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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调查:五元人民币是所有的现金

倘若你碰到一个农民,而这个农民翻遍全身仅找到五元人民币,并对你说:“这是我们家现在所有的现金。”你会觉得异常吗?身处贫困地区深入调查的我,已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了,甚至会认为这个农民还没有足够完整地提供信息。当你突然触碰到贫穷的敏感处,并决定深度挖掘这种贫穷的根源时,他甚至还没有作好任何思想准备,突然被问得说不出来话,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更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这是一种常态,一种来自贫穷却又毫无指望的常态。当然,我不是在教导或者告之人们应当如何和穷人打交道,只是想用这样的开篇来告诉人们:那些失去了话语权的底层人,有着怎样的尴尬和沉默。面对一团死水的现实,连我这个敢言者也变得有些失语了。
   ⊙简介
   杨俊山(父)、陈应先(母)、袁小锋(子),均系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汉东村二组村民。杨俊山,1962年1月5日出生,现住朱沱镇汉东村二组,务农。陈应先,1967年2月1日出生,原籍贵州省习水市东黄镇羊九村三组,现住朱沱镇汉东村二组,务农。袁小锋,1993年12月17日出生,现在朱沱镇汉东小学三年级念书(班主任:刘老师;校长:梁老师),曾患“乙脑”病,亦曾辍学半年。

   ⊙调查情况
   袁小锋“拜祭”(认干爹之意)的是村民袁正明,也就是袁正明的干儿子,跟从其姓。袁正明在汉东村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形象,颇得好评,且是当年我母亲梁如成的裁缝师傅。1998年,杨俊山、陈应先、袁小锋一家三口搬进了袁正明的家中,原因是杨俊山家的房屋全部倒塌。几天后,袁正明去了广东某五金厂打工(现在重庆某五金厂打工)。
   1998年5月,是雨水极大的一年。由于多日受雨水冲击,杨俊山家六间房屋(包括猪圈、灶房)全部被冲垮。灾难还在持续,第二个月,袁小锋生病,到重庆市第二医院检查,被诊断为“乙脑”。这孩子生病之后,没有了知觉,连续17天昏迷不醒,双腿奇小,小腿只有两公分左右的直径,走路完全没有什么支撑力。袁小锋仅在重庆市第二医院的17天住院时间里面,就花费了6500多元。回家后,杨俊山又在朱沱镇朱家湾医院、蒲德轩医生、李方华医生等处拿药治疗孩子的病,又花了3500多元。
   回到家中六个月后,袁小锋才渐得康复。也就是说,从生病到康复的这半年时间,这个贫穷家庭就花了一万元左右的医疗费。这些医疗费全部来自于借款,包括:杨俊山向三哥杨泽高借款3000元,向四哥杨泽华借款2000元,向二哥杨云山借款5000元,然后自己再凑点钱,包括家禽、杂活等,终于凑齐了这笔医疗费。如今,这个家庭的欠债情况是这样的:欠四哥杨泽华1000元,欠朱沱镇大福村“张二”(外号)500元,以及其它零零碎碎的300元左右欠款,总共1800元左右。
   我问杨俊山:“你家现有的全部经济是多少钱?”他摸了摸身上,从外层衣服翻到内层衣服,总共找到了五元钱。他说:“我没有什么手艺,挣不了什么钱,这是我们家现在所有的现金。这五块钱,是昨天我在工地上捡水泥包、烂铁丝到垃圾站去卖得的。”他们家现有的经济来源是:五头猪,每头170斤左右;25只鸡,每只一斤多;八只鸭。喂养家禽是有风险的,2005年9月,家中死了一头猪,有100斤;2004年11月,连续死了两头猪,有400斤左右;还有一年的7月,死过一头猪,有150斤左右。仅这三次损失的四头猪,就损失了2500元左右的经济。再加之,2002年7月杨俊山家中被盗22只大鸡,估计又损失了600元左右的经济。
   这一学期袁小锋的学费,是杨俊山向村民罗吉庆借款300元才得以解决的;上一学期的学费,是杨俊山向村民吴修银借款400元;还有一次,是向二哥杨云山借款400元……。尤其是吴修银,曾多次借钱给杨俊山,以保袁小锋上学无忧。从读幼儿园至今,袁小锋一直是靠借钱来缴学费,学校从来没有免除过这孩子哪怕一分钱的学费。身为母亲的陈应先说:“小锋不调皮,内向,性格直来直往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穷了,别人看不起自己。他又没有一般的孩子聪明,从得病到现在,一直都有一定的后遗症。”
   袁小锋是杨俊山夫妇的第五个孩子,此前的四个孩子已全部死去。1989年5月,第一个孩子产下,是个男孩,孩子当场断气。1990年2月,第二个孩子产下,是个男孩,三天就死去。1990年9月,第三个孩子产下,是个男孩,孩子当场断气。1991年9月,第四个孩子产下,是个男孩,取名为杨凡。1992年3月,杨凡肚子痛、腹泄,父母送至医院医治。在医治过程中,有一次医生统统去打牌了,没有任何医生护士留下来照看孩子,父母看到杨凡输着液很不舒服,好不容易找到了医生,不料医生令其转院,以求摆脱责任。结果,转院过后,连床位都还未铺好,杨凡就死去了。这件13年前的医疗事故,因当时杨俊山夫妇没有什么法律常识和法律援助,只能忍气吞声,就此作罢,一直没有追究医院的赔偿责任。
   沉重经济负担之下的杨俊山,一直过着卑微、简单、艰难的生活。他有肋痛,腰曾在抬板时被闪过,担不得重东西,走路都要弯着走,又没有钱医治,只能一直拖着,拖到现在,腹部肋处一年四季都在痛。陈应先也有腹部痛的疾病,并伴有妇科病。他们两夫妻实在是痛得没有办法了,就去买点中药,并且只能吃点便宜的药,一般情况都是拖着,拖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再想办法。杨俊山强调说:“一句话,没有钱!”他痛苦地自责:“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耐!”旁边的村民为他说话:“杨先生,其实杨俊山他们家真的是尽力了,也确实是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可就是没有办法,他们的身体在那里管,能干点啥子呢?”
   这个地方,每年收割稻谷都是要请人的,可每一年杨俊山家就不一样。“割谷子一般都是我和老婆两个人,今年忙了六天才忙下来,没有请人,没钱请,请不起。”他们总共有一亩田、一亩土,稻谷每年仅产1000斤,玉米仅产600斤,红苕仅产1500斤。这些粮食不能拿来卖,因为自己吃的都不够。喂猪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亏本生意”,这基本上是这里所有人的共识。村民们说:“你养几头猪,卖得了2000多块钱,可是你算养猪的成本呢?起码要4000块钱:饲料要800块钱,玉米要2000多斤,红苕要8000斤,稻谷要300斤。养猪有啥子赚头?只能说,农村要做庄稼,必须存点粪草,再说,那也是唯一可以剩下的现钱。这就是我们这里的人明明白白知道养猪要亏,可又偏偏还是要养下去的原因。”
   这一家三口只能靠杨俊山的劳力了。杨俊山目前在镇上帮泥水匠打杂,建筑房屋,由于体力差,只能干点算点,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就是有活路干别人也不一定会请他。既然存在如此的经济窘况,他们家竟然从来没有被免除过什么费用。杨俊山说:“上一次房屋倒塌时,镇政府驻村干部王孝全曾经来看过一次,但是没有人表态。镇上派人,让我们队的队长杨忠山带队,领着照相馆的人来我家照相,但相是照了,可后来也没有谁过问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救济。”这是什么意思?作秀?杨俊山叹气道:“家庭穷了,没有人缘,即使是向上级反映,就是空反映。一句话说完,不买我的帐!也可能也因为我与有的村干部有点过节吧,我这人太耿直,说话做事直来直去,从不啰啰嗦嗦,有话在心头,想说就说。农村里啊,鬼得很!”
   如同我所知的其它贫穷家庭一样,杨俊山家一个月才吃得上一顿肉,有时一个月连一顿肉也吃不起。穿的衣服裤子也都是别人施舍的,他们有一个名叫“文艺”的亲戚,曾经给过袁小锋很多衣服。对比起有的村民,杨俊山说:“我们家是我们生产队最穷的。他们有经济来往,有人帮助,而我自己呢?全是独立奋斗。自己有点活路就去奋斗点,又没有手艺,又没有文化。对于我的儿子,我觉得我确实是一点责任也没尽到,他连读书的钱都成问题……,哎。他长大后,我希望把他拿去当兵,也许这是一条出路。儿子的命也不好,他那么小,就得那么重的病,挺可怜的,痛只有他才知道,有的时候他又不告诉我实话,怕花家里的钱。我一想到这些,就特别不是滋味。”
   杨俊山接着说:“我的脾气粗糙,有时跟老婆发脾气,其实大多是因为经济问题。我觉得我这样做不对,其实她也是很痛苦的,一看见她的样子,我的心里也觉得很对不起她,没有给过她什么,只给了她痛苦。我没有那么多想法,想得到做不到,现在求富贵是不可能的了,连修建房屋的钱都不知道哪辈子才挣得起,只希望自己和家人一直平平安安。”对于我的到来,他说:“我代表我的全家,对你表示感激,非常欢迎你。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缺少的恰恰就是你这种人,你对我的帮助很大,可以说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还从来没有象你这样真真正正为老百姓办事的人。那些年,人们说雷锋啊、焦裕禄啊、孔繁森啊,现在看来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他明显带着一丝苦笑:“我对这个社会看得很淡,在我眼中真的看得很淡。为什么呢?孤助无援,没有人帮助过我,一直都是这样。总而言之,没钱,没权,就是跟别人比不上,也比不得。人比人啊,气死人。但是,别人有钱是别人有钱,他们有钱自有有钱的来源,那是别人的钱,我没有什么可嫉妒和不平衡的。只不过,有的人拥有千百万,表面上是多好听的,但他们的内心却是非常狠毒的,对百姓不怜悯,反而履加盘剥。我憎恨的就是这样的人!”杨俊山非常自卑,“每次借钱的时候,很想开口,但都不好意思开口。有的人不愿意理我们,怕我们还不起,我们也确实要想很多办法才还得起。按我们这里的农村话说,我们就是没有出路,已经完都完了,就跟黄蟮洞一样,不通了。”
   我问:“如果有人愿意捐助你们,尤其是捐助你这个孩子,比如说我来出个头,我站出来捐助袁小锋,你会怎么想?”杨俊山说:“这怎么可能呢?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有人捐过钱,我们连想都没想过,也想都不敢想。如果真的有人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绝对感激不尽,但又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人家,更不知道人家接不接受。哎,说起来都不好意思,我又年纪轻轻的……,但是,人又各有各的难处……,该怎么说呢?说了等于零。”袁小锋的学费,是这个家庭最沉重的经济负担,杨俊山每次都要借钱,那么他为何要如此坚持呢?他说:“别人都缴了,如果我却不缴,那么别人说起来就不好听。再说,不缴或者没缴齐的话,小锋就要被停学。去年上半年,就是因为我们借不到钱,他没去读书。明年9月份,小锋要被转到奥尼小学去念四年级,那里的学费更贵,但再怎么贵,我也要想办法让他读书。我是他父亲。”
   ⊙调查后记
   在调查采访的过程中,沉默的是大多数,流泪的是12岁的袁小锋。他的哭泣,一次又一次地令采访暂停。我的到来,深深地刺激了他的内心世界,虽然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静静地坐在父母身旁的他,却不止一次地抹眼泪。他没有回答过我任何一个问题,只是低着头,象一个找不到家的方向的弃儿,伤感得令我感到压抑。往往我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下,我只是尽力委婉地提问。在大人的眼里,这些语言是算不得什么的,大家要实事求是,然而在他那刻脆弱的心灵里,却有着太多的伤疤,每一次提问、每一个回答,对他来说,都是一次伤害。
   他旁边的母亲梁应先是贵州人,她也想念她的家乡,但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去过了。她的母亲叫王匡莲,已经76岁了。我问:“你不想回去吗?”她反问:“钱呢?看望母亲的车费都没有。”跟妻子一样,身为丈夫的杨俊山也有一个母亲,名叫曾德银,已经81岁了(杨俊山在家中排行老六)。曾德银也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我走的时候,她费劲地起身,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我。我不知道那眼神里带着怎样的情感,杨俊山说:“你是稀客,母亲想送你,可她老人家已经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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