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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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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薪杀人 究竟是谁在挑战谁?

   
   
   作者:杨银波
   
   【大纪元10月8日讯】最近连续接受的几次电台采访,都是直奔"讨薪杀人"的主题而去。加之,刚刚在台湾电台做的几集《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各媒体连篇累牍的报导,周围民工的议论纷纷,可以这么说,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差不多都耗在"讨薪杀人"这个激烈社会动向上了。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敏感地感受到,今年此类案件的频频爆发给我们所带来的强烈震撼:杀人的手段一个比一个更狠,杀人的背景却一个比一个更悲!关于劳资矛盾,关于维权渠道,关于民工心理,关于法律与情理,关于究竟是民工在挑战制度的权威,还是制度在挑战民工的忍耐力,等等,几乎所有最值得关注的民工问题都被紧凑地衔接在了一起。或许是太过投入,当我整理出一件又一件真实案件之余,甚至不得不对电台猛喊:"2005年,讨薪杀人年!"

   
   讨薪,从被侵略到侵略
   
   有一位记者采访一位美国人,谈"王斌余案"。美国人反过来问记者:"他找过政府吗?"——找过,但没用。美国人又问记者:"他找过法院吗?"——找过,还是没用。美国人呆住了,然后突然一问:"那么,他有枪吗?!"这段对话发生在这位元记者采访我之前。我正在民工中间,亲眼目赌种种惨状,也亲眼目赌种种艰难、无奈、迷惘、冲动和激愤。我提起我的笔,打开我的资料档案,一个又一个案件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我详细整理《民工讨薪自杀个案报告》和《民工讨薪杀人个案报告》,到了最后怎么样呢?手麻了,人累了,我哭了。我感知这身处的乱世已远远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没有任何准确的语言能够表述清楚这种独特而又复杂的感情,我想到了震惊,想到了控诉。然而,就在此时,我接到"杨银波,社会就是有你这样的人才会乱"、"杨银波,你的动机难道是良心吗"之类的信件;就在此时,我接到"杨银波,你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用"、"杨银波,你只可能到处碰壁,只有悲剧"之类的电话。而后,我想到了无奈,想到了无力。
   
   可是,灾难不顾这一切,它们每时每刻都在酝酿着、发生着和扩散着。每一根微乎其微的导火索,都将燃烧和自燃,那种底层人心理的不平衡已经越发成为"有偿的代价"。我看到了他们报复的欲望,更看到报复之后全社会普遍的悲哀和震惊。可是我不能放弃这种关注,那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牺牲,那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在颤抖,在那些无望、绝望和近乎疯狂的眼神里,他们竟那样迅速地抛弃了这个世界,用不计任何后果的虐杀报复那些周遭的人、事、物。他们为了工钱,舍死忘生,风霜雨雪;他们为了工钱,跳楼、跳江、上吊、服毒、割腕、卧轨、钻车;他们为了工钱,召开新闻发布会,会后9小时即遭屠杀;他们为了工钱,不屈于周围人的鄙视和辱駡,不服于高额的成本和被设置的障碍,奋起一击,杀了人。工钱,把一切的不公正、不平等、危险、恐吓、血腥等,都聚拢在了一起。他们愤怒了!他们在挑战除他们之外的任何人;更准确地说,这个制度已经被他们彻底质疑和抛弃。他们用鲜血、死亡和牢狱,证明了这一切。
   
   他们外在的恐惧,是资方的冷漠,是资方所雇打手的凶残,是劳动部门的推讬和被动,是法院旷日费时的裁决,是执行庭强制执行却又执行不了的悲哀;他们内在的恐惧,是成本的有限,是本领的低能,是关系的短缺,是身边"必须用钱"时的满脸无奈和无助,是如我这般的作家也无法准备形容的胆怯、阴暗、失落和绝望。报纸、网路渐渐释放了能量,记者、律师愤怒地深入底层,这一股又一股的恐惧被展示了出来,原本就深埋在民间和边缘的那些痛苦被越来越大地铺开。人们见证到了,明白了,但也失落了,自卑了,这是为什么?连最自信的人都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深度打击而垂头丧气,他们知晓了分寸,逃避了责任,远离了道义,滋生了要求被理解和绝对可以被理解的自私和懦弱,并以此质疑那些冲在第一线上的有良信、有行动的人,这是为什么?大家面对的是同样一个灾难,这灾难发生在身边与发生在遥远之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要质问自己,更要质问一切有志于为社会做实事的人们。
   
   他人的灾难就是我的灾难
   
   阿星、刘长青、王斌余、欧阳平江……,这张"讨薪杀(伤)人"的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牺牲品;甚至可以说,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必然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安排。这些灾难之中的牺牲者,正在一遍又一遍反复地警示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百姓的生活多是平淡无奇的,或是些许的快乐和狂欢,或是些许的痛苦和伤感,但在一潭死水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那些悲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是关注灾难的,因为灾难见证着任何历史、任何地域的最大问题。这些问题显见、深刻,易于触动人们的神经和这个社会的规则、秩序和制度。它们在无限反复当中出现,也在无限出现之外继续反复,这是种规律,这是种现象,这是种高级别的矛盾。这种规律、现象、矛盾此时此刻就在这个国家的某一角落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着,尽管过一段时间你不知道这些消息,你拒绝这些消息,甚至就在你身边发生你也并不觉得与你有多大关系……。就这样,你也成了逃避者。
   
   可是,我们逃得过去吗?我们避得开吗?这些矛盾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制度因素,渊源延续的是历史格局,制度导致的是社会格局,我们就在历史和社会之中啊。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关注的范围越来越狭小,关注的力量也越来越卑微,似乎一切的事件和动向都早已不以你我的关注而有所减弱。然而,我却不能放弃这种关注。难道我们的命运永远只能是承受、忍耐、沉默?装着一副傲慢并洋洋得意的样子,为自己的任何选择寻找1000万个藉口,甚至别人被砍断一支手还不如自己生了一个小疮那么痛苦,在这种心态之下,人之为人如何能够得以塑造?爱和同情,这两种人世间最伟大的品格如何得以延续?"道德堕落","世风日下",这些评价能够全然驱使心灵之光的熄灭吗?人之一生,多少风霜,难道才刚刚起步或才起步数年就畏惧成"识时务者",并以之为"成熟"、"策略"之类被世故心态所征服的奴隶形象和冷血形象吗?
   
   让我们摸摸自己的胸口,把你以及你周围人这数十年来的灾难一一历数,你找到了什么?而你此刻又在恐惧些什么?是谁,或者是什么带给你这种恐惧?你的自信力,你的意志力,你的理想、激情、热血、智慧,都到哪里去了?你要质问你自己。身为一名作家,我也在质问自己:杨银波,你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让人们见识到真实、诚挚、激情的同时,也让他们逃避了责任感、紧缩了安全感,而且尽是充斥着一批又一批愤怒远大于实际行动的人们?这种质疑,在一个又一个社会事件越来越"狠"地爆发的时候,它越发充当着"必要"的定位。试问:我们究竟要如何面对灾难?究竟要如何化愤怒为实实在在的良知?如果我们的表现仅仅局限于文字、声音,和一些小范围的行动,甚至他人早已习惯于这种姿态并且觉得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了,那么讲大谋略的,讲大行动的,讲"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个接一个的"清高的看客"于我们而言,又有何用?就连出于纯粹的关注,也被这种傲慢和冷漠消灭掉,那么这种良知乃是何等的脆弱和渺小!
   
   用心感受你无法想像的痛苦
   
   讨薪杀人,绝不是民工向社会挑战的最后一个信号。它毕竟是个体行为、小范围行为,可是如果这种激愤成为越来越大范围的"共同愤怒",那么不唯独当局恐惧,就连社会各界、各领域、各个体也战战兢兢,那便是有组织犯罪的扩大和联盟。即使再次出现革命性的大事件,到最后的结局,以如今的社会缓冲能力和人民基础而言,更大程度上说,是未来的一个灾难。说小了,是底层犯罪率的高涨,甚至被赋予"正义";说大了,是暴民社会。我反对这种社会,我不鼓励任何人、任何势力寻求暴力主义,如果暴力在一个社会当中得到默认、承认乃至支持,那么谁也不可能是受益者,它将彻底打碎一个社会的平衡,如同"文革"般地疯狂和丑恶。说到底,这应该是针对一个数量巨大的群体的制度建设问题,不管由谁执政,根本问题都在这里。可是,任何犯罪都有其环境、背景,这个环境、背景的好坏,是治本的方略。劳资矛盾和民工本领就是个大问题,前者是全国如此普遍,后者是全国如此亟须,这些都需用政策性、组织性的人、财、物投入,我们要出力。
   
   过去我们讲知情权,知道谎言、欺骗的恶果,所以真实地记录这个社会,是任何媒体人和传播者的责任。现在看来,这还不够,因为"知而不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意义被扭曲了非常多。在一个纷繁芜杂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情感的力量、道德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以促使我们用心,用我们的真心去感受那些痛苦,用真心去激励智慧和行动。英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这社会需要英雄;可是我要说,这社会更需要第一流的公民,这是个基础。没做好公民的人,他(她)的基础不牢,没有普及价值,即使居高临下了,也很难通达社会各阶层。我们不是为了图个痛快,我自己也不主张寄国家希望于任何的个人。我是有英雄主义的,可是我知道这些英雄之所以可称为英雄,是因为他们的稀缺、勇毅、坚强和悲悯,说到底,这首先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应有的品格,然后才是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他们为真理、真知、真相而奋斗,是真情、真挚和真实的人,所以赢得尊敬和推崇。他们是一群用自己的心去体悟这个社会的悲欢离合、林林总总,并决心脚踏实地地改变一些应该改变的东西的人。一句话:他们顺应了历史潮流,走在了普通人的前面。
   
   (大纪元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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