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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幼女:一个激起民愤的焦点

   
   
   杨银波(重庆)
   
   

   幼女之被强奸,不单是当前的焦灼问题,也是历史的焦灼问题;不单是中国的焦灼问题,也是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的焦灼问题。即使是从中国刑事案件的历年司法实践来看,这个问题亦可谓敏感、且须慎重的了。
   
   自1949年之后,中国第一次对此问题感到极为严重的一刻,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严惩强奸幼女罪犯的指示》的1953年2月20日。当时最高人民法院综合了天津、北京、西安、南郑、上海、南京、重庆、梧州、番禺、信阳、广州、迪化等12个城市的部分材料,证实了强奸幼女案件的巨大数量和严重程度;仅天津市1952年6月至9月发生的此类案件,其被害儿童就达数百人。然而建政之初对于这类案件的认识,却是更多地指向罪犯的历史、出身及政治问题,如特别针对反动军官、兵痞、流氓、帮会分子、反革命分子等,将之归为“思想反动、生活腐化”的典型,归为“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旧社会污毒”。
   
   50多年过去了,强奸幼女的案件仍然时有发生,并成为传媒界争相报导的重要社会新闻。在前些年影响特别恶劣的“禽兽教师”浪潮的基础之上,近年的一批官员(尤其是执法者)强奸幼女和一批罪犯强奸幼女致死的恶性案件被不断披露和挖掘,自此,这一问题已不再那么愚蠢地被视为“历史、出身及政治问题”或是什么国民党所致之类,而是作为一个特别焦灼的社会问题被铺展开来,以至于我今天著此文章,想要深刻地指向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危机及其心理。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我认为不仅是法律本身或是犯罪者本身,另有考虑社会背景、社会条件、权色、教育、女权等的必要。
   
   (一)激起民愤的缘故
   
   从国家的立场来看,强奸幼女危害的是社会秩序,以及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而从媒体、伦理、教育、政治等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那么下面这六种情况则是最易激起大范围民愤的,包括--
   
   一,强奸幼女造成严重后果,比如性器官严重损伤,沾染性病,精神失常或精神病,致重伤,致自杀,致死亡等;二,强奸幼女多人,或者轮奸幼女;三,用强暴、虐待或其它残酷手段强奸幼女;四,逼迫、引诱、组织幼女当童妓;五,幼女年龄过小,或受害前本身境遇就十分凄惨;六,罪犯具有特殊权力身份或教养身份,比如官员、警察、有权有势者的亲属、教师、家长等。
   
   对于这种民愤,不仅是传统道德使然,更有对中国保护幼女体系的深切担忧,甚至还有对公权、特殊关系等方面的严重质疑和警惕。
   
   幼女,一般被视为未满14岁的女性,但在历史上这个区分标准有过更为准确的解释。 1957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955年以来奸淫幼女案件检查总结》,该总结说:“各地人民法院确定被害人是否属于幼女,根据被害人的年龄、发育状况、知识程度等方面来衡量。……凡奸淫未满14周岁幼女,不论是采用什么手段,不论被害幼女是否同意或是否抗拒,原则上都以奸淫幼女论罪。……法院对个别虽已满14周岁,但发育很差、天真无知的,也以幼女看待。……至于个别幼女虽未满14周岁,但身心发育早熟,确系自愿与人发生性行为的,法院对被告人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理。如果男方年龄也很轻,双方确系在恋爱中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则不追究刑事责任。”
   
   而最新的法律解释,则是未满14岁的幼女自愿与之发生性行为,便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这实际上达到了两种客观效果:一是承认现在的女孩发育早熟,涉及性方面的信息、知识(乃至经验)明显增加,“学生妹卖淫”、“童妓现象”存在等;二是为嫖幼女提供了一个非常荒谬但又十分无奈的法律保障。因此,去年高法对这一问题的最新解释受到空前质疑,就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在黄潮冲击、男权主导、成人主流的中国,幼女在性方面受到侵害、威胁、强迫等,都有其社会背景作为辅助才能达到。在一些门户网站,专门开设着“处女专题”,并暧昧地称之为“一种特殊而不可释怀的情结”,这也是从侧面暗示着幼女可能遭遇的社会噩运,成为男权占有欲的牺牲品。当然,客观地说,幼女对于当前这种社会背景所持的心理、认识和防护预备,也影响着其噩运发生的可能性。
   
   (二)令人震惊的恶性案件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曾有过这样三起大案--
   
   “天津赵汉城案”:赵汉城先后强奸8岁至14岁幼女10人。“番禺陈天芬(教师)案” :陈天芬先后强奸8岁至12岁女生6人,污辱蹂躏女生24人。“上海刘承福案”:刘承福先后污辱蹂躏5岁至13岁女学生74人。在当时各地案件之中,受害的幼女年龄最小的仅有3岁!
   
   仍然是50多年过去了,连3岁幼女都不放过的罪犯仍然存在,被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列为督办案件的“11·14案”就属此类。其简要案情是:2004年11月14日10时,贵阳市云岩黔灵公园一名女清洁工3岁的幼女,被一名年仅15岁的外地流浪少年挟持到麒麟洞附近强奸。而至于番禺陈天芬那样的“禽兽教师”,我就不想多列举了,实在是“汗牛充栋”,以至于教育部门都要向人民教师颁布新的教师道德准则,如同教小孩子一般,告诉他们不要对女学生如何如何,真可以说是中国的奇世一景。
   
   天津赵汉城、上海刘承福那样的人也仍然存在,最近的相似案件是福建省诏安县西潭乡山河村78岁的“沈恶卜案”。自2003年上半年到2004年5月期间,沈恶卜以金钱引诱14 名幼女到其家中或村里的旧祠堂进行奸淫。在被强奸的幼女中,年龄最小的只有7岁,最大的只有13岁,都被多次奸淫,最多的一个被奸淫过17次。而每次他给受害人的钱,则是0.5元到5元不等。
   
   内心阴暗的人,常以“老牛吃嫩草”为窃喜,但作案者本身却有着更为微妙而危险的心理,那就是人生的一把赌注。老者如78岁的沈恶卜,小者如上面那位15岁的流浪少年,皆是对社会与人生的一场所谓“弥补”。然而我们也仅仅看到这一些,却容易忽视作为受害者--幼女--的反抗,并最终成为一种压抑内心痛苦、蓄意已久的报复,2004年四川“6·17案”提醒了我这一点。
   
   四川“6·17案”乃是65名师生就餐中毒的重大刑事案件,案发于四川省曲靖市会泽县乐业中学,而涉案人竟是年仅17岁的该校临时工龚某。由于龚某以前曾被该校食堂承包人杨某强奸,但由于胆子小,又没有任何法律意识,她既没有告诉亲戚朋友,更没有向警方报案。但自那以后,龚某就打算找机会报复杨某,并最终选择在2004年6月17日向杨某承包的食堂投毒(后经检验,所投之毒含有毒鼠强成分),想让杨某“不好过”。
   
   结果经法医鉴定:在中毒者之中,有2人构成重伤,2人轻伤,另外49人为轻微伤。由于龚某不满18岁,最后被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其监护人被同时被判令赔偿民事损失209169.42元。上面特别提到的龚某被强奸后“胆子小”,比如怕羞耻、怕被报复等,这些顾虑实际上就是“6·17案”埋下危机的前期种子,只是我们低估了她被凌辱之后的那种报复手段竟是如此狠毒。这是血的教训,却很容易被一种侥幸心理所战胜。
   
   (三)结语
   
   我本打算将此问题继续延伸,谈及“权力与欲望的魔掌”,以及“权力操纵下的黑社会与幼女的悲剧”,但因篇幅有限,也就点到为止。但我始终认为这个问题最终的深度,绝对超过你我任何一人的想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犯罪的土壤里埋藏着更为疯狂的犯罪种子,而被这些隐藏甚深的危险所包围的幼女却是大多不自知的。甚至即便是我们自己,也在社会的耳濡目染、熏陶传递之中,忽视了对自身隐性罪恶的解剖。
   
   处世练达的人,洞析勤奋的人,也有视之为“存在”、“正常”、“见得多了”的,其实仍是一种被现实包围而形成的冷漠与世故,价值很有限。好奇心重的人,欲望的成分多一些,对犯罪心理了解严重不足,更缺乏对社会背景及其趋势的深度掌握和探索,不能透视问题本身,更看不到问题背后的问题。纯然的道德、法令更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至于“中国性落后”之类的声音,更是连“性”这个对象都没搞懂。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希望诸位不要流于问题的表面。
   
   最后,让我们听听一个被派出所协管员和村民强奸长达7年、并患上尖锐湿疣的女孩李红玉(化名,现年14岁)的一些话,这些话源自四川《生活快报》2005年1月11日的真实记录。因其真实,我为之而深深颤动,故记之于此--
   
   李红玉对记者说:“我被强奸时,正在读小学一年级,事情发生后,两人经常威胁我,我特别害怕。现在仍然十分害怕,就是在法庭上见了他们两个人,我还是会害怕,我肯定不敢当面骂他们……”
   
   李红玉对律师说:“两个人每个月都会找到我,强奸我。7年中,他们每人强奸我都有几十次……”
   
   李红玉对母亲说:“妈,我不敢说,我怕他们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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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18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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