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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一盘散沙 建立维权网路——《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作者:杨银波
   

   【大纪元7月23日讯】
   节目:《民工的钱与命》第四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
   
   主讲、策划:杨银波;主持、制作:黄绢。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背景声音:“我们一定要把工钱要回来!这钱什么时候给?啥时候给我们?你这钱什么时候给我们?我哪儿有工钱呢?找他们去!走!走!”
   
   黄: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杨银波先生和我们谈到了大陆民工工资过低,以至于生活艰难。但是在某些地方,即使在已经出现“民工荒”的情况之下,绝大多数民工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被改善待遇的结局。在这当中,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民工到底有多大的选择权,其实这要从提高他们的技能以及扩大民工的就业机会来努力。不过,要做好这个工作,还是要透过政府部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杨银波要透过几个具体的案例,来和我们谈到:当工厂——也就是资方——提供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时,作为弱势群体和一盘散沙的群体——民工,他们可以谈判的条件其实是非常薄弱的。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几个具体案例。
   
   杨:我记得很清楚啊。有个民工,他是怎么做的呢?我到一个工厂调查,发现工厂外面贴了一个公告,是公开批评的检举书。贴这个公告的民工已经有三个月没得工资,又有半年没有解决这个拖欠工资的问题。厂里面的解释是:这个民工因为工资问题,和厂里面发工资的人打起来了,厂里有个非常奇怪的“厂规”,凡是在里面打架的人,工资一分钱都没有。这是非常明显的非法厂规。这个民工很不服气,他就在公告里痛骂:“你们这些官商勾结的东西!”还有许多话骂得非常难听。这件事情导致什么呢?这个厂的老板找到这个民工,威胁他:“我不打你,我也不把你扭送公安局,我不这样让你受苦,我准备怎么干呢?我准备通过司法途径来状告你、起诉你,告你损害我的名誉、损害企业的名誉,让你赔我10万块钱。”
   
   完了,这个民工一听:“我一年才挣多少钱啊?”所以他放弃了,求爷爷告奶奶地说: “你行行好,我再也不敢了,我三个月的工资不要了,行不行?”这样一个十分明显的拖欠工资的事情就这样“一了百了”了。我们要想一下:究竟是谁损害谁的名誉?你说企业名誉受损,那么民工被骂过多少次?在公共场合又被骂过多少次?在公共场合被骂,民工的身心受到损害,民工也可以起诉这些人。可是为什么民工没有考虑这一点,而厂房却考虑到了这一点?厂方很“文明”哦,法制嘛,我用法来制你。这也是政府所说的“法制”,而不是“法治”,照这个说法,那么我认为秦始皇也是讲法制的,他用秦始皇的“法”来“制”你。所以,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仍然出现今天这样可怜的法律局面,我感到很荒唐。
   
   亲身经历过民工的种种维权经历,我得出一个结论:民工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维权网路。但这里也有一个关键问题,民工要证实你厂方确实没有给他工资,而你既没有合同、工资条,乃至于厂方发工资的时候连签了姓名的字条都没有,厂服、工牌等等这些统统都没有,那么民工如何证明自己跟厂方构成劳动关系?这是最基本的啊。所以,另外一个本来属于次要证据,但现在却变成重要证据的东西,那就是证人证言了。那么作为同厂的职工,他们敢不敢出来作证?如果作证,那么他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害处?许多人就会权衡利弊,考虑放弃、逃避,“事不关己高高挂”。
   
   讲到这里,我再讲另一个事情。前一个月,我为另一个民工维权,他叫袁增和。他的问题是受了工伤,厂里不给他工伤赔偿,只是勉强让他在医院里医治。我当时是想让市局、区局重视这个问题,我怎么办呢?最后决定通过集体性的舆论压力,也就是通过签名运动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最后得到50多人签名。可是我找的民工有两三百个,怎么才得到50多人签名呢?这些民工跟我关系还不错啊。可是许多人都说:“杨老弟,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做了,我们出来是为了找钱,不是为了惹事。”我说:“这跟你们惹不惹事没有关系啊,大家的身份都是民工,我为人人,人人才会为我,民工要互相团结嘛。”有些人在这种劝说之下,签了。可是其他人的情况就不同了。
   
   我到一个民工家中,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都在。我说:“来,老乡,签个名,声援一下。”他的第一反应非常恐惧,眉头紧皱:“你是干什么的?”我啊,“我是专门为民工打抱不平的。”我就这样介绍,哈哈。“那你有什么事儿?”我把袁增和受工伤的手高高举起:“你看,伤成这样儿了。厂里不赔钱,把咱们这些民工兄弟看得很低,我希望大家团结起来,看在都是民工的份儿上,签个名吧。”他考虑过来、考虑过去,最后终于说:“好吧。”签下去了。接着我又说:“让你妻子、女儿也签吧。”这时他的反应非常敏感:“打住打住,她们就算了!她们都是女人。”
   
   这就奇怪了。我说:“这跟她们是男是女没有关系啊,她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劳动者,是最光荣的人。”哎,“光荣什么呀,我们在这边都是低等人,受尽了压迫,发不起言的。反正我是一家之主,签了,心也就到了。”我也不能勉强别人。这还是算好的,至少他们表示了一个可以理解的态度。接着,我找到一个民工:“老乡老乡,帮衬帮衬,这个袁增和非常苦啊,签个名吧。”我得到的是这样一句回答:“签什么签?我才不做犯法的事儿。”他认为签名就是犯法,跟厂里斗就更是犯法。这个人说:“万一哪天我被抓到牢里去了,谁来帮我?谁来救我?”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这是民工群体之中还算比较普遍的一个态度。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此这般的一盘散沙的局面。
   
   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先生为您主讲的《民工的钱与命》系列节目。刚才杨银波跟我们讲到了,民工在遇到资方的不合理待遇的时候,无法取得和资本足以抗衡的地位。那么民工到底要怎么做呢?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成立工会的必要性。工会在团结工人、教育工人,以及争取工人权益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功能。
   
   杨:我经常跟一大把的包工头谈到成立工会的必要。我说:“你们这些朋友啊,以后最好成立一个独立工会,或者加入政府的工会也可以,起码要形成一种组织的力量。你们看杭州、宁波的工会是怎么做的?它们那边,工会下面有职工维权中心,有免费为民工打官司的律师,而且规定当地所有律师每年必须打两场免费官司。”那么这边的具体情况呢?对不起,我不清楚,我不了解,我只是看到大量的资料,比如什么清欠率,自己亲身经历的是自己反映的问题有的已经石沉大海;稍微欣慰一点的是,有的劳动部门还是挺重视我指出的问题、提出的个案。
   
   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个立场:这不是在跟你政府什么压力。为什么呢?这本身就是你的职能范围嘛,是你应该也必须做的,要受理,要处理,要解决,否则就是渎职。再一个,这也是你的政绩所在嘛。到年底的时候,作为公务员,你要拿奖金,奖金靠什么呢?靠你的政绩。这里面涉及方方面面的成绩,比如你参加党校党课,考考试,答答卷,财务公开,经济发展,等等,这都是一分一分加起来的,有的奖金是几千、几万。可是还有一个政绩啊,那就是:你究竟为公民办了哪些实际的有价值的事情?劳动部门工作人员为劳动者做了多少实际的事情?我们要看这个。
   
   天津市劳动局有个劳动保障监察总队队长,原来是一个军人,叫李砚军,他带领队员们为35万多人追回拖欠工资7724.42万元,追缴社会保险费2.6亿元,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这个人确实不简单。平心而论,我觉得李砚军确实为中国那些被称为“劳动员警”的劳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他手中有许多民工的联系方式,跟许多底层的民工都有丰富的交往过程,即使是民工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也会帮助民工去做行政取证。就凭这一点,他就了不起。这在我们这边是难以想像的,民工如果申请行政取证,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很难批准你的要求。这就好比法院,原告到立案庭去起诉被告,可是这个原告又没有证据,反而让法院帮助原告取证,这不就是让法院和原告站到一块儿吗?那么法院如何做到公正呢?
   
   换句话说,劳动仲裁委员会如何公正呢?劳动监察部门、工伤认定部门如何公正呢?在这里,我要表达一个观点,这个“公正”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的,应该打一个双引号。因为,起点本身就不公正,如何保证过程的公正和结果的公正?这个起点,讲的就是民工和企业之间的起点不公正,他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地位、完全不一样关系的群体。这样的两方,甲方和乙方、资方和劳方、原告和被告,在起点就不一样的情况下,我认为,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应该在受理、调查、取证、仲裁、裁决等多个环节,倾向于弱者。
   
   注:本文系《大纪元》首寄[首发稿](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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