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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重庆公民第一书 ——我们为什么要爱重庆?

   3107万重庆公民:

   见信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经常收到你们当中一部分人的来信,其言殷殷,其语灼灼,从重庆的传统文化、杰出人物谈到重庆的时政动向、民生疾苦,这样的信我几乎每封都看,每封都回。尽管我离别你们已有两年之久,但我的根永远扎在你们脚下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

   你们当中有不少人通过不同渠道知道,现在我已经成了你们父母官眼中的一颗钉子,好些主管政治意识形态的部门已经把我的言论放到了他们的会议桌上,有的很振奋,有的很惋惜,有的很愤怒,有的很紧张,有的觉得很丢脸,似乎我这个离经叛道之徒早该被投进大牢。像重庆渣滓洞墙上那句话一样,有的人一天到晚都在奉行“长官没有看到想到做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做到”的敌视条款,所以我的家乡、我的学校、我的亲朋好友的家庭,时常有一些穿着警服或故意不穿警服的人前去“调查”。我接受这样的“调查”,情愿将所有的结果都估计为最坏。

   即便如此,我也仍然接到了“调查者”中一部分人的电话和信件,很显然,我得到的评价非但未减,反而增加,非常意外地成为一个被广泛同情与支持的重庆人。我要感谢你们这一双双分得清是非黑白的眼睛,要感谢你们不违背良心说出的真言,更要感谢政、党、人大、政协、司法部门里面少见的秉直之士。我杨银波今天是杨银波,100年之后仍然是杨银波,就像我给一位香港作家朋友在电话里说的那样:“杨银波1000年都不变!”我相信历史,相信政治,相信民意,相信自己。从今天开始,我要以一系列的《致重庆公民书》来表达我对整个重庆的责任感,完成一个“敢言青年”对他10年之内都不可能回去的家乡的一份执着之情。我希望这些信不但被你们看见,更希望被活动性比较大的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先生看见,因为诸多地方我还待与他细细商榷。

   我是重庆永川人。1983年4月1日,永川地区与重庆正式合并,实行市领导县体制。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撤销原重庆市。自此以后,我这个永川人便似乎脱离老四川、老重庆,成为中央直辖者。重庆之地位,向来不亚于北京。历史上,重庆曾经四次立于国都地位: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316年,重庆为巴国国都;公元1363年~公元1371年,重庆为夏国国都;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市,重庆市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又发布命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陪都,此地位直至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才得以更改。即便如此,1946年5月5日~1954年,重庆一直就是中央直辖市;至于1997年3月14日这个“新直辖市”,其实是第二次直辖。

   我们为什么要爱重庆?是不是因为它地位高、权力重?想当年,重庆成为中华民国陪都之时,竟崛起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政、军、经、文四者同为中心,此乃国之龙脉,这样的历史骄傲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爱它吗?看今天,重庆幅员面积8.24万平方公里,人口3107万,下辖40个行政区县(自治县、市),已经成为中国行政辖区最大、人口最多、管理行政单元最多的特大型城市,这样的“中国之最”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爱它吗?今天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不值得。重庆市政府说,中央直辖、三峡工程建设、西部大开发,这是重庆发展的三大历史性机遇,要借此三大机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扩大开放,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使综合力进一步增强。我要对这个政府说:眼光短浅之极。

   今年8月20日,副市长黄奇帆对海外媒体说:“重庆具备显著优势。市场广阔,有相对完善的金融、商贸体系和较好的生活服务环境,重庆还是西部的教育高地,重庆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都比较低。十年后,重庆将赶上现在的上海。”赶上了上海又怎么样?赶上了,你的政治资源还有吗?你的金融稳定,你的企业有竞争力,这不错;但是,你的社会是否稳定?重庆公民是否信任你这个政府?你前两者都占了,经济搞上去了,但是决定这个城市发展的人性力量(后两者)却丧失了,那么你当副市长的该怎么办?退一步讲,你的经济搞上去了,那么这些经济是如何分配的呢?能符合公正、公平原则吗?能保证不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吗?现在重庆的农民还是为政府的统购统销计划生产,你们不准私人为市场生产,不准私人搞跨省批发粮食贸易,不准私人搞批发商零售网,不准私人制造汽车,不准私人搞银行,不准私人搞保险、电讯、石油、出版、新闻等等,大部分人都不能自由经商。重庆的土地产权又不明确,土地不准私有化,你还跟记者说我们重庆的土地价格比较低,现在大搞征地,每年你们征地财政都要赚数亿人民币,和古时候的土地兼并一样,官商勾结,拿点小钱给农民打发,然后再以高出几十倍的价钱卖给外商、公司,或者大大小小的重庆官腾出一些土地来给他们的某些亲戚朋友、战友经营,这样做,即便重庆保持每年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这个增长起来的经济到底有多少是分给我们的呢?

   看看这三个例子:1996年~1999年,原重庆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原重庆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总经理胡启能,受贿1200多万元,贪污公款30万元;1995年~2000年,原工商银行重庆分行九龙坡支行杨家坪分理处会计,贪污金额4000万元,造成损失481万元;曾经于1999年6月来我们重庆担任市委书记的贺国强,现在已经被调查出他在山东、福建、重庆工作期间,以45000元的象征性价格在济南、福州、重庆等地购入了三幢豪华住宅,总计850万元,他前些天已经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作了检查,并申请辞退所有官职。这边的风景不断,那边的风景也在继续,请看看你们在三峡移民过程中得到的反映。2000年6月28日,重庆巫山县望霞乡、南陵乡、石碑乡的移民向三峡移民总局驻宜昌办事局求助,他们搬到那里已经有4年了,但是他们的饮水、用电、土地问题均未获得解决,加上选址不当、干部贪污、弄虚作假、他们与迁入地的居民的矛盾等等,他们要求落实政策或者全体外迁。你们要多想想他们的疾苦啊:他们只能靠下雨时在平房上接点雨水,或者到很远的脏水塘去取点水来过日子;他们只能自己用木杆拉成像蜘蛛网一样的很危险的简易电线来取电;他们的土地少部分有二到三寸深,大部份全是光石头,一点土泥也没有;你们对他们的一切补偿承诺,如木林、果园、生活过渡、生产安置等,一点也没有补偿,仅仅只给他们补了点房屋补偿费;……

   举这些例子,是要让所有重庆公民都看到这个城市的强烈反差,让重庆政府官员都看到在这些强烈反差之下深深隐藏着的愤怒和仇恨,这一系列迹象都在表明着重庆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源于什么?就源于只搞经济(大量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我们现在回首洋务运动,那个时候也是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效益很好,但是到最后呢,它的政治资源、威信、合法性全部消失殆尽,最后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保路运动,政府把修路权拿给私人,结果又把修路权夺回来,人民就起来反抗;我们现在搞非法征地,搞官商勾结,搞不负责任的大移民,然后人民站起来维护他们的权益,反抗这种官商勾结,要求罢免官员,要求民主选举,要求一切权力来源和权力维护能够合法化,要求从长远利益来考虑人民的生死存亡和长治久安,这跟辛亥革命前的保路运动就是一个模型,并且还在激烈程度上升了一级。那么,面对这种危险,你们该怎么办?就应该把你们那些正义的反对力量请回来,跟他们谈判,甚至扶助他们,跟他们和平竞争。你们没有这些反对力量的存在,老是搞“衙门”那一套,到最后你们就没有了值得保留的任何价值,得不到任何一个重庆公民的同情。

   谨以此信,就是想表明反对力量对一个政府的重要性,表明民意永远高于权谋;表明爱重庆不是因为它表面上的繁荣与健壮,而是因为它根本上的贫瘠与虚弱。对于重庆而言,包括我在内的3107万重庆公民,都是它的医生。 ═══════════════════════════════ 简介:杨银波,社会活动者,原籍重庆。自2000年起行走中国,调查、采访、记录、拍摄、写作、上书。主办《百年斗志周刊》。 作者邮件:[email protected]

   ——《议报》第一百一十三期(2003年9月29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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