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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与普通中国人对话
·对话:普通外来工的矛盾与反思
·中国青年的精神和思索
·盘古乐队 今后的路还很长
·三个年龄层的女工体验
·电台专题活动之后的五点感悟
·鸡年自访--2005年新春献词
·《签名网》与公民政见的传播
·2005年春节记录
·审视政府信息公开──开辟大陆信息公开之路(3之1)——
·推动民间信息公开──开辟大陆信息公开之路(3之2)——
·捍卫媒体信息公开──开辟大陆信息公开之路(3之3)——
·深圳宝安 请你解决民工的艰难
·赌博--物之几者,非所靡也
·当前大陆启蒙网站与敢言网站综述.
·论电子杂志的实践与障碍
·赌博与杀人
·警察杀人 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
·致狱中郑贻春──现代化学者的受难
·强奸幼女:一个激起民愤的焦点
·蹂躏幼女 权力魔掌之下的惨剧
·不正常的中国家庭故事仍在继续
·村委会主任竞选演讲辞拟稿
·反诉索赔“名誉权”的非正常官员
·探索道路:《公民正刊》策划杂感
·村委会主任当选就职演讲辞
·青年节致青年读者的一封信
·彻底改革村民自治制度为民主自治制度
·踏上选举之路 不信东风唤不回—村委会主任竞选演讲辞续稿
·向《生存之民工》全体工作人员致敬
·联名上书:解13名民工燃眉滴血之急
·公民办刊:在强势压迫之下
·治安体系:从亲属被盗说开去
·致中国21省新一届基层自治组织
·底层缩影曹建纲一家的生存挣扎
·为弟弟杨丰友受重伤致宁波官商人物
·从1672 元拖欠民工款调查到的广州大案
·中国民工:一个训练行动力的维权重镇
·一封民工公开签名信
·办一份敢为您说话的杂志《维权通讯》刊词
·暴虐之下 不能只有心灵抗争-关于维护农民工具体权益的解答陈词
·沉重的青春──少年时期摇滚歌词——
·村级民主自治制度草案(提要)
·民选村委会致信党选党支部
·调查: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经济帐目
·母亲说——“让我怎么回报他们”
·民主论坛》七周年七则感慨
·以此为鉴:工伤,痛在广州番禺
·与台湾著名主持人杨宪宏对话
·电台主讲节目《民工的钱与命》策划书
·让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说明这一切--《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让我们直面不和谐的劳资矛盾——《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把焦点集中于扩大民工的选择权
·1
·《民主论坛》第七周年简略报告
·民工之死:脆弱的生命—未必比现实更残酷的不似小说的小说
·采访病床上的母亲梁如成
·河北“马堪敏案”深度报告
·启事:杨银波更换联络方式
·告别一盘散沙 建立维权网路——《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必须寻求高效率的维权途径——《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呼吁扩大援助的层面和范围——《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社会不公正挑战的是社会安全..
·关注民工 外界打击和心灵扭曲——《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潜规则导致从上而下的全体腐败——《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别把自己牢牢地钉在屈辱的地位——《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黑社会:评简竹醒集团的覆灭
·社会剧变之下的劣根—《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权力型黑社会
·陈忠明的失踪与记者的命运——《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悲惨学费”自杀个案报告二十则
·大陆“少年性犯罪”个案报告
·严酷的底层生存真相.....
·权力型黑社会
·拥抱光明 尽管黑暗袭击着我们——《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大陆青少年犯罪研究(提纲)
·剧变的中国:论述黑社会与民工
·职业病·腐败司法·可耻经济——《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拥抱光明 尽管黑暗袭击着我们——《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震撼:“悲惨学费”非自杀个案报告
·关于我的民工家族的真实故事—《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民工频频被袭 黑社会恶果累累—《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深切关注:9个求助孩子调查报告
·见证贫穷:9个求助孩子调查背景
·《调查背景》附图:
·回忆曾患“精神病”的亲人们
·那些曾经抚育我的亲人们
·无序状态下的黑社会和底层人—《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大哥英逝,银波沉痛哀悼
·警惕暴力、资本、权力的合流—《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评述一代着名诗人杨春光
·专访杨银波:退团退队 找回真实自我
·忍无可忍的激烈冲突 评王斌余案
·简评李敖此行之言论
·讨薪杀人 究竟是谁在挑战谁?
·努力,只为永不熄灭的希望— 《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第十四集
·李敖之旅:与杨宪巨集对话
·“超级女声”与杨宪巨集对话
·直面黑暗:残酷社会与人性挣扎——《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民工阿星、刘长青的暴力之路——《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这条烂路 捐血也要修起来——我对村民们的动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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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状态下的黑社会和底层人—《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民工的钱与命》第十二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
   主讲、策划:杨银波。
   主持、制作:黄绢。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背景声音:“我们一定要把工钱要回来!这钱什么时候给?啥时候给我们?你这钱什么时候给我们?我哪儿有工钱呢?找他们去!走!走!”
   黄: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展望中国》,我是黄绢。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要继续和我们谈的是“民工与黑社会”。杨银波是大陆知名的维权活动者,他也出生于一个民工的家庭,对民工这个阶层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以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民工的钱与命》。
   杨:前段时间,我和几个公安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提到一个案件,就是在广州市珠海区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为别人做网路家庭教师。下班后,她遇到一个截匪,是个民工,时间是晚上。这个劫匪连问都没问一声,话也没喊一句,就拿着砖头猛砸这个女子的头部,然后打开包,结果只发现20元人民币。其行为已疯狂到完全不计后果的地步,受害者成了植物人。当时,我的公安朋友愤慨地说:“银波,我告诉你,像这种人,真是杀他一千次都不冤!”这属于完全不顾后果的恶意杀人,跟现在广州市“两抢案件”非常相似。不管你是谁,尤其针对拿着包的独行女性,一辆车,先跟踪,然后一个把包抢了,另一人拿一把尖刀把人的大动脉给挑了,这个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反抗的余地,更没有力气报案了,当场晕倒。
   黄:你描述得非常可怕。
   杨:是挺可怕的。中国的许多事情,总是一讲出来,就让人觉得不敢相信,但它确确实实是在大量地发生着。其实这些犯案的人当中,有很多都是民工。这些民工是怎样变成团伙犯罪直至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而且是越做越大?以色情业来说,有很多少女,其实是被自己农村的亲友给卖了。以深圳、珠海的一些案件为例,两个人谈恋爱,你想,男女朋友之间因为爱情而发生性关系是一种多么浪漫的情感呀,可是这些男的最终的目地其实是把这些女的引上钩之后,用一种比较下流的讲法,就是“玩完了”以后,就把这个“女朋友”送到了色情场所。
   他们还有打手,不能让你随便走动。比如接一次客是150块,那么,这个小姐只能得到40块,而且每天接客的时间都超过10小时。我今天看到的两个案件,也是如此。少女找工作被骗了,被陷害进了“淫窝”——就是色情圈——里面,每天接客17小时,最后都已经不能说话了。还有就是在河北,昨天的《重庆报刊》报导的,就是在网吧,看见那些女孩子在上网的,当场抓走,逼她们去卖淫,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黄:他们怎么会嚣张到这样的程度?
   杨:是会“让人觉得非常嚣张”。这些黑社会非常令人恐惧,让人觉得没有安全感,对公共安全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尤其是对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威胁,让人觉得非常可恨。
   黄:刚刚银波谈的这些案件实在是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当然在台湾也会发生一些刑事安,不过基本上比较多的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私人纠纷,比较重大的恶性犯罪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而这样的重大刑事犯罪,也会成为媒体争相报导的焦点,因为它是非常少发生的,所以它会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但是一般来讲,刚刚银波谈到的这些事情在台湾其实是不多见的,而且不是普遍的现象。
   杨:我们过去讲黑社会大多数案件的发生,都是为谋财或害命,更主要的还是谋财。其实中国有很多很多音像制品,比如电视剧,甚至包括一些权威媒体,比如央视、央广都曾报导过有关黑社会的一些案件。包括近期在全国热播的《红蜘蛛》这样的“准记录式”的电视剧,其中包括的都是真实案件,是关于女性犯罪的。这些罪犯有的也是下岗工人,或者是普通的外出打工的民工,案件中有的是人命案,有的是连环杀人案。在中国,在这一点上,社会环境的恶劣,总是给人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黄:其实这种社会治安的恶化也有它非常复杂的社会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刚刚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大陆现在治安的败坏,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忽视的程度,那么导致治安败坏以及黑社会猖獗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杨:我记得在我们少年的时候,有一套电影,我不知道黄娟有没有看过?叫《蛊惑仔》。
   黄:香港称呼黑社会为“蛊惑仔”,是吗?
   杨:对,是郑伊健、陈小春他们演的。这套一集接着一集的电影,当时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风暴。那个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家录影馆,多少台可以放碟的VCD或 DVD,都在放《蛊惑仔》。可以这么说,对这一套电影,无数青年、少年痴心如狂,无数青年、少年看过以后充满了对所谓“英雄”的崇拜。就是在我们的宿舍,都挂着他们拿着砍刀“威风凛凛”的剧照。对那个时候的少年来说,无论小学、中学、高中,《蛊惑仔》对学生的影响都非常大,大学可能还少一点,尤其是高中和初中。
   那时,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一群和那一群搞起来了”这样的事,就是打群架。他们总是觉得打群架——按照北京的话说——就是“挺牛逼的”,是非常有“男人气概”和“江湖味道”的事。青年、少年们充满叛逆。如同黑社会头子刘华强所说的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年轻人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正是由于对这些影视上的一时气盛的一味模仿,以及来自家庭、教育、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侵袭、逼迫和自身的本领恐慌、意志堕落,使得如今青少年犯案率非常之高!比如说,“我和哪个哪个黑社会吃过饭”、“我认识谁谁谁”,这样的话一讲出来就好象有靠山了,没人敢惹他了。
   刚刚跟几个律师朋友交流问题,其中一个律师告诉我他最近在办一个案子,也是这样。他是为一个民工去讨工资,这个民工家里确实是没多少钱,律师出于同情,没要他任何代理费。在整个工程中,律师从开始到最后,一直都尽的是最大的努力,作用很大。到事情结束前,民工却找到了被告,表示愿意私了,他拿到的钱当然跟起诉书上的数目差得很远,正是因为这样,民工就认为钱是“自己要来的”,所以他不愿意提供律师在代理过程中的一些必要支出。这个律师在这当中花掉了4000块钱。律师非常礼貌地多次向民工提出补偿,民工就是不给。律师觉得这个民工不讲规矩,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想法,于是他想到民工不怕律师,但一定怕黑社会,于是就找了几个人假冒黑社会。结果很快,民工就如数地拿出了钱,而且说再给1000块都可以。
   社会是有分层的,而且存在纵向的分层和横向的分层,就是说在同样一个地方,有两个或者多个社会。通俗地讲,白天是政府的天下,晚上是黑社会的天下。或者说,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民政府市长,同时也可能会有一个黑社会市长——黑社会老大就是这个地方的市长。甚至,很多地方官员倘若要想在这里把官做得安稳,一个企业老板要想让自己的企业开得好,就都得给黑社会老大送礼,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保护费”。收取“保护费”是他们的一个主要工作,在这一点上,中国在不断地模仿香港,香港已经这样做了很多很多年。
   大陆之于香港,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因为他们在组织上、行动上非常的配合、非常的统一,让人觉得力量确实够大。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黑社会的“法外生存”。单从黑社会这三个字出发:“黑”,表示非法,它是秘密的、朦胧的、看不见的、模糊的、一般人不知情的,这就是 “黑”;“社会”,就是说它已经具备了一个社会运转的的机制,它有它自己内部的管理制度、规章、纪律,有的还包括自己定的行规、帮规、戒律。比如,谁谁谁犯了什么规,就砍一只手,或者剁一只耳朵、断一根手指,这有点像另一部《刑法》,好象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自己的社会乃至于他们自己的王国。
   在上海的很多宾馆,曾经有很多黑社会人物来来往往,这包括很多外商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莫名其妙的人。有很多案件在这里发生,甚至连公安都很难介入其中,这就像是“一国两制”了。有一段时间,那里真是嚣张得无以复加。里面经常发生纠纷,抢地盘、抢利益、要女人、抢小姐,经常发生打斗,后来被警方铲除。我担心的,就是这种混乱秩序下的社会治理问题。从公民心愿来说,我希望社会有序。当社会在处于无序状态的时候,容易产生混乱、事端、冲突,并且很难寻求到解决这些矛盾的合法高效的渠道。
   我们谈这些,是要说明黑社会的产生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不然它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黑社会产生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国家的吏治腐败,它导致了大量的贫穷。贫穷和野蛮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为什么现在大多数的罪犯都是农村青年、下岗的工人、辍学在家的孩子呢?贫穷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层次比较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社会的重压,以及这种压力在他们心中造成的种种映射、反弹。再有,社会文化也在这当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各种影视、音乐、潮流,新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反控制,都在诱导人,尤其在他们缺乏判断能力和参照标准的时候,往往作出一种错误的选择,乃至冒险,视生命、人性为儿戏。整个国家,自上而下,都缺乏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推崇。许多人是在出了事情之后,才感到后悔莫及;也有很多人是明知其危害,却还是要这么做的。比如说,黑社会人员的大多数,除了比较无知的,确实走投无路、迫于生计的,还有就是两劳人员——受过劳教的,或者二进宫、三进宫的。这些人频频进入监狱,且以之为傲,经常说,我们是“进过号子”的,我们是 “进过局子”的,杀起人来眼睛都不眨一下,似乎“无上光荣”。
   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就向大家推荐了一部电视剧,叫《生存之民工》。今天我谈到的黑社会问题,在《生存之民工》上也是有反映的。在这里,我摘录一位朋友对这部电视剧的看法。他说——
   “一部《生存之民工》的电视剧,深刻地反映了底层民众生存之艰辛。民工们住的是四处漏风、拥挤不堪的简易工棚,吃的是最简陋的饭食,工作环境毫无尊严可言。而血汗工资还常被老板苛扣,在追讨工资时,更是被老板圈养的黑社会打手殴打。民工们辛苦终年,最后是夫妻不能相守,父子、兄弟无力相保。尽管导演出于政治考虑,为了通过宣传部审查,最后让这些民工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讨回了自己的微薄工资。但整部影片让人看了,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是在号称GDP总量世界第二,军备力量直追美国,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之民众生活。可悲的是,这部影片恰好反映的是中国数十亿底层民众的生活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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