赔偿2000元的违约金。刘骏说这是厂里的决定,本人没违约,要找只能找厂里去。后来刘骏还是给了这个木工2000元,此事自行解决,并未找厂里的麻烦。谁知这是厂长胡资生为激惹刘骏闹事设的套,刘骏没有上钩。

   刘骏不想去派出所,但后来一想没做错任何事,去就去,有什么了不起。6月15日晚8点,刘骏在妻子李子萍的陪同下,去了仅离家200米之遥的派出所。询问刘骏是在派出所的会议室进行的,不放心的李子萍则坐在隔壁一间房里等着。询问到晚上11点30分左右才结束。完了,派出所竟又给刘骏一张传唤证,要他16日上午9点再来派出所。

   16日早晨,刘骏来到父亲家,将两张传唤证复印件交给家人。临别时他对父亲说:“胡资生要整我。”刘长富感到特别震惊,说:“你又没干坏事,整你什么?你去,我等下就来。”刘骏于是再度来到派出所。

   上午9点多钟,不放心的刘长富赶到派出所,问所长劳益穗:“今天这个传唤证你是怎样签下来的?”劳益穗说:“这是市政法委下达通知给朝阳公安分局,朝阳分局再通知派出所的。”刘长富又问:“市政法委怎么知道麻纺厂有一个刘骏?他的知名度有这样大吗?肯定有人向市政法委汇报了。”劳益穗忙说此事不好讲,并叫刘长富去看看对面会议室里的刘骏。刘长富于是来到会议室,儿子很平静地坐在里面,还与他打了招呼。刘长富感到特别疑惑的是,里面竟还坐着麻纺厂党委第一副书记王健生和纪委书记刘才保。刘长富问他们:“星期天你们两个在这里干啥?”他们说有点事。刘长富看他们谈的气氛很轻松,也没在意就回家了。

   中午12点,李子萍给丈夫刘骏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吃饭,刘骏说派出所的人已不让他回家吃饭了,在所里吃。仅过几分钟,刘骏打来电话,叫李子萍到派出所来一趟。李子萍急匆匆地赶到派出所,发现王健生、刘才保、厂保卫处长汪德华、保卫处工作人员钟浩及派出所的卢小健在所长办公室打牌。刘骏一人在另一间办公室。刘骏对妻子说:“他们要拘留我几天,胡资生要整我。你把手机和房门钥匙拿回去,拘留所不准带这些东西。”

   12点30分左右,李子萍从派出所回来找到公公刘长富。刘长富立即给王健生打电话:“王书记,听说刘骏要被拘留,这是怎么回事?这事你要处理好呀!”王健生马上说:“刘老你放心,我去做工作。”刘长富说:“那我等着你的电话。”几个小时过去了,刘长富在家里等着王健生的电话。王健生却始终没有来电。

   下午3点左右,有人(不是派出所的人)给刘长富来电:“刘骏在派出所出事了!”75岁高龄的刘长富听到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立即赶到派出所,找劳益穗要人。劳益穗慌忙说:“这是胡资生的指令,我也顶不住。”说完就溜走了。刘长富不知道他儿子在何方,心如刀绞,乱了方寸。此时派出所现场人员一个不剩。这个时候,刘骏的岳父也来到了派出所,他从所长办公室窗户向外看,大声叫道:“刘骏就在派出所楼下!”这时,刘长富才知道——自已的儿子死了。

   ■到底是怎么死的?

   2002年7月4日,国家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陈忆九、刘宁国对刘骏的死因进了法医鉴定。7月17日,鉴定中心鉴定书上的结论是:“刘骏系高坠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在这份鉴定书上,案情摘要是这样写的:“2002年6月16日上午9时许,刘骏因‘语言’威胁他人而被益阳市益鑫路派出所传唤问话。中午12时半左右,死者(刘骏)与看管一起吃晚饭后,(看管)要求死者到隔壁办公室休息,死者刚进办公室就小跑(并)一个纵步从窗户上坠楼而死。死亡时间是下午13时35分。”

   对此,一些专家及家属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益鑫泰路派出所系一栋简易的两层楼建筑,从二楼窗户到地面不过4米,何为“高坠”死亡?专家们认为,从六楼以下坠楼者,一般不可能死亡,凭刘骏的运动员的体格从4米高的窗台跳下,一定是脚先着地,而非脑袋直撞地面,这种高度顶多只能将他摔伤。而且就在刘骏出事的前半个月,益阳麻纺厂一个女工因失恋从4楼坠下却没有出现生命危险。刘骏呢,不但死了,而且头颅是多处重力点,颈椎严重向颅内突入4cm,这要有多大的外力促成?刘骏的身体重量及楼高不可能产生这么严重。这是其一。

   案情摘要说中午12时半左右,看管叫刘骏到隔壁休息。死者刚进办公室就小跑一个纵步从窗户上坠楼而死,死亡时间是下午13时35分。从这文字里可以看出,看管是寸步不离刘骏的。当刘骏“小跑时”,看管在一旁袖手旁观?况且,派出所的推拉窗户很窄,人几乎要侧身钻过窗口才能往下跳,何况刘骏还被铐住。看管是有时间去抓住刘骏的。看管没去阻止,只有一个理由成立就是他不在现场。如果看管不在现场,那又是谁看见刘骏足以纵步的姿态跳下去的?这是其二。

   从2楼纵步跳楼,坠地时间极短,应是四肢先落地。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没有任何关于脚肢损伤情况的鉴定,上肢也仅是轻微伤。致命伤在头部。据家属反映,他们仔细看过刘骏的遗体,面部多处有被人击打过的伤痕,头部有多处严重创伤,难道一次坠楼会产生多处重度着力点?这是三。

   另外,目击证人谢铁辉还亲眼看到胡资生坐阵指挥,将刘骏的遗体从派出所二楼扔出,他的证词在2003年3月7日已提交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法纪厅。此外,多名目击证人也证明,刘骏被害后横尸于派出所楼下时,双手仍被手铐铐住,而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2002年益02号)中却写道:“刘骏一个纵步跳上窗户,左手扶住其窗户边,侧身跳出窗外。”倘若果真如此,那么,窗户边也一定留有刘骏的指纹,而检察机关至今未敢宣布在该窗户上提取的指纹属于刘骏。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6·16命案”发生了一周之后,出事的窗子居然被整个卸去,派出所的窗子已被涂上了厚厚的油漆,相邻的窗户也都上了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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