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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的精神和思索

   作者: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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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纪元1月28日讯】作者:我们需要夺回自己的主动权,这是青年们猛然发现长期如此被动的深刻教训。--题记

   (一)孙建龙

   杨:钱时东是个好兄弟,你跟他走江湖,我放心。虽然刚才我们只是三言两语,但观察得出来你是真正热爱摇滚乐的人。孙:我老家在河南洛阳,家里很穷,父亲和母亲都在农村,种庄稼、卖菜。我现在还能活下来,有几口饭吃,真的要多谢钱时东的慷慨。他虽然比我小11岁,但他是个热诚坦率的人,没有现在这些城市人的势利和世故,这符合我的性情。我是个出了名的流浪汉,是摇滚乐真正在内心深处挽救了我,使我看到音乐之中的抗争和不屈。只要我的生命有了音乐,我就不枉此生。在我的头脑里,我几乎没有经济这个概念,能有多少钱就买多少摇滚CD,哪怕长达45分钟的车程,我也宁愿省下车费,徒步前去购买我需要的足以要了我的命的音乐。许多人吃不得苦,所以一事无成,我是过来人,对生活的严厉深有感触,因而对那些磕磕碰碰毫不感到惊讶和烦恼。毫不谦虚地说,习惯了艰苦和磨难之后,我对一切困境都有去克服的准备。

   杨:你的发音和一般的中国人不同。你会另外一些语言?孙:英语,日文。要接触和理解真正的音乐文化,语言不通是最基本的障碍,所以我到广东之后,自考了这两门语种,并获得文凭,一般的翻译、口语是没问题的。也许是因为个性的缘故,我留着长发,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一份足可享受高等物质待遇的工作。遇到钱时东之后,我帮他发行音乐CD,还算知足。我对部分欧美地下摇滚乐给予极高的评价,那是因为它们可以让你思索,深究人性和权利,而不是让你沉迷、享受。有的音乐非常难听,是彻底的愤怒和斥责,比人的七情六欲更为真实,上升为一种精神。中国大陆的音乐我一般不予置评,很大的缘故是因为体制隔绝我们接触到它们,这是民族的损失。

   杨:对此我很纳闷,为什么如此有意义的工作却是单单由你这样的边缘者去做?孙:边缘者做边缘音乐,主流者做主流音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不奇怪。中国人的自我安慰,是不知进取的国民特征;中国人的精神空虚,也只是以无度的物质享受和对他人的蔑视来发泄。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教育及以下一代对下下一代的教育,总是灌输让人安于现状的道理,许多底层者、边缘者的理想不是去捍卫真理,而是主动靠近乃至成为上层、主流,奴性不改。许多大有希望成为真正音乐人的中国乐队,到最后不是主动妥协就是被打压、分化、流失,找不到自己真实的一面,只不过混些功名利禄罢了,是十足的音乐骗子和音乐混子。

   杨:我听说过你的传奇。据说你曾经骑着单车,从广州直至洛阳。孙:那是锻炼意志,当然也有其它的缘故。比如我当时没有多余的钱,但是想了解各地风俗民情。沿途而来,看到大多数中国人真的生活得相当之艰难,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官方政策的强硬和新闻媒体的背道而驰,富于人性的空间几乎只留存于传统保守的贫困农村。我越来越感到,生活渐渐富裕起来了,但真正富裕的人只是极少数,而且也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一群。土地资源被大量开发,它的目的本身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准,可是为什么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那些上访者,因为拆迁、告官,到最后被搞得一无所有。作为穷人和流浪汉,我想搞清楚这是为什么。然而就算我知道,我也不敢说,说了也无用。真的,杨先生,太多的中国人一脸茫然,无辜无助。

   杨:幸运的是你有所寄托,足以用一生的时间与热爱的某种精神混为一体。孙:这是我的追求。音乐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不仅让你看到自己的真实内心,也艺术地刻画了自身之外的形形色色。从音乐之中,我学到了悲悯,学到了忏悔,也学到了反抗。杨先生,让我来告诉你现实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它渐渐失去了悲悯,失去了忏悔,失去了反抗。如果如此宝贵的精神都丧失殆尽,那么我们的大脑就将被完全洗炼干净,人就像从同一台机器里面生产出来的零件,而人群只是机械的交合和再生产。你知道那句经典的话:“我同情别人,那么谁来同情我呢?”为什么有的乞丐成了职业人员?为什么矿难家属拿着几万块抚恤金去赌博?为什么城市里面的农民工公寓仍然吵架不断、拉帮结派?我们的社会从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那么多人,让我们哀其不幸,却又怒其不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人去解决,有人去反思。

   (二)王熙孔

   杨: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是你来接我。看起来,你的年龄和你的外表似乎并不相称。

   王:十个人有九个人都会认为我是“在读大学生”,可实际上我已经快满26岁了。很高兴也很突然在此见到杨银波先生,真是久闻大名。在我看来,你天真得让我难以置信:我需要防备的许多人物和关系,在你身上就什么都是坦然以待。上次我的两个朋友去拜访你,我本来也要同去的,他们回来之后滔滔不绝,话题几乎从未离开过你,所以我对那次没有亲眼见到你,深以为憾。那时我不敢相信中国还会有你这样的青年,因为大多数人或许走过的路太短,要么很快就得手,要么很快就失手,而你给了我们这些人一股长期坚持坦然面对现实苦难的勇气和激情,这是我认为今天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东西的原因之一。

   杨:首先我是来向诸位道歉。还是那句话,看得见的正义才是正义,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一定要放在枱面上,这在过去我做得欠差。所以此次造访在座诸位,对自己有两点要求:第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第二,眼见为实,空说无凭。熙孔,先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王:我是广东湛江人,靠海居住。父母辛辛苦苦干农活把我拉扯到大学,出了大学之后搞工程设计,跟体制官员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建筑民工的感情也很深。现在回想起来,大学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人可做知己之交,进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就感觉走错了方向,此后的几年大学生活更是令我压抑不堪。广东的大学已经严重社会化,扭曲地把社会上那一套俗世观念通通引入大学,而青年本应有的拚搏奋斗精神却被彻底埋葬了。微微可观的是部分不知是真幼稚还是假幼稚的女生,媒体称之为“后儿童时代”;呆板的是僵硬的所谓知识和毫无新意的活动;空虚的是不知如何打发时间;兴奋的是拿到一个好的毕业评语和奖学金,或者搞定一个异性。作为农民的儿子,越念大学就越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罪恶,那简直就是拿父母的血汗钱做无聊的游戏。

   杨:几千年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摆脱不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围城模式”。进进出出,同样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同一个问题,就是对所处环境没有归属感。不仅是大陆人,就是连香港人、台湾人也面临这个问题。这种没有归属感的心态,说到底是不能独立自主的缘故。不能独立自主,就必定是受人所制、受他者所制,你是被动的,是被事先安排计划的,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那么你的依赖性和惰性就会随之产生。你只不过是这个既定流程中的一颗螺丝钉,随时被环境推来推去,而你的真实所想却是排斥这种现状的。没有归属感便不由自主地排斥环境,这需要我们改变过去长期被动的历史。有些人是自甘堕落,主动放弃自我权利,潜意识里仍然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规则,结果为了能够生存,自己主动淘汰了自己,甘愿成为他者的奴才和奴隶。王:确实如你所说。我的经历告诉我,生活在中国,规则就是如此。出了大学,看到的是一个比原来那个小社会更苛刻的大社会。我一个星期起码和建筑商、政府官员吃三顿饭,多则五顿,我厌倦那种场合。我曾经跟许多民工一起聊天,问他们:“你们的工资有没有得到?”结果说没有。那么我问建筑商,他们又一次又一次地说已经发了工资。这种现象竟是如此普遍,怪谁?

   杨:从头到尾,真正有力的监督力量何在?能够对这种监督力量起实际保障作用的力量何在?你就是悲剧的例子之一,无法改变,只能退出,然而悲剧照样恶性循环。我的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打通交流的渠道,完善层层环节。现在社会事务的走向,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委讬与被委讬的关系,被委讬人对委讬人负责,所以社会事务越来越倾向于契约化,这一点要做到。一旦出现问题,先是协商,也就是交流。作为底层,因为处于弱势,所以要杜绝一盘散沙的现象,走向组织化,然后再以组织的力量与之协商。协商不成,通过舆论、行政和法律解决,尊重程序和真实性,报导、检举、诉讼。舆论、行政、法律力量不足,那么就只有靠游行示威集会等等。这些公民权利要普及下去,官方越强硬,那么民间就会越反抗。所以聪明的公务员,都是疏通和缓解,而不是堵塞和打压,否则你这个政府就会完蛋,这是起码的常识。王:我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也是公务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要做公务员,希望有个稳定的收入和骄傲的权力。不知你如何看待?

   杨:政治是治理公众之事,有这个理想的青年应是为公众服务。权力应是授权而来,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之下,一个靠考试授权,一个靠民意授权。考试是录用者的审核,而民意是公众的审核,后者尤其要公开、透明、具体。在其位不谋其政,那叫行政不作为;在其位谋其私人之政,那叫行政腐败。要谋政,不一定要在其位,只要为公众服务,那都是政治。政治不仅是公务员的事情,更是一切公民的事情,所以优秀的政治制度就是民治,而不是官治。真正的政治,不是角逐私人、团伙的权力和利益,而是凭借专业才干和建设服务渠道,使国家、地方、区域、社区共同进步,使公众之事畅通无阻。

   王:听得入神。我先去拿几瓶酒和花生来,呆会儿再请你谈武术和电影。

   (三)黄廷权

   杨:师傅,听口音你是挨着四川广安、遂宁的人。黄:对头,我是南充人,挨着广安。我一看你就晓得你是从重庆来的。我们南充一过去,就是你们重庆合川,近得很。兄弟到哪里?

   杨:番禺,一个人,这是地址。好多钱?黄:都是老乡嘛,收你50。路程恁个远,这里的摩托车司机一般不敢到那边去,我无所谓,老油条了。

   杨:走嘛,老乡之间不讲价。你来广州好长时间了哦。黄:那是!1991年就来了,14年呀,广州的旮旮旯旯都找得到。最开始是到这边挣下力钱,那个时候我才15岁,一搞建筑就是12年。广州好多公路、栏杆、大厦都是经过我们的手亲自建起来的,只不过呢,到这里反而没的感觉,现在喝口开水都要小心,还是老家好。只能说这边的交通、信息搞得好,想做的事情有机会,出来打工的兄弟伙一大把,都还算过得去。但现在消费实在太高了,骑摩托车一年下来弄得到三万块钱就算不错。我的娃儿在这边读小学一年级,一学期的学费就是1200多块,像我们南充那边顶多就是400来块钱,真的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到广州要想吃个饱饭,有个小钱花花,那没问题;但是如果想要有番成就,这个本钱掐指一算,就不得了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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