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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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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寻求高效率的维权途径——《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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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作家在朱沱

我首先要告诉大家,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演讲。如果我不愿意放弃在广东多年的良好人缘、环境和对实际状况的热切观察,就不会有这场在故乡演讲的开端;如果我回到故乡后没有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这里的家家户户,就不会有这场演讲的资格;如果我本身并不能持独立的立场,甚至羞于称为“作家”,就不会有以如此骄傲的主题来阐述我观点、表达我歧见的身份。有时,我行走在路上,会有与我完全素不相识的人向我打招呼;有时,我坐在镇上的汤圆桌边,会有一群人旁观着我,说:“大家看,那个人就是杨银波!”我的短暂到来,却能引起大家如此的注目,提起大家的兴趣,成为人们的话题,实在地说,这种结果来得比我想象的要早。
   朱沱,一个位于重庆直辖市边缘的小小弹丸之镇,一个川渝交界并近靠贵州的西部偏远小镇,一个在许多人头脑里还很陌生的拥有八万多人的长江上游第一镇,当我的脚步从轮船上踏向它的第一寸土地时,我说:“朱沱,我终于回来了!”很明显,我激动得无法以具体的言辞来形容当时的心情。由于常年漂泊在外,我所接触的故乡,是一个又一个从这里被迫背井离乡打工的民工,是一次又一次令人痛心的劳资冲突和生存窘况,是在座的亲人、朋友、邻居、村民,是发誓要努力生存下去却又不知道苦日子到哪年哪月哪日才能是个头儿的无奈的人。为此,我决定回来,见证这里的贫穷、落后、愚昧和野蛮。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穷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诗意地说,这是一个有关“行为艺术”的工程,从一开始我就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痛苦、寒冷和危险。从对个人的调查到对家庭、家族的调查,直到对群体的调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今后还会千而万。随着调查范围的逐级蔓延,小小的一个朱沱镇,却包括各阶层、各领域、各立场,此中纵横交错、盘根错节,越深入下去越发现问题的严重。我不是来扶贫的,尽管我常捐助,但不唯独是为公益;我也不是来传道的,尽管我常演说,但不唯独是为授知;我还不是来反腐的,尽管我常反特权,但不唯独是为权力;我更不是来赚钱的,尽管我常联络经商的人们到这里来助一臂之力,但不唯独是为了经商者的利益。甚至更干脆地说,我一不从政,二不经商。

   为什么呢?难道我没有政治热情?难道我没有经济筹划?是什么让我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偏偏要站在那么多人的意识之外,去走一条完全由我自己抉择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完全由我一个人来选择时间、地点、对象以及事情的内容和意义,称赞的人说这是“特立独行”,反对的人说这是“不切实际”,可我还是这样做了,并且一做再做了,简直是做定了!有的人开始显露出一定的恐惧,有的人开始趁机找一点捷径来达到他们想到的目的,有的人则继续沉默下去了,总而言之,这里的人们在对于我这个特殊的人的态度上,已经在慢慢分化,我也从中对比,看到了许多隐藏得极深的问题和详尽情况,这种体验对于一个敏感的作家来说,实在是巨大的丰收。
   我们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的贫穷——更直接地说,没钱。贫穷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疾病带来的昂贵医疗费,有的是孩子上学的昂贵花销,有的是遭遇灾祸,有的是没有劳动能力,有的则是土地资源的有限和务农养畜的成本过高。有的家庭,女儿嫁出去了,在外打工时生了孩子要照顾婴儿,没有办法挣钱,只能靠老公;儿子还未成年就以“童工”的身份外出打工,出了工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有的家庭,钱是挣得不少,可是花销巨大,所投入的资金远远大过其收入,并负担所有的赡养和扶养责任。有的家庭,女儿未婚先育,男女双方要各被罚款3000元,年轻人做事情、过日子没有计划,没有危机意识,连罚款也缴不起。有的家庭,女儿在外打工贪恋城市的浮躁奢华,多少年的血汗钱毁于一旦,父母能力又差,打工成本太高,一年到头也没几个钱可剩。
   有的家庭,一家三口全是病号,再如何挣扎也没有作用,只能到周围打打杂工,弄点泥鳅、黄鳝,全拿来医治疾病都不够。有的家庭,超生第二个儿子,要被罚款19404元,索性就烂醉如泥、烂赌成性,夫妻打架、吵闹,日日不断,把一个原本幸福的家搞得乌烟瘴气,充满了恐怖的气氛,也使后代直接接受了暴力的原始教育,贻害无穷。有的家庭,女儿在外上学,父母在外打工,民工子女的学费远远超过本地人,民工拼命努力,拼命努力似乎没有意义,一天到晚呆在充斥着巨大噪音的冲床车间,时刻都面临着危险。有的家庭,尽管在外打工的时间已经很长,可是没有什么技术,只有一点蛮力,又能做些什么呢?换了一个厂,又是一个厂,才干个把月就干不了了,只能丢掉工资走人,出了问题也不知道应该找谁,遇到打抱不平的也畏惧要支付那么大的成本,只能忍气吞声。
   有的家庭,妻子失踪了,丈夫残废了,女儿要上学,怎么办?有的家庭,房屋倒塌了,丈夫患上重病了,妻子在家做庄稼却屡做屡赔,两个孩子要上学,怎么办?有的家庭,丈夫一次又一次重病,妻子也病了,两个孩子辍学了,外出打工又遇到工伤,家中还得赡养和救治已经瘫痪的母亲,一遇到需要用钱的时候,怎么办?有的家庭,妻子是个哑巴,房屋要倒塌了,两个孩子上学费用昂贵,一到开学,怎么办?有的家庭,房屋已经倒塌了一部分,女儿嫁的老公成了精神病人,后来又失踪了,留下一个经常患病的孩子,面对外出打工却次次遭遇“只发生活费,年终结账”的情形,怎么办?有的家庭,房屋倒塌得连一片瓦也找不到了,连基本的吃、穿都靠人施舍,两个老人辛苦耕种,每次赶集却只能卖两块钱,这种痛苦的日子,怎么办?有的家庭,土地只有0.08亩/人,而且全是边角地,土质差,土层浅,每年能吃上每天两顿的稀饭已属“大好的日子”,85岁的老人还要在大冬天洗衣服,面对此等悲凉现实,怎么办?
   在这些“有的家庭”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有的家庭”。我一边调查下去,同时也一边扩散了出去,所扩散出去的是一种深度的关怀,它表明有人在倾听他们内心最激烈的呐喊,有人想深刻地了解这里的一点一滴。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每一个具体的细节我都愿意注意到。就在昨天,我又接到一位乡村医生的线索,他提到与朱沱相邻的松既镇毛圆村,有一位老太婆刚刚失去了儿子,只留下一个哑巴儿媳妇和正在上学的孙女。这位老太婆是如此“举办”儿子的丧礼的:所有亲人,只扯了一小块白布。有人说:“杨银波,你知道了这些真相,又能怎么样呢?你能改变它吗?”我认为,能!就算只改变一点点,那也是一个进步。我会联系各基金会,我会要求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我自己也会首先站出来对他们进行捐助。面对普遍的贫穷,我们需要一种群体性的努力,这就需要一点一滴地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你不行动,光凭嘴巴说,没有用,说得再好听、再深刻,也于事无补,关键是你要站出来!
   我们这里的第二个问题,是思想的贫穷。如果说,腐败或者行政不作为是当今最令人痛恨的东西,那么导致这种局面的恰恰就是制度,而制度也是社会的产物,任何一个社会人与这个制度的产生、发展、蔓延、泛滥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政府会推脱责任,我们也会推脱责任,推脱来推脱去,其实大家都有责任。你不能站在一个完全置自己于冤枉者的角度,去苛求怜悯、同情和帮助,而应当寻找自己的因素。恶因种恶果,是这世界上永远不会消失的真理。从任何一个朱沱人诞生的那一天起,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就已经在发生,并且至今一直都在发生着。你的土地质量,你的工作收入,你的知识积累,你的社会网络等等,与别人是有差异的。你要承认这种差异,当一个机会来临,而你却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在应当由你亲自抉择时你却愿被“代表”、“替代”,那么你的意志是永远不会被体现的。
   日本人曾经多次批评过我们:过去的历史证明,中国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国人的性格里有深刻地畏惧强权的奴性和懦弱,所以中国多次遭受外族统治,一旦遭遇强权,就如散沙一盘,可以说是外强中干;二是中国人当中最厉害、也最被侵略者惧怕的是精神领袖式的人物,这种人一旦被打垮,人们的心灵意识就将崩溃。这是我们被定位于一个被动角色所受到的批评,实在地说,我们越是憎恨这种侮辱,心中就越是感到被刺中了要害。为什么自觉自醒的不是我们?多少次的历史教训摆在这里,那不唯独是“敌我”的思维,更是直接指向了目前在中国最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部分中国人,而我们却不能强大身为公民的自己,只能任人宰割。
   大家知道我下船后听到的朱沱人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朱沱人得了红眼病。”嫉妒,见不得别人比自己更好,争强好胜;脑袋里一团豆渣,想的是如何比别人更强,一遇机会,就先往自己包包里拿。这就是红眼病。一旦谁说这里的人“自私心很重”,得到的往往是承认,甚至被称赞为“有见识”,而唯独不见哪怕是一个朱沱人勇敢地站出来告诉大家:“朱沱人不是你说的那样,你错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对自己的老乡少了一份认可,少了一份自豪,多出来的却尽是这些讽刺、批评?有人想站出来为那些受苦的百姓说话,为他们争取权益,可是很快你就能在大街上听到“那个人是骗子”的谣言,究竟是什么人在践踏这里的良心?是哪些人放出话来的?是既得利益者?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是没有得到实效结果的受苦百姓?
   大家可能与有的视察官员一样,以为这里的一切已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可这都是表面现象,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不具有思想性,因为它丧失了真理的内涵,亦即本质。我这样讲,是会让有的人害怕的,因为他们不敢面对真相。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眼睛看到的,耳朵听见的,话语间说到的,难道还不够多吗?我要说,其实还远远不够。看的、听的、说的,都只是一部分。有谁对这里的历史演变进行过完整的梳理?有谁对这里的每一天每一夜都有过确凿的记录?没有。似乎各人忙各人的事情,忙得顾不了其它了,责任感丧失了,所谓的“本职工作”也被限定在一个相当狭小的范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可是我偏偏要站出来,不为别的,只为我想知道真相。只有直面真相,才能使决策不会失误,才能使资源不被浪费,才能使朱沱人进步发展的时间不被延迟得太久太久。条文是死的,现实才是真的,足够全面又足够真实的信息量才能决定你的出路,不单是个人如此,更大的群体皆是如此。
   我们做很多事情总是放不开,想得到做不到,到最后连想也不敢想了,只求踏踏实实地去机械地做,又能做成什么样子呢?我们身边的改变,镇里的改革,每一天都在发生,可是我们就象一个绝缘体一样,周围的一切似乎已经跟我们毫无关系了。有时,资源贫乏的我们,就是连身边的亲戚、朋友正在承受和已经承受的事情都置之不理,大家只顾自己的得失,失去时想不通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失去,得到时只管兴奋去了,偷着乐,没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计划。我们被封闭了,不一定是被别人封闭的,我们自己就把自己封闭了,又走到“闭关自守”那条路上去了。很多年轻人,终日无所事事,跑跑江湖也没有什么收获,吃了几年青春饭,再回到家乡自以为了不起得很,其实并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带回来。这种打工的冲动永远存在,那是为了生存才这样去干,而不是为了找到一种可以普及到更多人的东西。这种人,其实也是把自己隔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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