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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民工家族的真实故事—《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作者:杨银波
   【大纪元9月6日讯】《民工的钱与命》第十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
   主讲、策划:杨银波。
   主持、制作:黄绢。
   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背景声音:“我们一定要把工钱要回来!这钱什么时候给?啥时候给我们?你这钱什么时候给我们?我哪儿有工钱呢?找他们去!走!走!”
   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展望中国》,我是黄绢。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要把他的家族作为一个小小的样本,透过这个家族的故事,来让我们看看今天中国民工的生活样貌。
   杨:我今天选的这个题目跟我个人有关,跟我的家庭有关,跟我的家族也有关。我想,在中国的14亿人口当中,杨家也可以称为一个案例,因为我们杨家特别、特别的普通,特别的普遍和平凡。我想这可能更能让大家有一个感同身受的模本。
   黄:杨银波的个人经历可以给更多的人参考,我想这正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他更具有参考的价值。
   杨:谢谢。那么,现在,凭我对我父亲和我母亲这两个家族历史的了解,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也就是在85年以前,从那时到现在所涉及的民工的问题,其实可以谈很多很多。今天我想节约点时间,只谈几个概要。我爷爷和我外公的那一代人是没有民工历史的,因为中国民工潮爆发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所以真正的民工是产生在我父亲和母亲这一代。
   我父亲叫杨庆华,1956年出生,他上面有个大哥,下面有几个兄弟和妹妹。我们家族第一个出来打工的人不是他,而是我四叔,也就是他的四弟杨义华。杨义华现在是个工人,他也可以说是个民工,但是他的民工历史和一般人有点不一样。他上学时的成绩在那个时候算是不错的,但是后来他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去新疆当兵了。他回来后对我爷爷说:“爸,以后打死我都不去当兵了。”
   从那一天开始,四叔决定出去打工,于是到重庆江津市做家俱。后来又去卖东西,算是一个个体户吧,到处卖蒜苗之类的蔬菜,就这样一点点起家。后来,他自己存钱,让四娘开了一个理发店。他还曾经帮人家挑东西,也就是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的民工当中的一种——棒棒儿。别看我四叔现在人模人样的,他过去也是一个拿着扁担在重庆城转来转去,一天到晚都赚不到几块钱的棒棒儿。
   如今,他回忆以前的那段岁月都还很有感慨,经常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哎呀,银波我跟你说,我们这一代呀,真是……,那个时候每天赚个七、八块都已经是很兴奋的事情了。而现在呢,觉得每天赚七八十块,甚至一两百块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这也就是因为他有当棒棒儿的历史,那时每次帮别人挑150斤、160斤甚至200多斤,而且要走很远的路,也只能赚到一两块钱,几毛钱。
   后来四叔被一个老板看中,从此成了一个工人。他现在还在那个厂里面,位置几乎等同于一个“经理”了,活得还算潇洒。虽然这个厂也不是很大,但是他在我们整个杨家当中,已经算是混得最好的了。仅从这一点,我想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杨银波的这个家庭,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平凡的。
   黄:是。我想对于千千万万个家庭来说,杨银波的家庭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缩影了。
   杨:是这样。我们从小到大总是以为我四叔是一个城市人,我们是农村人。在我们的心目中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觉得他的很多行为、言语,他的眼光和我们看得不一样,处理事情不一样,生活的方式也不一样。因为他初到城市的时间很早,大约是在他当兵刚回来,82、83年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我杨银波才刚刚出生。从那时开始,他就逐渐走入城市,到90年代左右就已经正式成为了工人。
   现在四叔他们的厂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他们厂周边大量的国有企业也同样面临着改制,很多人因此失去了饭碗。他还算运气好一些,只是帮忙开车、送货、拿钱,周而复始地过着这样的生活。每个月的工资才1200块钱,而平时如果能够真真实实地拿到1000块,他都已经很满足了。关于他的事,我先说到这里。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他,杨义华,乃是我们杨家最好的一个“标本”。
   在四叔之下,主要是靠我。我的收入全部来自于稿费。至于我的父亲,我现在是不想让他出来打工了,因为他的年纪已经到了50岁,在他这个年龄要出来找工作已经非常困难,而且他身上以前所遗留下的各种潜伏病症已经开始慢慢发作,就像我母亲一样。在他们打工的将近20年历史当中,所遭遇的各种痛苦现在已经变化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疾病,不断地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压力很大,所以不想他们再出来打工。
   在我父亲的下面,还有我的五姑——杨华芝,她和五姑父温绪伦在广东这边也是受了很多苦。他们是在2000年——也就是民工潮完全形成的时候——出来打工的。来到广东之后,他们一直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想要做到工厂倒闭为止,如同我以前说过的一样,他们只求温饱。今天早上我离开之前,他们都讲:我们现在不管是进厂还是打水泥工(搞建筑),钱确实是赚得到,差不多70、80块一天,不过天气太炎热了,每天在37—39度的太阳底下烤6—8小时,就只能喝一点茶水。我的五姑父现在就是靠这样赚来的每天70—80块的血汗钱来维持生活。
   他们除了当建筑工之外,还做过很多其他事情,比如种菜、搞绿化、守鱼塘等等。就是这些比较容易的务农技巧,在这里发挥得很多。他们在这里没有什么技术,年纪也已经到了45岁了,还是要在这里奔生活。他们最大的理想呢,就是自己的女儿温永会能找个好婆家,找个好丈夫嫁了。至于他们自己,无非还是想凑点钱,回去把房子修了,自己种点田,平时打些散工,还是还原他们过去的那种农家生活。因为我们老家所处的地带非常偏僻,是重庆永川市与贵州、四川接壤的边境,这里的风景非常秀美,他们非常留恋家乡,但偏偏就是缺钱,这就逼迫他们出来打工,否则他们根本不愿意出来。
   我的五姑每天加班大概有三个小时左右,她一直跟我讲:“银波,你还是要尽量关注民工啊。我跟你讲,如果厂里愿意把每天八小时工作的基本工资再提高一点点,我是绝对不愿意加班加那么长时间的。”我想,这也许是广州所有民工的真实想法。因为没人会愿意去加这么长时间的班,他的体能根本受不了。我们的亲戚之间是经常相会的,大家都发现她非常忙,经常不回家吃饭。不管有多少客人,不管有多么重要的客人,她都是在10分钟以内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然后早点上班,每天如此,从来没有休息日。这就是我五姑的大体情况。
   我六姑——杨华英,现在还在农村。她家也是只有一个女孩,叫吴志金,没读完初中就出来打工,这在中国的农村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吴志金初中念到初二,没有考高中,然后就要出来打工。她第一次是到厦门,刚开始的“适应期”是非常艰难的,打工环境不好,再加上人地生疏,所有这一切都会给那些还不成熟的小女孩在内心造成阴影,到现在还是这样。吴志金打了几年工以后,回到了老家,当一个代理的幼稚园老师,不想再打工了,想找一个好的男朋友,早点结婚,以此来分担经济负担,减轻经济压力,过一种相对幸福的生活。他们的理想就是这样,清晰、简单,毫不复杂。
   黄: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安居乐业,就是幸福的人生了。我们继续听杨银波的家族故事。
   杨:我以前讲过的受过重伤的弟弟杨丰友,他现在还在老家,他可能还是要到广东来打工。虽然他从六楼掉下来,心里很害怕,但是还是想到这里来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到时候,我也想给他安排工作,不要太危险的。我再谈一下我七叔,因为他是我们家最特殊的一个人。他叫杨明华,今年有36岁了。我们整个家族都很同情他,但有时也会觉得他是个麻烦。尤其是在这个大家经济都不景气的时候,亲人之间就会产生一点隔阂。他小的时候踩到腐化的尸水,脚中毒,脚腐烂,成了残疾,直到现在都没有治好。
   七叔一直想出来打工,也确实出来打过一次工,在外省的仅有一次,是到广东来,干了不到一个月,回去了。他实在是受不了那种连正常人也无法负荷的艰辛。在这里天气太热,太阳也很大,而且工作也很累,他流着泪就是想要点钱。后来他回到老家,从此就再也没出来打过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就是在中国的很多农村,比如四川、贵州、重庆、云南,这些偏远的山区贫困地区,一般的家族都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多是各顾个的,他们的生存是很有问题的。
   他们一般都不会到街上去买什么菜,相反是去卖什么菜,但他们并不是菜农,只能种一点庄稼,也就是那么两亩三分地,以这么一点仅有的资源生存。这也只能保证吃饱饭,根本没有钱花,甭说其他了,就连打一桌像样的牌的资本都没有,喝的酒和抽的烟都是非常便宜的。没有人有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那个地方连“保守型的经济”都谈不上,那根本就是一种“封闭型的经济”,是一个真正闭关自守的地方,所以我们才会想到要出来,要到外面来。
   我想很多人会有我七叔这样的亲戚,像我七叔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他们平时确实是让人同情的,但是他们自己的能力的确有限。他们没有一般人所依靠的资本,唯有体力,在农村他们只能依靠体力来赚点钱,其他的真的没有办法。从我们杨家的整个情况来看,一个大家族从事的行业无非也就那么几种,很单一。打工的无非还是把农村学到的那一点点技术,带到城市里来,从事另一种农业,比如说种菜、绿化、养花,还有一种就是修房子。我父亲和母亲的家族中,都有很多人从事这样的工作。
   农活也好,搞建筑也好,都是在外出打工者之中比例占得非常重的。这样的现状正好说明他们的技能是非常有限的,他们靠这种有限的技能,所要实现的理想,其实也仅仅是赡养好老人、教育好孩子,仅此而已。在这里,我可以引出一个话题,整个中国有2000万留守在家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了,他们被丢给了自己的祖辈——比如说,他们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孩子们想利用暑假出去看看自己的父母,从而导致“娃娃流”。
   过去我们讲“民工流”,现在我们讲“娃娃流”了。这种现象在河南郑州和湖南长沙的火车站、汽车站十分普遍,就是现在,在此时此刻,也都还在发生着。他们所受的教育被我们称为“隔代教育”,就是他们的处世方法、行为原则很多都是受他们的祖辈的影响,而不是直接来自于自己的父母。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孩子和祖辈产生了矛盾,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根据统计,中国有20%的少年犯来自于流走儿童的群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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