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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自己牢牢地钉在屈辱的地位——《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作者:杨银波
   

   【大纪元8月5日讯】《民工的钱与命》第六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
   
   主讲、策划:杨银波。
   
   主持、制作:黄绢。
   
   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杨:假如说,我杨银波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千万富翁、老板,走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也许这些民工连看都不敢看我。或者在旁边看着,而当我回头看他的时候,他的脸一下子就转过去了。这种眼光,说明他们的内心是极其自卑的,从对自己的不自信导致对他人的不信任,他们始终把自己牢牢地钉在一个屈辱的地位上,对这个世界、对他所处的周围环境,充满了疑惑、担忧、焦虑和防备,甚至带有敌意,他们总是处在那样一个“不安全”的状态。他们达不到公民人格的独立和自由,这是一种人格的不健全。我所提到的这些,其实也和民工的钱与命有关啊,民工并不会因为有了钱,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就会上升多少。我们呼吁要提供工资,可是提高工资的背后是有社会背景、人与人关系、群体特征的。
   
   任何现状一定是有它的产生根源的,当这种根源没有消除的时候,现状将不会得到根本改变。诚信原则的建立,独立人格的形成,经济能力的提升,这都将影响民工这个群体的“优秀的谈判力”。这些基础没有建立起来的话,民工将永远一盘散沙;反之地说,倘若真是聚集到了一起,而这个聚集起来的缘故是因为仇恨,而不是因为关爱,那么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动向,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接下来的社会可能就是一个暴民社会。这可不是社会公德心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所指,是个人利益至上并同时不惜代价地践踏他人的这种动态:他们丧失了公共意识。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社会如果没有积极互动、趋于多赢局面,那么剥削还会延续、压榨仍然存在。当个人悲剧产生的时候,才去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们不来帮我呢?”等到这个时候再想到这句话,已经太迟了、太迟了。这个就很能说明问题。
   
   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先生为我们所主讲的《民工的钱与命》。刚刚银波跟我们谈到,从赌、从酒、从嫖,从很多公共事务上的漠不关心,来谈民工的——银波是用“劣根性”来形容啊。其实我想,如果你要把它当作人“自私”这么一种本性来说,也不为过。只不过,它应该是反映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当社会的整个大环境都不公平的时候,民工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经济压力、社会压力甚至是婚姻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们要靠赌博、要靠喝酒等等来发泄他们生活中的压力,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你靠酗酒、赌博来寻求短暂的欢乐、平衡、解放之后,接下来可能面临更恶劣的问题。当一个人已经处于恶劣境况的同时,不应该做出让他处境更恶劣的事情。所以,刚刚银波和我们谈到这些在民工当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其实让我们同时非常清楚地看到在民工的生存环境之中,那些非常严酷、非常辛酸的现实,也看到他们在这当中的无奈。只不过说,当他们处于这样一个严酷的社会环境的时候,其实更需要自我提醒和自我管理。
   
   第二个问题就是,民工在公共事务上的漠不关心的状态,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我想到,在台湾,大家基本上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况之下,劳工要争取到的权利和相关的法律保障,基本上大致俱足。但是在早些年的时候,台湾的劳工其实也经历了一个相当艰苦的抗争阶段,所以在面对大陆的劳动环境、法治状况都不是很理想的状况之下,其实这个时候更需要激发的就是群体意识、公共意识,民工对自己的处境必须要有更深切的认识,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就像银波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反复给我们强调的那样,必须要团结起来,打破一盘散沙的这样一个局面,我想在这个部分都需要大家的提醒、反思和教育。
   
   杨:你这一番总结,简单明了,说出了我的心声。其实我们的节目宗旨,也是如你所说。做这个系列节目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个提纲,其中包括:做这个节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普及这样一种维权意识,促使包括政府在内的全民维权运动的形成。其实,我们今天如此坦然地直面“民工的劣根性”,这也是官方经常关注的主题,只不过关注所指的目标越发成为一种排斥——排斥有劣根性的民工。什么“你们这群人素质低”之类的,这其实跟“素质低”没有任何必然关系,更不能成为民工只能维持现状、甘受奴役的铁定理由。更主要的原因,来自制度,来自这样一种社会重压,以至于形成的“金字塔结构”的社会现实。
   
   当一个人既没有权益的保证,也没有权益的保护,没有权益的人啊,就是地地道道的无权者,最自卑。最自卑也导致另一面的突显:最自狂,狂妄、浮躁、冲动、易怒。我记得我有一次采访一位摩托车司机,他说:“在香港啊,我有很多朋友,我也经常到香港去。我把香港人和大陆人进行一番对比。香港人是越富裕呢,就越谦虚、踏实、实在;大陆人是越贫穷呢,就越狂妄、浮躁、虚伪。香港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能玩笑而来、玩笑而去,非常自由,自娱自乐,有笑有趣,轻轻松松,真是‘我创我快乐’啊。可是大陆人呢?非常阴沈、深沉,一遇到什么小事情,不是去想着解决,而是不断地抱怨。”
   
   这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个女的,被别人绑到一个村里,嫁给一个男的,她的孩子阿毛有一年被狼给吃了。祥林嫂去看的时候,只看到孩子的骨头,她碰到人就跟别人说:我的孩子被狼吃了,如果那天我早点去或者怎么样,我的孩子就不会被狼吃掉了。有的人第一次听她讲的时候还有兴趣听,而且很同情她,可是时间长了,她反复地说同一件事情,反复地抱怨,结果大家都很无奈了,都很漠视,觉得烦了,觉得这人怎么总是唠叨个没完。
   
   实际上,祥林嫂这个人骨子里的性格,在中国人心中几乎是人人存在,成为一个心灵样本,普及14亿人口,包括我本人在内。我这个人也有抱怨的时候,可是我要经常克制自己,这样的抱怨别人听两次就烦了。今天早上是这个抱怨,今天中午也是这个抱怨,今天晚上还是这个抱怨,重复来重复去,还是那些话,还是那些事。我深刻地反思,我必须要首先想到怎样去解决,怎样去避免问题的不断扩大。一个人进步的前提,是首先要“自我进步”。总是去抱怨自己的遭遇,而不想着去主动改善这种状况,实在是非常无聊也非常让人厌烦的事情。拿中国的一句俗话说:“老摆这么个谱儿,有啥意思?”
   
   黄:我想回到银波在节目之前的时候,其实银波一开始为我们强调的就是同样一个精神啊——“自助,然后人助”。银波虽然是用“劣根性”这样一个蛮强烈的字眼来形容民工的一些现象,但是我想这里面其实点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实,那就是:在别人在帮助你的时候,你首先要站立起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成分都是在提醒民工要对自己有更多的自我要求。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听杨银波送给大家的一句话。
   
   杨:现实社会是极其残酷的,残酷的社会需要救赎者,而第一个救赎者即是自己。为公众而奋斗,即是自我救赎。所以,我们要维权。
   
   黄:这就是我们今天《民工的钱与命》第六集所为大家探讨的内容。今天的节目,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就进行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就请写信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中央广播电台给我(黄绢收),或者是直接写E-MAIL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email protected]。欢迎您的来信,真诚地期盼得到听众朋友们的反馈。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我是黄绢,我们下周末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注:本文系《大纪元》首寄[首发稿](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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