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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红史》:抗击红朝——2003年8月5日晚于广东某大学历史系的演讲记录,原题为《历史的惨剧》

在座的大学生朋友们:

   大家好。我过去曾经在湖南的几所大学里受几位大学生朋友的邀请,言辞比较激烈地演讲过七场,结果有三场被中途中断了,而且还有一场惹来了公安局的人,有三个学生被抓去问话,幸好没让他们跟着我一起蹲看守所。今天这场演讲,据你们的系干部刘XX(隐去姓名)说,“特别安全”,说实话,我真为他担心。过去台湾的李敖受大学生朋友的邀请到东吴大学去演讲,那个章校长很开明,没有叫他滚蛋,而且还叫他去教书,今天你们的校长现在暂时还没出现,他肯定还没想清楚该怎么“欢迎”我,所以我要在他“欢迎”我之前,赶快抓紧时间大放厥词。(笑声,掌声)

   我听刘XX说,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是上过海外网站的,而且还看过《大参考》、《新世纪》、《大纪元》,也看过我不少文章,有些人心里面很敬佩东海一枭、郑贻春和凌锋,但是很多人又说《大参考》的那些东西看不下去,人看得发抖,看见1989年“六四”事件的一些图片,学生被坦克压得肠子都露出来了,还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今天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我今天是专程来跟大家介绍自己的一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叫作《红史》。《红史》有另外两个名字:《红朝谎言抗击史》和《红朝暴政抗击史》;双名合并,简称《红史》。《红史》全长50091字,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搜集了300多万字的文字材料和149张照片,写了整整35天才写完,有三天竟然炼到了72个小时都不睡觉的境界,确实是写疯了。今天,我把它完全授权给了美国博大出版社和《大纪元》共同举办的“「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征文大赛”,和以前的一篇文章(《红朝谎言三百年说不完》)加在一起,鼎力支持这个大赛。

   写完《红史》,我发现我整个人都变了,就像突然又过了十三年一样--《红史》记录的就是十三年的事情。我从1990年12月9日美国大城市纷纷举行示威,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一直写到2003年7月1日五十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抗议23条立法,当中记录的每一件抗击事件就像我也在场一样,确实写得身临其境。《红史》这篇文章所记录的,全是这十三年里面全世界抗击中国共产党的谎言与暴政的光辉历史:在海外,美国、德国、法国、澳洲、英国、加拿大、比利时、瑞典、日本、丹麦、荷兰、冰岛、新西兰、土耳其、罗马尼亚,大型地抗击过它143次;在海内,北京大陆、香港、四川、湖北、陕西、广东、浙江、辽宁、吉林、河南、湖南、上海、山东、重庆、福建、安徽、江苏、贵州、广西、西藏、黑龙江、内蒙古、河北、新疆、台湾、山西、江西、云南、宁夏,大型地抗击过它295次。

   大家注意到了:为什么当中有个“北京大陆”,而不是“北京”?其实这刚好说明了我们的进步。过去我们的资讯技术很落后,北京发生的敏感事件共产党很少说,广播电视更不敢提,现在互联网很厉害,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这个地方只要一出事,网上就传得很凶,马上就会变成大陆的联合行动,而且还很可能变成国际性的联合行动。比较著名的是1995年5月15日,许良英、林牧等45人,发表了《致中共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签名运动,希望中共当局不要再把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人当作“敌对份子”,要求重新评价1989年“六四”事件,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和信仰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士。这份签名意见书迅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来自北美、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十二个国家的300多名各界人士的积极签署。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长期以来我们被封锁得太厉害,能够在那个时候征集到那么多著名人士来签名,而且还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还是说《红史》。我统计了一下,在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美国大型地抗击了91次,德国大型地抗击了17次,法国大型地抗击了7次,澳洲大型地抗击了6次,接下来就是英国之后的其他地方,均大型地抗击过它;在海内,对中国共产党,北京大陆大型地抗击了65次,香港大型地抗击了22次,四川大型地抗击了21次,湖北和陕西均大型地抗击了18次,广东大型地抗击了17次,浙江大型地抗击了15次,辽宁、吉林、河南均大型地抗击了13次,湖南大型地抗击了12次,上海大型地抗击了11次,接下来就是山东之后的其他地方,均大型地抗击过它。之所以说是“大型”,是因为在这十三年里面,对中国共产党的438次抗击确实次次震撼人心。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这438次抗击事件中几篇比较突出的文章,这几篇文章非常可读,大家可以想办法去网上搜索,现在先把名字记下来:《为结束中共一党独裁告同胞书》(1992年10月1日)、《全球华人关注中国人权呼吁书》(1994年3月16日)、《声援中国知识界公开信》(1995年5月)、《为中国沉默大众请命》(1997年10月)、《关于中国大陆当前政治局势的严正声明》(1998年7月22日)、《让我们来维护人类的道义原则和良知--绝食抗议声明》(1998年12月24日)、《我们的六条呼吁》(2001年3月16日)、《关于班禅喇嘛的议案》(2002年6月5日)、《支持人权与民主:美国2002到2003年的纪录》(2003年6月)。

   另外,这几本书值得介绍:《北京黑手》(仆莱克/著,1993年5月出版)、《狱中札记》(魏京生/著,1993年11月8日之后《世界日报》连载)、《傲然独立的勇气:魏京生狱中书信及其它作品选》(魏京生/著,1997年6月出版),以及1994年2月下旬“亚洲观察”出版的一本涉及1700多名大陆政治犯状况的报告,这份600多页的报告对每个政治犯的被捕经过、个人背景都有相当详细的介绍,极具参考价值。这里还有另外一本书,就是不久即将于美国出版的《红朝谎言录》(美国博大出版社出版),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我看过这次所有的参赛稿件,确实是触到了中共的要害。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经常上海外网站的,在海外网站可以看到。

   当然,以上列举的还仅仅是抗击史的千万分之一。我建议大家,通过“动态网”上海外网站的朋友,首先把“动态网”首页的真相资料全部看完,再看《北京之春》1993年~2003年开设的“海内外民运动态”专栏和“观察家”专栏,《北京之春》的网址是http://www.bjs.org,这个网址在大陆是打不开的,大家可以通过“动态网”打开《看中国》,《看中国》有《北京之春》的链接。你们是学历史的,仔细研究一下你们从出生那一天起,一直到今天2003年8月5日的中国历史,以历史学者的智慧去公正地评价一下这个政权。你们有的人做论文,我看了,是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是持批判立场的,可是我要告诉写这样的论文的人:我们现在的政治自由连国民党蒋介石时期的政治自由都不如,更无法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政治自由相比,所以我们应当首先敬佩这样的先辈,把他们的遗志继承下来,开展我们“21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现在我们国家的启蒙运动还远未完成,还是那句话,我们首先要了解历史,了解真实的历史,了解敢于突破禁忌的历史,了解不要被政府设法掩盖与欺骗的历史。(掌声)

   另外,我正准备建议朋友们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有人来做清算历史的大工作,大家要有当年李敖“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的雄心壮志。像李洪宽主持的《大参考》、张伟国主持的《新世纪》、洪哲胜主持的《民主通讯》、曹长青主持的《新闻自由导报》,像陈重成主办的《远景基金会季刊》、辛灏年主办的《黄花岗》、苏晓康主办的《民主中国》,以及《大纪元》、《多维》、《博讯》、《看中国》、《人民报》、《中国魂》、《华夏文摘》等等,他们是名气比较大的媒体,完全可以做一次历史性的大工作,就是把1949年~2003年的“红朝谎言抗击史”、“红朝暴政抗击史”做全面、做彻底,把每一次事件都讲清楚,把涉及到的主要人物的背景说清楚。这个工作依我看,至少需要十年。我这次写《红史》,每一次抗击事件基本上都是一句简介,比如“2000年12月,安徽省滁州市1000多名纺织工人在该市京沪铁路上卧轨”,“2001年4月19日,江苏省南京市建业区近万名工人市民连续三天包围建业区政府”,“2001年5月20日,浙江省杭州市500名司机在市府前示威”,“2002年12月4日,黑龙江省2000多名工人在进行长达一天的反贪污抗议示威中,封锁了一条从佳木斯通往北京的铁路”。我觉得我这样的表述是失职,是严重的失职。

   举个例子,从1998年8月27日到1999年11月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在我的家乡重庆,就发生了6次比较大型的抗击事件,最令人震撼的就是1999年10月17日的特大骚乱。当时光在沙坪坝区就有2000名市民冲击重庆火车站并卧轨,大批市民也包围市政府及在各地堵塞交通。这是为什么呢?1999年10月17日《重庆日报》、《重庆晨报》刊登公告,表示开始全面清理重庆市民在投资公司及基金会的私人存款,由于市民担心在“投资公司”的钱血本无归,所以才导致全市多处地方爆发特大骚乱。这个事情如果要把它讲透,起码比公安局的档案记录还要多,比法院的备案还要多,因为就连我自己搜集到的关于这次抗击事件的文字材料都有12万字之多。《红史》用50091字去记录438次抗击事件,根本无法详细地记录下来。

   所以,我希望在你们当中,在海外媒体、海外研究中心当中,能够有那种大气魄、大智慧的人组织一些精力旺盛、不怕艰险的人(尤其是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者),做这54年的历史资料整理工作,一个国一个国地做,或者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再或者更细的,一个市一个市地做,把这些真相完整而细致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这么做,其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美国之所以确立宪政,是基于对人性的考量,尤其是基于对掌有权力的政府人士的考量,因而也就必须限制政府,保护公民权利,并大规模地提出对政府的质疑和反对。我认为,中国应当学习这种精神。比如,我从1998年开始,每年都在关注美国政府发表的各国人权报告,如果我的观点还不太过分的话,我宁愿把美国对中国提供的人权报告当作是中国的民间报告。

   为什么我们大陆的民间人士不能像美国的人权组织那样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完全有这种信息资源和人才资源,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说,连经济资源都不是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去做嘛。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的调查、参照、核实、综合,然后汇编成《中国(民间)人权报告》,把它跟《中国(政府)人权报告》放在一起,让世界去对比、评价。长此以往,中国每年就只有一个《中国(政府)人权报告》,而《中国(民间)人权报告》就会有十个、百个、千个、乃至万个。到时,不光是《中国(民间)人权报告》大量产生,而且,《中国(民间)政府报告》、《中国(民间)民运报告》、《中国(民间)劳工报告》、《中国(民间)媒体报告》、《中国(民间)农村报告》、《中国(民间)城市报告》、《中国(民间)监狱报告》、《中国(民间)儿童报告》、《中国(民间)青年报告》、《中国(民间)老年报告》,乃至《中国(民间)妓女报告》等等,都会应运而生。--什么叫“21世纪的揭竿而起”?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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