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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调查:民工潮突然爆发
·采访捡破烂者王秋喜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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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民工杨丰友纪实报告

即将成年的杨丰友,是 2005 年中国冬季征兵当中的普通应征者之一,明日起程做最后的体检。离行之前,我决定送他一份作为堂哥的特别礼物—— 他的第一份少年报告。回顾他的少年时代,我猛然想起一个沉重的问题:兄弟,你抱怨你的现状吗?他回答说:" 哥哥,我不抱怨。大石拦路,弱者视为障碍,对于勇者,却是前进的阶梯。生活不在于条件,不在于环境,只在于人的感觉。人不要太贪,欲望不要太多。人的欲望太多,反而感到不满,感到不知足。我所需要的,只是奋斗。" 对比起他的同龄人,他明显多了些城府与坚强。要追问这当中的因由,请阅读来自他的第一人称——" 我"—— 的语气之下的叙述。这些叙述平实而具体,所向我们展示与揭露的一切,我认为具有一定的价值。
   ⊙ 负担
   父亲杨兴华在家族里排行老大,快满 53 岁了。他没有文化,酒喝多了,引起胃溃疡、肝大,如果继续喝酒,脑血管会硬化,硬化了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母亲李才贵就不更要说了,两岁时她就父母双亡,是跟着姑爷李区元长大的。现在,她的背脊梁每天晚上睡觉都痛。我们的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都快到80 岁了。我们家目前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喂猪、喂鸡、喂鸭,没有什么钱来,在这种压力之下我感到负担很重。

   ⊙ 退学
   那是我不满 14 岁的事情,主要原因是那些乡村老师很凶。作业不做,背书不行,犯了小错误,学生就会被打得很惨。有的老师打耳光,有的老师用皮鞋踹,用棍子打手心,提着头发撞墙、撞桌子,这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那个时候,有个同学被打到医院里,医了一万多块钱,被打得相当严重。打我比较重的,是我的班主任兼 历史 老师程丛良,我的脸上被打得全是印痕,但回家后也没跟家人提起过。打我比较轻的,是数学老师曾永红、英语老师刘思群。还有一些只晓得姓不晓得名,或者连姓名都不知道的老师,还有除了打人印象外其它都已经记不得了的老师。因为老师的凶狠,我心里就有了不想读书的念头。
   现在据说情况不一样了。上个学期,在我的母校,有个老师打学生,反而被学生提起板凳按在墙角打。那个学生被开除了,没读了,打了老师之后退了学。老师的暴力行为,会使学生产生报复心理。所以,最近 那些 老师不敢打人了。但过去那几年学生被打的事情,你可以问在那个时候读书的学生。我退学的另外的原因,是家庭境况不太好。那时候,每天早上要走 50 分钟才能到达学校,中午吃的饭都是我自己用铁盆带着米、带着菜去蒸,家里实在拿不出什么多余的钱。冬天要带电筒,天气很冷,早上出去看不见,晚上回来也看不见。我的父母当时反对我退学,还是叫我去读书,但是我心已死,被这种教育伤透了心。
   ⊙ 学电脑
   后来,你就叫我去学电脑,那段经历我也是永世不忘。早上吃馒头加稀饭,白天就睡觉,晚上吃又便宜又吃得饱的,然后通宵学电脑,这样才能又清静又不费钱。每次通宵之后,我又饿,又想睡觉,你倒在那里敲得挺有精神的。九天之后,我回家了,捉青蛙去卖,田里见到黄蟮、泥鳅就去弄。当时学的电脑知识确实有用,但现在我连 abcd 都背不完了。从此以后,我们两兄弟就再也没有见过。
   ⊙ 童工
   家里稻秧栽完之后,我就让人帮我办了一张假身份证。父亲送我到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我到了杭州火车站,姐夫罗江柏来接我,准备到宁波火车站。火车进杭州站,检查行李,检查过后没走几步,一个警察叫到了我,要看我的身份证,他一看就是假的,把它撕成了两半。又把行李倒出来看。最后决定罚款,罚 100 块钱,但是我没有带这么多钱,后来就跟他讨价还价,被罚了40 块钱。被罚了之后,我只剩七块钱。到宁波后,坐354 (公交车),姐夫坐在我后面。可是,车开着开着,我看四周也没看到他的身影,以为他叫我没听见他就下车走了。我在车上呆住了:身无分文,怎么办?我想到没钱的艰难,想了很多,甚至想过自杀。后来,车到站的时候,姐夫突然在我后面不声不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的心这才如释重负。
   车到了下应(地名),我包里还剩三块钱,姐夫身上没带钱。可是,两个人坐到甲村要四块钱,我们就跟售票员说了很多好话,终于还是到了甲村。那时的我,全身上下一分钱都找不到。我们走了 10 多分钟,才到租的房子那里。隔了几天,我到大矸镇去干工,穿了一双凉鞋,沙、水泥、水混在一起,挤满了双脚,脚上很多地方都被磨穿了皮。干了半天,我就不想干了,但是他们又叫我把这一天干满。后来我把袜子穿起,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回到甲村。晚上脱袜子时,发现肉与袜子已经粘紧了,就用红花油边擦边脱。他们后来给我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我的岁数毕竟太小,又没有身份证,找不到工干,只好又回到重庆家乡。
   ⊙ 田野中的黑夜
   回来后,继续捉青蛙,打黄蟮、泥鳅。先用手提灯,后来又买了个电屏,配了个变压器,让它的伏数变高。干这行当,白天不好弄,要天黑才能出发,晚上 11 点或者凌晨一点才回来。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弄过六斤黄蟮,泥鳅最多弄过三斤,青娃最多弄过10 斤。其实,每天平均算来,我只弄到了10 块钱。每次出去,头上是灯,双手是正负电线,腰上是小箩筐,背上是电屏、变压器,总的算来,少说也有40 斤。我们这里是丘陵地带,爬坡上坎,带着这么重的东西,确实很辛苦。我打的是光脚板,每天晚上都要看到几条毒蛇;双脚还经常被电触得麻乎乎的。
   冬天,要用农药去毒黄蟮、泥鳅,那么冷的天,我要打着光脚板下田去捡,泥鳅已经死了,不捡。黄蟮要捡,开始是半死半活的,把它摊在薄膜上,就会醒过来。搞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切都是为了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到农贸市场卖青蛙要偷偷地卖,便宜时两块五 / 斤,贵的时候五块/ 斤;黄蟮,六块五/ 斤;泥鳅,二块五/ 斤、三块/ 斤都有。钱卖了,就拿给父母,我自己用了一部分。白天,我还要干活路,栽秧、打谷、晒谷、挑谷、割麦、担粪、喂猪、煮饭,什么都干。我就这样过了一年多。
   ⊙ 孤独的学徒
   15 岁半,我到了江津市朱杨镇火车站桥头的旁边,跟温师傅学铝合金窗、防盗窗、雨棚的手艺。父亲扛了100 斤大米下去,让我在那里好好学。我到那里帮着做工,只能吃饭,不能要钱。哎,真是孤单啊,没有亲人在那里,那里的人也没把我怎么看得起。有一回,我骑自行车在一个路有些烂的斜坡,车没刹车,我自己的技术又不行,左边的脸被擦掉很大一块皮,头痛得厉害,又晕又痛。那里的日子很难过,越过越难受,所以学了两个多月,我就找个借口说家里要打稻谷,跟温师傅的老婆借了五块钱回到家中。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 未满16 岁,第二次到宁波打工
   回来后,我掰玉米,打稻谷,又继续打泥鳅、黄蟮,搞了一段时间。 2003 年国庆节,我又出去打工。起因是这样的:我的好朋友朱忠银在电话里说:" 我是你姐夫,你出来打工。" 电话里声音听不清楚,我就信了,一切行李准备就绪。但就在国庆节头一个晚上,他突然又来电话说:" 我其实是朱忠银。" 我在电话这边,默默地想了很久,最后我还是答应了他:" 去。" 那时我们没有电话,是在干爹家中接的电话。我回到家以后,就跟父母说了我的意见,但父母不同意我外出打工。第二天,也就是国庆节,天要亮的时候,我起床,说:我要去打工。我的衣服也装好了,但母亲不同意,父亲非常犹豫。
   六点半都过了,再不去就赶不到车了。后来我父亲就说: " 让他出去吃一点苦!" 母亲这才很不愿意地拿出了370 块钱给我当路费。天还有些朦胧,下着雨,我飞快地跑到朱沱汽车站,只用了20 分钟。那天我坐汽车到重庆,独自一人在重庆买了当天去杭州的火车票,275 块钱。没满16 岁的我,仍然没有身份证。姐夫在杭州接我。现在想来,我打工主要是为了挣钱。虽然对打工的艰难是有心理准备的,但现实毕竟还是和想象有很大的差距。当时我想,出去以后自己就有钱了,我杨丰友可以挣钱了;但实际上呢,又辛苦,钱又挣得少。我感到很孤独,直到今年才有一个可以当作" 好伙伴" 的同龄工友,名叫杨英杰,今年19 岁,是望龙那面的人。因为我们甲村那里隔山近,所以每当我孤独的时候,都会走到山上的寺庙里去清静清静。从山脚走到山顶,走快些,需要20 分钟。
   ⊙ 一个少年" 打杂工"
   在外面打工的同龄人,我看到的非常非常少。在工地上象我这么瘦的,几乎没有。那时,我的体重只有 90 斤。工地上的规律是:不管天晴下雨,有活路就要干。我每天早上都骑自行车,要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工地。宁波的温度很低,冬天都在0 度以下。父亲后来也来过我这里打杂,他是2004 年10 月到的,12 月走,因为受不了这边的冷天气,风又大,生了两次病,全身发软。我所做的打杂,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泡瓷砖,贴瓷砖,擦瓷砖,勾缝,担沙,拉沙,搅拌沙浆,提灰桶…… 。刚开始去,在宁波北仑大矸镇,勾缝,担沙,从一楼担到三楼,每担110 斤左右。贴瓷砖,包括贴外墙、内墙、地板等,干了10 天。
   后来,我在大矸镇进了纸箱厂,那是个私人小厂,有 10 多个工人,干了两天半,被炒了犹鱼,因为我的岁数实在太小了。最后,得了56 元工资,发工资时,那个发钱的老板一脸的冷漠。我回了一趟甲村,隔了几天又到大矸镇,干了八天。拉沙的那一次记忆犹新,我用斗车拉,半天拉了一货车的沙,有八吨,还有20 包双飞粉…… 。哎,真是累得我遭不住,那半天不得了啊不得了。后来,我买了一辆自行车,独立想回到甲村,他们不同意我回来。我偏要回来,但又找不到路,骑错了方向,骑到红联镇去了。然后我又独立回到大矸镇,又怕别人说我,所以就在外面的三轮车里睡了一夜,自行车放在旁边被人偷了。那辆自行车是二手车,用45 块钱买的。第二天,我回到了工地。
   ⊙ 楼顶上睡觉的孩子
   隔了两三天,我又到宁波新贸城饭店打工。这个饭店要翻新成三星级饭店,要搞电线路改装,需要打线槽;里面的席梦思床、灯具、柜子等要搬到会议室;还要把墙刷白。我们睡的地方在饭店楼顶,一个是五楼楼顶,一个是七楼楼顶,我睡在五楼楼顶。我们把桌子合在一起睡,睡了两个月。老板让我们把地毯搬到楼顶,但下雨后地毯又被打湿了,我和谭贵中又拿出来晒,晒了又湿,湿了又晒。在那里面做事情,人要很小意( " 谨慎" 的意思),谭贵中有什么小事情都要我去做,他有34 岁了。我还经常把我们睡的桌子搬到会议室,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多。
   早上,我自己称蛋,打在杯子里,拿开水冲,放点白糖。中午、晚上,吃的是一素一荤一汤。洗澡有个澡堂。我还烧过两天通宵的锅炉,把煤炭放在手拉车里,然后倒进锅炉,一次有六车煤炭,每隔一个小时装一次。要天亮了,就要把煤炭渣子拉出去倒了,工钱是 30 块钱一个晚上,那是饭店工程部经理 陈 先生找我去干的。那里面有一间房间,要改装成残疾人用的卫生间,要把墙打垮,重新把砖立着做,这样会薄一些,好做推拉式的移门。然后就是贴瓷砖等工作,我都是负责打杂。我在外面几乎没生病,因为劳动人民很少生病嘛。从饭店回来后,就是过年了,主要是看看电视,然后出去走走,跟在家里过年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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