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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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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缩影曹建纲一家的生存挣扎

   
   底层缩影曹建纲一家的生存挣扎


   曹建纲先生(曹建纲提供)
   
   【大纪元5月8日讯】(大纪元首发)我全家真惨,这是全中国最底层的几亿劳动人民的一个缩影。——摘自民工曹建纲写给我的一封信

   
   曹建纲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底层民工,但面对如此平凡的一个人,我却无时无刻不感到生存之于他的沉重与高压。按他的话说,“死了还真是一了百了,痛苦的是活下去”。这个“我家全靠我打工给家用,我不管苦和累,不管风霜雨雪,什么活都做,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天不黑不回家”的湖南籍民工,曾经无数次地想到过自杀……。那么,究竟是什么——或者是怎样——把他一步一步地推到生存的绝境?这个与无数人都颇有牵连的问题,再一次迫使我们今天去作出正确的回答,体味中国已经出了问题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医疗制度——与巨大代价的悲酸。
   
   曹建纲,男,1973年出生于湖南,老家在湖南省湘潭市霞城乡联合村油麻冲4号,现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打工,离我很近。这个至今也没有娶老婆的男人,有一个破碎不堪的家庭,因为重大疾病的缘故,他的父亲在今年二月初一那天永远地离开了他;他的母亲目前仍在治病;对于他的姐姐,他说:“她也没钱,所有的一切,她只能出力。”在极度贫困与昂贵得不正常的医疗费之间,曹建纲体会到“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人财两空”。失去父亲,面对仍然重病的母亲,所有这一切使他开始彻底怀疑医疗制度,充满愤怒、自恨与自卑。他愤懑地对我说:“全世界最没用的,就是我!”
   
   我记得我们曾经无数次痛陈医疗产业化的罪恶,如医疗制度,医生道德,尤其是昂贵的医疗费用,对于大多数上不起医院的人来说,完全如黑洞一般。中国的医疗制度,问题究竟在哪里?一个字:钱。这好比粮食问题,最直接的说法就是钱的问题。有钱才能住院看病,有钱才能消费、生存。民工是最求实在的一个重要劳动群体,他们厌倦“三皇五帝”、遥不可及的那些高谈阔论,因为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实际问题、具体问题,至于这问题的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背景,以及如何根治这大背景的毛病,这是他们关心不起来的。
   
   1998年,曹建纲的父亲中风,花了几千块钱,却被“治得不能劳动了”,走路一瘸一拐。2003年,他的父亲再次中风并瘫痪,医疗用了1.5万块钱左右。曹建纲说:“医生每天只要钱,人不好不管,不给钱就不开药。父亲不想拖累我们母子,几次都拒绝再治,我们全家只能一起哭。”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2005年,在这7年左右。他的父亲一直在吃药;母亲患上高血压,也一起吃药。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他的叔公在2004年的死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这一年,他叔公中风,因为单身,无人照顾,没钱治疗,自杀几次都不成,把床烧着了,全身受伤了,爬到大路上又被人抬回,死时几乎是饿死的。
   
   2005年正月初二,在这个过春节的欢天喜地的早晨,他的父母却双双煤气中毒,怎么叫都摇不醒。曹建纲说:“那天全家就我一个活人了。”他马上打120,救护车却只能一次拉一个,先拉他母亲到医院,却不给治,因为没交钱。他父亲中毒时间最长,却治疗最晚,上救护车时还吐了很多血。这个高度恐惧于双亲都将离开他的曹建纲,唯一的办法是到处借钱,面对自己昏迷的亲人,每天唯有泪水长流。他父亲两次醒了,已与死人无异,在贫困无力的情况之下,曹建纲作出了一个痛苦的抉择:每天只给父亲打吊针,省下每次治父亲吸高压氧的50块钱给母亲用。
   
   医疗之代价是难以承担的:双亲住院不到五天,就用了7000块钱——第一天用的是3700多块钱。这个费用,令曹建纲激烈反对,他说:“事实上,连不需要的东西也给用上了。”贫困,逼迫他立即停止让父母继续住院。他忘不掉那无奈悲屈的一幕:“我抱着父亲上车,下雪很冷,父亲只是看着我,我没哭,父子相对看着。仅有的几件衣服因为脱不下,上高压氧时都给剪破了。回家之后,父亲只能躺着,我摸着他的头,他只能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此刻,他恐惧地意识到父亲很有可能永远离开他,恐惧之余,他感到寂寞、烦躁和厌倦。他痛恨地说:“医院治死人不管,只管收钱,医生越来越没有医德了。”
   
   曹建纲到医院查账,竟有几百块钱对不上,而医院竟说他反倒还欠400块钱。在无意间,他甚至听到一个收钱的护士说:“宁愿多收,不能少收!”对此,他找不到任何一种有力的办法去解决无限压榨的医院,无奈之余,只能期盼父亲在这世上多延续一些时光。这时,他想到应当让父亲在生前看到儿子建立家庭,以换取父亲略感安慰的内心,于是,他约定相亲的女人来到父亲面前。但事与愿违,“父亲斜着眼看了看我身边的女人,我能感觉到他不太中意。相亲的女人看着他,后来就走了。”此时此刻,他莫名地升起一种嫌弃的情绪,他想到:没有煤气中毒之前,父亲歪着嘴流着口水,穿着破衣服;回家之后,父亲不能吃饭,不能拉屎拉尿,慢慢地不能进食,人越来越瘦,已经不像个人样……
   
   为了尽可能让父亲延续生命,治愈母亲后来痴呆的病症,曹建纲决定南下广州打工筹钱。万万没想到,二月初一获悉噩耗:父亲去世了!而这一天,他却身在广州,已看不到死前的父亲。绝望的他,再一次想到了死,甚至想到让母子二人一起死,彻底抛弃这个让他们一家走投无路的世界。他说:“为了治病,我已经欠了5000块钱债,而母亲还在治,我也将欠更多的债。”经历过这些生死别离与沉重负担,他全凭作为儿子的孝道与责任,最终决定治疗母亲。于是,他看书、上网,查找治母亲病的方法,用了很多方法,但还是治不好。他充满感情地感叹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得不到父母的爱了。以前过节回家,还有母亲给我做饭洗衣服,现在我到哪里都一样了。”
   
   曹建纲已经32岁了,从25岁起的7年之间——这个人生精力最旺盛的阶段——,他全凭自己一人努力打工,支撑起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诸位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旦这个能力无法接受现实的重创程度,人就将全然崩溃,走向极端。如果抛开曹建纲那已经痴呆的母亲,他便几乎一无所有,生存的意义究竟还有没有?他眼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他,身为民工,他唯有以他的血汗来阻止这样的悲剧继续发生。但也不排除假如哪天他的母亲也与世长辞,他又将选择走一条怎样的道路?他没有可资追逐的爱情,无尽的孤独、无助、担忧与恐惧将他的心时时牵紧。没有医疗保障的农村,没有主动援助的政府,他只渴求在这生存的边缘重新找到另外一些温暖的援手去弥补贫穷与窘迫。
   
   我也有病重多年的母亲,也有因为搞建筑而伤残的表哥、堂弟,还有各种复杂病症的亲人都体验过医院的残酷与冷漠,甚至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处于病中。如此共同的体验,使我的内心与曹建纲这样的民工聚拢。于是我们开始感叹这荒谬的社会:多少人挥金如土,一顿饭就是民工几个月的工资,一个死板的会议就可占有一定比例的国家经济资源,更不必说军事现代化和各类耗资亿万的工程,这些林林总总的“资金流”,却永远流不到底层人的钱包之中。没有钱,只能等死,或者抢夺、窃取,还能怎么样呢?那些踏踏实实工作、拿本份钱的人,还有没有一个足以缓冲其矛盾的国家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政府有法律援助中心,却没有医疗援助中心、经济援助中心,这是我们国家的空白与漏洞,为此,我深深觉得那些公权力者应该为此带头做些什么,并被我们所看见。
   
   附:曹建纲联系方式
   电话(小灵通):020-80942356
   
   (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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