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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我的五个交流建议──兼谈工会

   作者: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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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纪元10月27日讯】节目: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放眼大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今天是第十一集的播出。请听杨银波为我们带来的新内容。

   杨:祖国啊,我们曾经在一面旗帜下追求现代化。现在我实在想不通,没有了小摊,城市就现代化了吗?难道是我阻碍了现代化进程吗?我有这样大的罪恶吗?所以才会有戴著大沿帽的人砸我的小摊,毁我的生计和我的尊严?!祖国啊,在我的心目中,大沿帽代表的是执法者。他们打我,就意味著我确实有罪。祖国啊,我只是摆个小摊,在他们眼里却犯了如此的罪恶,需要用拳头来惩罚我,需要将我打倒在地……(老蛋:《祖国啊,我只是摆个小摊》)

   黄:在上星期的节目里,杨银波为我们总结了中国农民工所遇到的根本问题──成本问题,并且进一步提出了从教育和制度这两方面来改善农民工的处境。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继续从如何加强交流,提供给农民工更多的资源,提出他的建议。

   杨:这个交流呢,好比我杨银波今天和你黄绢之间的这种交流。这是甚么交流呢?我们这是藉助于一个媒体,藉助台北中央广播电台,面向台湾、中国大陆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来发表我们的观点,让他们知道我们还在关注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观点当中得到一定的启发。那么从他们的批评当中,我们也改进,从中反思另外一些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黄:没错。

   杨:这是交流的情况之一。那么把这种交流放在中国农民工的更大范围之内的交流,就更有意义了。如果说民间和政府这两者之间能够良性互动,那么这种互动的交流就可能带来改革。我这几天在日记、笔记当中写得最多的一款就是关于农民工的交流方面。我想就此提出五个建议。

   首先,我希望中国的劳动局(即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能够为农民工专门编印一些手册。大概就二三十页那么厚,这样的小册子可以叫做《农民工进城务工指南》,也可以叫做《农民工务工实用手册》。把这些小册子免费发送到农民工手中,一个一个地送,要送到他们的手里面,不能被谁扣留了。尤其是那些刚刚从打工地点回到家乡的民工,那么县级或者县级以上的劳动局的工作人员,我希望他们能够下乡送送这种小册子,以这种方式给他们拜一下年。给他们一本小册子,教会他们维权,让他们懂得更多的生活、工作、法律知识。还有,我希望对政府起辅助作用的法律援助中心,能够专门组织一些有司法经验的人员,编写《农民工维权手册》。当然,这是政府方面在编撰、编写、编印,那么我还希望农民工自己呢,有空的时候去上一下书店。

   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推荐一些我曾经看过的关于农民工维权的手册,希望农民工买上那么两三本。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的《外来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金盾出版社出版的《民工守法维权100问》,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进城农民维权书》,广州出版社出版的《打工者的护身符》,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外来务工人员必读》,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农民工健康问题系列》、《农民工学校技术系列》等。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也就那么二、三十块钱一本,买一本很有必要。我仔细看了这些书,这些书在编写上其实也没有甚么突出之处,一般包括这样一些方面:劳动权益保护,比如说就业、劳动合同、劳资关系、工时、休息休假、工资;社会保险权益维护;法律帮助途径,有哪些呢?无外乎就是四种──劳动保障的监察、劳动争议的仲裁、行政附议、法律诉讼。稍微学一点法律都应当是知道的。多学这样的一些知识,多看这样的一些书籍。我觉得在普法上,这个事情要做踏实,要具体下去。

   我周围的朋友也是老在「骂」我,他们问我:「杨银波,你怎么天天骂政府?现在这个政府不是已经很透明了吗?」我说:「不对,光是透明还不行;何况透明到何种程度还得另说。」透明是门面上的事情,要怎么样才能够不算门面呢?要具体深入。你光是摆个门面,我甚么都是透明的,但是你没有深入下去。就好比甚么呢?就好比我今天在这里「叽叽呱呱」的和你谈一通,节目一播出来,「哎,这个人,谈了一大堆,谈了等于没谈,说了等于没说」。那么我觉得我自己也应该有这种反省,不能光是说,我还得去具体调查,还得和他们具体谈,走进他们的家中,走进他们住的地方,和他们谈。谈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向社会呼吁,这是我自己的职责。那么我希望政府也能做到这一点,光是透明那是没有用的,或者叫做没有多大的用,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具体深入到每一个具体的人。他叫甚么名字?他遇到甚么问题?应该怎么办?然后通过宣传普及,通过各种活动,通过各种书籍、册子、报刊、电视、广播、网站,来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比较文明的,成本又比较低的维权、保护、支持活动,让全社会铺开。这样就能杜绝更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拿起法律和社会资源的武器来。这就是我讲的「交流」。

   黄:谈「交流」,还可以做甚么样的交流呢?杨银波接著和我们提出了「百日维权运动」的构想。

   杨:我希望劳动局每一年启动一个运动,我称之为「百日维权运动」。过去戊戌变法有个「百日维新」,我不过是改了个称呼。其实「百日维权运动」在我的家乡重庆搞过一次,收效还是可以的,但是要持之以恒,那就很难了。我希望每年都有这种有价值的运动,比如说在我们重庆非常著名的朝天门,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农民工的谘询,当然也让司法机关来帮助他们。谈到司法机关,我也希望司法局能够组织有司法经验的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在农民工集中的地方开展法律谘询。100天以内,集中起来解决这个农民工的大问题,我不要求你每天都在广场上,只需要持续100天在广场。每年各个市都这样去做,这是很有成效的,它对于政府在民间的正面形象和民工与他们之间的交流都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老是在感叹,就是「民众找政府,难啊」,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一去找,就说「不在」。然后问:「我甚么时候再来?」对方就说:「这个事情不归我们管!」又找另外一处,对方又推给别人。谁都不愿意得罪一些厂方,怕得罪资本家,这成了一个「问题」。所以我希望这些人呐,让民众看一下,可以吧?握一下手,交谈一下,商量、商议一下,只有当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时候,问题才有可能解决。大家都跑得远远的,我也找不到你,我怎么办呢?本来这个事情,你作为政府,你就有这个责任,我纳了税的,我向你交了钱,那么你该为我服务,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政府工作人员不要成天呆在办公室,必须走出来!

   黄:对。

   杨:我再谈第三个建议,我突发奇想啊,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和邮政局商量一下,开一个台。我们知道,在中国报警就打110,火警就打119,那么民工有问题了,打哪个电话呢?我希望有这样一个电话,比如185、189都可以,民工一有问题就打这个电话,然后附近的劳动部门或者劳动办事处的人就过来了。这就好比有人在街上打了架,马上报110,然后民警就过来了。一旦出现劳资纠纷,无法解决、无法协商的时候,直接打这个电话,劳动部门工作人员像民警处理现场一样,希望能做到这么及时。这个台开好之后,民工打电话的信息通过联网电脑告诉给劳动局、工会,对方继而快速答覆民工。

   黄:这个就叫做谘询专线。

   杨:第四个建议,开会是个好东西。大家谈出自己的观点,并实践交出来的共识,那是有成果的。比如国家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法律援助中心、法院、人大代表、媒体、工会、妇联、企业、社科院、法学院,以及其它的一些基金会,我希望这些部门、团体、组织能够开起会来。这些会议邀请谁来呢?邀请农民工来,让农民工免费参加这样的会议。每一种人,比如工会,他们可以说出自己的难处,可以说出他们最近的发展思路,可以向民众公开宣传他们自己的办事程序。同样,法院、人大代表、媒体等一系列的人,都可以公开交流起来。而且,让这些农民工也现时现刻地说出自己的问题,可以交换材料,寻求帮助,建立双方的联系沟通方式。这样的会议开起来,是很了不起的。我希望这种会议90%以上都叫「农民工维权研讨会」。

   黄:除了开会,交流还有更多的形式。通过交流,我们可以打破固有的僵化模式,注入新血换新思想观念,这就有必要引进国内外民间的力量。杨银波继续为我们提出他的建议──

   杨:第五个建议,其实也是开会,只不过不大带官方性质。光是官方启动,这从社会职能来说,这是不全面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局限、很狭隘的。那么我希望会议能扩展到民间,希望非政府组织或者机构,关注打工者权益的报刊媒体等,专门举办农民工交流活动,而且邀请跨国公司、境外的慈善机构来参加。将来台湾的慈善组织,我不仅希望大陆政府多多邀请他们来参加政府会议,更希望大陆非政府力量多多邀请他们来参加非政府会议。我为甚么特别强调非政府组织对这种会议的作用呢?因为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近几年之内都很难解决,那就是外地人来到本地,不同地方的人之间有隔阂,在许多地方无法融合。这就需要打破心理、心灵上的歧视和排斥,需要交流。邀请跨国公司和境外慈善组织,是为了增强维权经验,而且这个维权经验具有国际意识。

   黄:没错。

   杨:民间意识和国际意识共同存在,不断地换新思想观念,不断换新各种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综合素养,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活动!其实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不怕你笑啊。我刚刚到广东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从一个穷的地方来到一个富的地方,最开始也没有对广东进行多大的调查,就对广东人不满起来了,我老是觉得广东人在剥削外地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租房子,对方答应把房子租给我,可是到了晚上对方又说租给别人了,我说:「你这不是出尔反尔吗?是不是欺负外地人啊?」那天我还发起脾气了。之后经过一系列的调查才发现,其实这完全是基于我们自己内心这种过于强烈的潜意识的东西,这种意识本不应该存在。而要消除这种意识,在短期内还不能达成,这就需要交流。对于大多数民工而言,这种交流必须要有中间的机构、举办者、协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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