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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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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静水流深》作者的第二封信
·2004年中国大陆知识群体的维权抗争
·二○○四年两会议政:官方两会与弱势群体
·亲人访谈录──重庆氯气事故
·2004年1月~4月:中国民间人权记录
·我们的八九“六四”
·九天外──杨银波少年时期诗选──
·纪念杨建利被捕两周年——来自中国大陆民间的30个回答
·给家乡新岸山村村长的一封信
·正道的未来:杨银波日记摘录
·丁子霖等"六四"难属被捕事件报告
·杨天水访谈录
·《百年斗志周刊》刊词
·致信杜导斌之子杜文玉
·【杨银波诗存】
·捍卫新闻自由,反对强权报复——为《南方都市报》事件签名呼吁
·诗与刀:我依旧胆怯——答杨银波兄
·刘水之被捕与当局之阴险
·中国民间自由撰稿人与政论媒体
·杨银波谈中国对虐囚事件的反应
·敢于面对真相的人永远是胜利者
·剖析杨银波
·底层民工生活录:刘昌莲与郑兴华
·惊闻友人杨春光之母刘素芳去世,即此致哀!
·底层民工纪实--叶飞的29年
·2004年“南都事件”民间记录报告
·与希望之声电台共议「美军虐囚事件」
·《中国农民工调查:采访父亲杨庆华》
·《中国农民工调查:采访梁如均》
·毋忘六四(摇滚歌词,中英文双版)
·1993年~2003年:六四周年档案简编
·大陆政论作家:余樟法与郑贻春——附:当代大陆持不同政见之部分知名政论作家
·杨银波:与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继续谈心
·中国农民工研究提纲
·中国农民工调查:打破「农民不能进城」
·杜导斌被捕之前的文章历程
·血泪筑成的万里长城──中国农民工调查
·中国农民工调查
·中国农民工调查:民工潮突然爆发
·采访捡破烂者王秋喜一家
·中国农民工调查:采访罗金太
·贺《民主论坛》创刊六周年
·最危险的反歧视──中国农民工调查
·中国农民工调查: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
·专访大陆政论作家郑贻春──《民主论坛》创刊六周年特别纪念──
·国际人权互动很有必要──中国农民工调查
·中国农民工调查:农民·农民工·城市人
·中国农民工调查:四川竹镇的民工历史
·广东"城中村"现象
·中国农民工调查:北京民工子女学校的生与死
·訪談楊銀波:腳踏實地,努力幫助農民工
·一个弱势者的热情和理想
·中国农民工调查:同是天涯沦落人
·不灭的理想(摇滚歌词)
·当前民工状况的特别数字
·孔灵犀小档案
·资料集:关于武汉优秀青年孔灵犀
·中国农民工调查:物价上涨·炎炎夏日·涛涛洪水
·中国农民工调查:涉及全体国民的2004年民工热点
·中国农民工调查:民工荒·独立工会·乞讨的男孩
·希望之声电台:不灭的理想——杨银波
·《民主论坛》六年统计报告(上)
·《民主论坛》六年统计报告(下)
·《不灭的理想》:闷雷般的激情之歌
·民告官:推进人民主权运动
·工伤,远甚往昔的体会
·谈民营企业与合同工的困境
·紧急求助:杨春光被诊断为多处脑梗塞
·中国农民工调查:成本·教育·再教育
·我们曾教过这样一个学生──杨银波
·王怡作品集(80万字网络版)目录索引
·从为母校创作校歌《公民教育》说开去
·历史文化季刊《黄花岗》印象
·不灭的理想——杨银波的人生故事和写作经历
·杨春光资料简编(1956年~2004年)
·反思[民工粮]等四个特别事件..
·政论作家:一种重量级的人物
·问卷调查:面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
·寻人启事:寻找我的外婆朱云富──暨撰述梁家简史(1922~2004)
·中国农民工调查:成本.教育.再教育
·中国农民工调查:我的四个制度建议
·杨银波答记者、读者:关于中国青年问题
·简评“十.一八”重庆万州事件
·问卷调查:面向中国大陆知识公民
·访谈:我的五个交流建议──兼谈工会
·底层调查--透视民工梁如均
·杨春光之妻蔡东梅访谈录..
·2004年秋 《中国劳工研究》杂志创刊号 《档案:关注农民工的大陆非政府力量》
·酒后杀人──学生教育的恐怖暗角
·19岁民工孙家利工伤调查记录
·假如我是一个普通的村委会主任
·刑事实论--兼谈高难度的实干精神
·关注中国少年犯
·《中国农民工调查》最后总结
·童工 禁而不绝的群体
·为师涛呐喊,为师涛助威
·共同关注风雨中的涨谷村──中央电视台首次到我家乡采访险情
·公布:救助自由诗人杨春光事迹报告
·■上苍保佑说真话的诗人——来自杨银波的一些感慨
·论当前农村股份固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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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是“病号”的贫困家庭

劳苦——疾病,劳苦——又是疾病——又继续劳苦,他们就这样循环着悲剧的人生。走进这个家庭,又离开这个家庭,我不知道究竟是应该极力批判医疗产业化,还是应该极力批判农村缺少救济保障之实,我的眼前只看到这样一个不断循环、无限反复的痛苦状况。无数的问号在我头脑里盘旋,真的是“你能看到,你不知道”的那种心情,这身上的重担太沉,心中的石头也太沉。痛苦时,我想:“至少也为他们分担掉了一些吧。”我是真的这么想。
   ⊙简介
   吴修华(父)、杨中英(母)、吴志金(女),均系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汉东村一组村民。吴修华,1962年4月13日出生,现住朱沱镇汉东村一组,务农,系膝关节炎等病患者。杨中英,1963年6月6日出生,现住朱沱镇汉东村一组,务农,系乳腺纤维瘤患者。吴志金,1985年3月26日出生,现暂住重庆永川市,无业,系乙肝病患者。

   ⊙调查情况
   先说吴修华家的房屋。房屋是一处破烂瓦房(四间),建于1977年,距今已有28年的历史。灶房是用竹片夹起来的,墙已到处开口,最大开口处约有8公分宽,非常恐怖。最严重的是堂屋,四面墙都开了口,而且是从房顶到地面这么长距离的开口,口子统统裂开,内外相通,居住在内极其危险。屋脊已经严重陷下,前面的檐口是用三根竹杆来撑着的,后面檐口的檐板已经全部脱落。
   1983年,当时分家时,吴修华家只得了30斤大米和三间茅草棚,除此以外一无所有。遂到信用社贷款100元,买了两头小猪,翻盖草房,就这样过着艰难的日子。灶房、猪圈、偏房,都建过很多次,但都因经济问题而一再难以建设,费了很多时间和力气才有如今的样子。做石坎子时,请人挑泥巴、抬石头,急需1500多元,然而当时他们家只有200元,就又借了1300元。
   换瓦房时,又贷了500元的款,买了一头母牛,生了小牛后把牛卖了,得了900块钱,而后又拿去还债。经过后来的经济筹措,换成的瓦房也整得很差,阁板用的是楠竹片,沙杆用的是假沙杆。堂屋的脊梁要垮,又拿桉树棒来撑住二棱子。现在的房屋,偏过去偏过来,正的地方和偏的地方相差12公分。瓦片实在掉得太厉害了,他们才去捡一下,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把房屋保护起来,以免彻底垮完。
   杨中英患病多年,从1981年开始,胸部疼痛至今。2001年12月,杨中英突发乳腺瘤,两个乳房及乳房周围生了多处肿瘤,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的有葡萄那么大,更危险的是,这些肿瘤都是长在血管上的,连串地蔓延。她是一个多病缠身的病人:脖子有一个大淋巴结,小腿麻木,喉咙干呕,掖窝吃紧,头部还时不时地眩晕,右背经常发痛,每日凌晨心痛不已,平时她出的气也很臭……。
   2002年2月,丈夫吴修华、四哥杨义华送杨中英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救治,住院时间长达25天,医师是罗玲,诊断结果为“乳腺纤维瘤”。我翻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杨中英病历》,上面是这样记录的:“记录时间:2002年2月21日。记录结果:经期长,经量多,已有17年。17年前,生小孩后,出现经期长、经量多,伴绞痛。”出院后,杨中英无法断药,曾吃过三苯氧氨、乳安片等,现仍在继续吃中西药(西药如清喉利咽颗粒、阿莫西林胶囊等)。从2002年至今的三年时间里,杨中英基本上都是到四川省泸州市私人药店郭大同医生处拿药、输液。而后,她又到重庆市第二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为“乳腺增生”。
   杨中英发病至今,仅关于乳腺瘤的医治,就花费了15000元左右。如今,每月的医药费就有150元左右,不能断药,只能吃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她说:“如果有那么一天,连药物也无法控制病情的话,就只能等死了。”现在,她的病每个月都要发病四次左右,胸部疼痛难忍,一痛就必须忍痛到郭大同处拿药。由于郭大同居住在泸州,又是偏僻地方,那里的交通极为不便,因此杨中英每次前去只能坐摩托车。一个来回,仅摩托车费就是150元;一个月一个来回,一个来回就需要三个小时。因此,包括交通费、医药费在内,她每月就须花费300元左右。
   吴修华也是个“病号”。他头顶有一道伤疤,至今头痛,按他的话说,“最痛的时候,简直痛到心子里面去了”;大腿也有一道很深的伤疤,天气冷和热时都要痛;腰上还有一道更深的伤疤,是当年做手术时留下的,现在还伴有疼痛;左右膝都有关节炎,干不得重活,挑抬不得重物;左手无名指已彻底麻木,扭曲变形,无法伸直。他的女儿吴志金已患乙肝(“小三阳”)三年左右,在厦门、重庆都医治过,至今未愈,医药费花了1500元左右。现在,这个家庭只能努力挣点钱来吃药,而吃药又怕药费太贵,不敢到大医院医治。三个“病号”,尤以杨中英为重点。吴修华说:“她是女人嘛,把她的病治疗好了再说;我的病就等她的病好了再医。至于女儿的病,就只能是她自己挣钱来医自己的病了。”
   吴修华一家对父母非常孝顺,其父吴银清已有77岁,其母苟恩秀已有72岁。2004年6月,吴银清在重庆市第二医院被诊断为食道癌(慢性),无法医治,只能用药来控制。如今,这个老人每天只吃得进去蛋清和副食品,耳朵又是聋的,非常可怜。吴银清总共有三个儿子,吴修华是其中一个,另外两个是吴修权和吴修平。2001年4月,身为砖工的吴修平在贵州省开阳市工地,夜间因煤气中毒而导致当场身亡,年仅33岁。吴修权是一名普通农民,曾经因胃穿孔在重庆市第二医院开刀;吴修华也曾因“腰腐烂”在重庆市第二医院开刀。
   按照家族制度,每年吴修华、吴修权须向双老提供120元现金、500斤稻谷作为赡养的义务。如今,吴银清患癌症后,除现金、稻谷之外,每个月两个儿子还须提供数十元的医药费。2005年10月,按照本地风俗,经老人同意,吴修华、吴修权各自拿出了580元,作为老人的棺材、生活所用。若老人去世,则吴修华一家须承担其中5000元左右的安葬费、丧礼费。
   这个家庭目前的经济来源是:1.44亩田土,每年仅产1000斤稻谷、800斤玉米、2000斤红苕;家禽是15只鸡、12只鸭、3头小猪,4头大猪;吴修华每年去两次朱沱镇蚕茧站,负责烤茧、烧锅炉,一年总共能够获得300多元工资;平时,就是吴修华在附近干点杂务(比如建筑或者其它),每年搞得到300多元的工资。就喂猪而言,平均每年总共约有1500元的收入,但这个收入一旦除去喂猪的本钱,养一头猪大约要用800斤玉米等(本地玉米价格:0.68元/斤),这样算下来,则喂猪明显就是“亏本生意”了。
   2002年,吴修华家中的九头猪医治了300块钱,只有两头猪卖了400元,其它七头猪统统都死了,死了就埋了,估计损失了5000元左右(光是喂猪的本钱就是1000多元)。当时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就外出打工。到厦门后,吴修华虽然有1000元剩余,但为了回来重新兴家和治病,反而向杨中英的八弟杨运华借了1000元,又向别的工友借了1700元,回家后缴了各种税收和老人的赡养费等,买这样或那样的生活生产必需品,好不容易还了债以后,就算是“从头再来”。
   最令人头痛的,还是杨中英的病。2002年,杨中英在厦门病发了,一边是向人借钱,一边是向苦命的女儿吴志金求助。吴志金只在家乡读到初中毕业,虽已被职业高中录取,但当时年仅15岁的她看到这个家庭已经根本没有经济能力供其继续上学,遂以童工的身份到厦门打工,进盖盖厂、玩具厂。厂里的毒气很大,女儿在这样的恶劣工作环境中辛辛苦苦挣了6000块钱,然后全部拿给母亲医病。但这6000元远远不够,许多亲戚朋友就送的送鸡,送的送蛋,并组织捐款,达1500元。
   杨中英说:“对于我的病,许多亲戚朋友都很担心,希望我早点去治疗,但是我又没有钱去治疗,所以只能这样拖着。这种病不能动手术,医生警告说‘一动就死’,因为几乎所有瘤子都是长在血管上的,只能用药物来控制。有时候,我自己想着也冒火,整点钱就拿去吃药了,感到自己是个巨大的包袱。一年365天,我没有什么时候是彻底健康的身体,可我自己又找不到钱,做着农活都是硬着头皮去做的,活路重时,胸部极为疼痛,痛了只能吃药。药物基本上是能够控制病情的,瘤子实在长大了,就必须要到泸州找郭大同。”据称,郭大同在当地是一位医术很精湛的医生,他自己的私人诊所就相当于一个大医院,来人络绎不绝。
   “得了病之后,我曾经流过很多次泪,曾经想到过死,想过买安眠片,问了医生,医生说一次只能买几颗,而几颗安眠药又死不了人。真的,有时候我真的不想活了。现在我想的是,哎,人早晚都要死,无非早点死在泥巴里嘛。可是又想,我这么年轻就死了,一辈子劳累奔波,没有什么幸福可享,还是觉得不甘心。”杨中英回忆自己的过去,“我一进入吴家,就去敲‘泽儿根’(野菜)来卖,然后才去买火剪。又去筛石子,长江涨大水时虽然是齐大腿的水,但我还是要去筛,病症从此突发。那个时候,晚上12点才睡觉,凌晨两点就要起身走,三点钟就必须到河边等船去筛石子,这样辛辛苦苦就为了那几个钱。”
   吴修华插进话来:“确实,这么多年都是看在眼里的,她是最磨(辛苦之意)的,她什么都做过。刚嫁给我的时候,油都要整个二顿,吃的是玉米羹、红苕。现在我们的伙食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总之干饭、稀饭有吃,但肉类就谈不上了,营养品只有蛋,很少割肉来吃,有人客才整点肉。那些年,连猪都杀不起,就更不要说吃肉。现在喂猪呢,又要考虑到必须拉去卖,自己不能多留点下来,因为必须要有经济。尤其是节气、过生,更需要花钱——今年正月的人亲钱、零用钱,我又要赶紧去挣,不然连个年都过不起。”
   杨中英说:“我们都是老实人。做事要讲良心,要踏踏实实做人。只要我干得一天,我就干活,做得一天算一天。虽然得了病,但我还没倒床瘫痪,还没有成癌症,只要我存在一天,我就还是继续干。当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就想出去摆谈点龙门阵,这样心里就要舒坦一头。我那些活路都是‘赶’出来的,我很勤劳。”她对女儿有着特殊的母女之情,“考虑到是自己的姑娘,觉得心痛得很。她有什么问题,我就心愁得很,我希望她能够有多一点的能耐。而且,希望她的病尽快好起来,不要跟我走同一条道路,这种痛苦她是受不了的。”
   “是啊。”吴修华也颇有感慨,“如今我这个家是翻不了身了,一年四季都是想找点钱来治病。现在我也不考虑其它那么多了,只巴不得挣点钱来把老婆的病治好。我在家一直都是勤帮苦做,这几年上街都是忙去忙来,连茶馆、酒馆都不进了。你想想,我如果不勤帮苦做,那又能怎么办呢?必须奉献,这是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心里还是想把家搞好,但能力又在那里管,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尽力而为。不过,人这一平生谁知道会得些什么病呢?对不对?只要想开一点就好了。”
   ⊙调查后记
   临走的时候,我说我马上要到重庆江津市石蟆镇做调查。吴修华握着我的手说:“到处都是贫穷啊,眼睛是看不到的,只有亲自去了才晓得。”他们非要留着我吃饭,看着天气下着小雨,又翻箱倒柜地找出一件毛衣,“杨先生,你穿上吧,这是亲戚散(施舍之意)给我的,我们很少穿,你就当是我们的心意。”走出他们家门前的坝子,我再回头看他们向我招手说再见,道路泥泞,人情冷暖,也是一番丰厚的人生体验。我走着走着,想到这些年象他们这样的人竟是这样度过的,一辈子辛辛苦苦,却因辛苦而患病,因患病而奔波,又因奔波而继续患病,就这样病来病去,肩上的担子究竟有多重,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是个“尽力”的程度了,我实在觉得有些辛酸。我甚至不知道我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为什么悲剧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它无休无止,难道就没有一个尽头?我压抑着心情,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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