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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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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无可忍的激烈冲突 评王斌余案

   
   
   【大纪元9月28日讯】“枪下留人”,这是王斌余案即将进入二审之前的猛烈呼声,此案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仅媒体爆光所指,2005年不唯独王斌余激情杀人,另有阿星、刘长青等,这些案件的轰动程度,不亚于一场又一场地震效应,严重地考验着中国人的承受能力。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三个:第一,社会不公正的整体背景的客观存在;第二,劳资矛盾的严重化和激烈化;第三,对制度存在"共同愤怒"的人数和程度的剧增。
   
   王斌余连杀四人,当然不仅仅因为讨薪,而且被杀者也并不主要因为劳资矛盾,这说明本案的深层背景比阿星、刘长青更为复杂。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回避劳资矛盾这个问题。本案提醒大家:首先,底层人解决矛盾的渠道不畅通,成本太高,这个成本,有经济的、时间的、精力的,也有情绪的、压力的、环境所限的。其次,底层人的犯罪动机,有相当激情的一面,他们倍受羞辱、歧视、冷漠,多年累积,没有排解的渠道,反之则是另一番情形:外有压迫、盘剥、欺诈,内有本领恐慌、生存危机,精神危机,至于法治感则更是荡然无存。这两种现象,对任何人都是致命的。

   
   有记者打来电话提醒我:"杨先生,王斌余的父亲说'按国法处理',你看,到这时他父亲还在相信法律。 "我说:他这是无可奈何,事实已成定局。刑律之下,王斌余成了制度的替罪羊,杀一个王斌余很容易,验明证身,押赴刑场即可。但是让王斌余去死,造成他死亡的却不完全是刑律,还有制度背景,那么这个原凶之一会受制裁吗?这是一个问题,要由历史去解答,要由因果报应去安排。此外,在这个制度背景之下,与王斌余这种处境相似的群体是数以亿计,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社会趋势所在、社会整体真相所在。王斌余的存在就是证据,他刺痛了我们敏感的神经,让我们见证到了悲惨,并反思悲惨的根源。这是一个事实,大家都能见证到,但能不能反思到,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我过去讲:中国大陆的民工是"加工厂"里的钉子、棋子、卒子;香港、台湾是中转站,负责转送订单;海外是最大利益获得者。整个中国经济,以廉价劳动力的惨痛代价,底层人艰难地维持生存,遭遇经济压榨和安全威胁,身心健康被损害,国民权利被削减,他们处于底层,也被制度安排到最边缘的地位。可以愤慨地说,整个群体都被集体出卖!这个群体也奉行着一套潜规则:一级压迫一级,没有最弱势,只有更弱势,王斌余就处在相对较低层次的弱势群体里,其实还有许多人比他更悲惨。因此,另一个问题又被引了出来:是王斌余们在挑战制度,还是制度在考验他们的忍受能力?
   
   忍,是一种品质,有时也是一种"伺机性"的准备,因为它上面有一把"刀"。忍无可忍之时,一个普通的积怨,一个弱小的过节,都是导火索,它会燃烧、爆炸,有时也会自燃。自焚的,复仇的,报复的,甚至要"以数倍代偿"的,都已存在。我跟大家讲,王斌余还不算是最激烈的,他还没有形成组织,但是今天已经有由民工组成的黑社会了,广州、深圳、温州等地的"两抢案件"就是明证。这股力量,绝不是简简单单的犯罪力量,而是真正的反社会行为。外来人员的犯罪率,有的地方高达95%,在这个惊人的数字背后,其实早已向当权者和这个社会掷以了无可复加的恐惧和深思。
   
   王斌余很年轻,属于新生代民工。如今70年代末和80年代生的民工遍及全国,是民工之中意识最激烈的群体,也是因年龄、本领、人缘等弱势因素而最易受排斥和教训的群体。他们的叛逆和浮躁,是他们的父辈——要么是农民,要么是民工——所不可比拟的;而这个结果,也与他们父辈的边缘、弱势以及自身所受的"隔代教育"息息相关。近年以来惊人的少年犯罪率,大家都是刻骨铭心,我们要看到这种危险动向的缘由。他们从起点开始,就是"机会不均等" 的开始,这种不公正绝不是中国几千年以来都在呼喊的那种"均贫富"式的物质均等。机会不均等,是我们今天这个制度的要害。
   
   对王斌余而言,杀或不杀,在我眼中都与正义无关。即使杀了,那也不过是依从现行规则去除了一个可怜儿、牺牲品、替罪羊,可谓手痛治手、脚痛治脚。然而制度根子还在,促成这种激情杀人的底层冲突无时无刻不在蔓延,立法、行政、司法若是看得短浅,一个王斌余的死亡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压根就起不了任何作用。最后我想说,我深刻地理解王斌余"视看守所为家"的那种扭曲心态,他已经彻底抛弃了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仅有的一点信心,为此,我为他难过,非常、非常的难过。我知道他秉性善良、正义,然而在"大陆规则"之下,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暗流里,他的善良与正义也被深深覆盖了,流失于我们痛苦但又无奈的眼神之中。
   
   (大纪元首寄)(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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