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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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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面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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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调查:我的四个制度建议
·杨银波答记者、读者:关于中国青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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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面向中国大陆知识公民
·访谈:我的五个交流建议──兼谈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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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民工孙家利工伤调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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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实论--兼谈高难度的实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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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苍保佑说真话的诗人——来自杨银波的一些感慨
·论当前农村股份固化运动
·文章者,乃千古之事
·杨银波档案简编(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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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红尘──2004年终稿
·论当前农村基层政权腐败模式
·当前农村股份固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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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书——2005年第一稿
·当前中国大陆公众传媒评议
·与普通中国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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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专题活动之后的五点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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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21省新一届基层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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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弟弟杨丰友受重伤致宁波官商人物
·从1672 元拖欠民工款调查到的广州大案
·中国民工:一个训练行动力的维权重镇
·一封民工公开签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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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虐之下 不能只有心灵抗争-关于维护农民工具体权益的解答陈词
·沉重的青春──少年时期摇滚歌词——
·村级民主自治制度草案(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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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经济帐目
·母亲说——“让我怎么回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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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鉴:工伤,痛在广州番禺
·与台湾著名主持人杨宪宏对话
·电台主讲节目《民工的钱与命》策划书
·让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说明这一切--《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让我们直面不和谐的劳资矛盾——《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把焦点集中于扩大民工的选择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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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之死:脆弱的生命—未必比现实更残酷的不似小说的小说
·采访病床上的母亲梁如成
·河北“马堪敏案”深度报告
·启事:杨银波更换联络方式
·告别一盘散沙 建立维权网路——《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必须寻求高效率的维权途径——《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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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反歧视──中国农民工调查

节目:2004年7月3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放眼大陆》,我是节目主持人黄绢。我们继续为听众朋友们安排的是《中国农民工调查》这个系列,今天是第三集的播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农民工之子”杨银波先生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容。
   杨:(余世存《一首写给流浪农民的诗》)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鲍家街43号乐队摇滚音乐:《晚安北京》)

   黄: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之前,首先要提供给听众朋友们一则有关于农民工的最新消息。根据中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铁锤6月18号表示:去年大陆死于工伤人员高达13万6千人,其中有80%是农民工。北京《中国青年报》报导,赵铁锤在第一届“全国外来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上说,去年大陆工伤死者大部分是农民工,特别是在矿山开采、建筑施工以及危险化学品等3个农民工集中的行业。从这则简短的新闻报导当中,听众朋友们应该可以感受到,大陆的农民工多半都是从事一些非常危险,而且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从事的工作。事实上,除了工伤比例过高之外,大陆有许多社会案件也都是和农民工有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当中,杨银波先生从具体的事例当中为我们抽丝剥茧地揭开这些大陆农民工所面临的艰困处境。
   黄:我在想今天中国农民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发生了很多的社会事件,对不对?
   杨:对,有很多社会事件。这种犯罪的也有,我采访过一些。举个例子啊,前些天我在《大纪元》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底层民工纪实:叶飞的29年》。叶飞,这个人是叶飞,今年29岁,他是与我同市同镇的老乡。他以前在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被判6年,后来减刑,在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白沙镇闽侯入监大队坐了4年半的牢房。他向我回顾一个艰辛而复杂的过程,他是一个典型。他从21岁开始在厦门犯罪,主要是偷、抢,无所不干。为什么呢?过去受到的欺诈、盘剥、歧视太多。他从21岁也就是1996年的时候就开始犯罪。1996年,那个时候是最乱的,他们就属于那个“乱”的群体,相当乱,什么都干。本身他也会点武术嘛,昏昏沉沉地乱搞一气。
   不过从监狱出来之后,他懂了很多,稳重了很多,知道了很多,等于了解了在中国社会的一些“国情”吧──就是哪些人该去惹,哪些人不该去惹,哪些事该去做,哪些事不该去做。他出了监狱之后,又找了很多很多正当的工作,也遇到了很多不给他钱的事情,他干了一两个月都不给分文。他当时对我说了句话:“要是按我过去的脾气,那不得了,我可以买两个雷管,把这个厂给炸了!”但是他又说:“我还是忍了。能忍则忍,不忍也得忍!”他还有老婆,还有孩子,他在监狱的生活过够了!真的是糟透了,中国监狱的黑暗。他这等于是一种畏惧、恐惧,也算是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干脆老老实实的,忍辱负重。也是因为这样,他这几年也没什么钱。
   前些天他到我这里来作客,也在我面前唱起那个《流浪歌》和《离家的孩子》,唱著唱著就流泪了──一个29岁的大男人啊。况且这个人我跟你说,还是很有骨头的,很坚强,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但是一想到打工的艰难,就很脆弱、无助。这些年来民工越来越多嘛,尤其是年轻的人,有文凭的──初中的,高中的,乃至大学生,越来越多。我所接触的一些大学生也是这样,干脆不去学校上课了,因为有些大学很自由嘛,考试的时候才去,没考试的时候干什么呢?有可能一个大学生在湖南读书,就从湖南跑到广东来打工了,在公司里面或者其他地方干。干完之后,要考试了,又回去考一下试,乃至于叫人去代考,将来混个大学毕业证就完了。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黄:哎呀,这样读书能读出什么东西来啊?
   杨:在很多人看来,包括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是一种“早熟”。说“反正这个社会是个大染缸,迟早都要去染的,所以不如先去‘出社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确实也没办法,父母也拿不出钱供他们上学,所以就自己提前出去打工。有的就在学校附近打工,利用上学之外的剩余时间去赚钱,这是比较好学、叛逆性格不是太大的大学生。那么叛逆性格比较大的,同时知道的信息很多的,联络的、交往的渠道非常多的,敢拼敢闯、敢不惜一切代价的这些大学生,就冲出去了,这样的学生过去现在一直都有。哪怕自己出来再辛苦,只要找到了钱,同班同学还是有挺羡慕的人,“哎呀,你太好了!”大家一谈起来,都是谈钱的问题,大家都没几个钱嘛。
   我过去接触过一帮学音乐的大学生朋友,有搞摇滚乐的,有搞流行音乐的,他们一天到晚吃三顿饭──三顿一块钱一盘的蛋炒饭,就完了,穷啊。这就是“生活”。然后其他的时间差不多都去打工,到酒吧啦、夜总会啦,或者到其他地方搞演出,搞点外快。尤其是一些要求不是太严格的大学,真的是有点溃不成军。现在的大学,是一个“类似于成人世界”的世界,是一个“接近于外面这个社会”的社会,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找不到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理想主义,找不到那种真正为了追求知识,为了追求更大的社会担当、更高的社会道义的青年精神。个人利益反倒想得特别多,所以说这几年中国社会的人心变化确实很多、确实很大。这些拼命地为了生存、为了上学、为了混个文凭而四处找钱的大学生,也应该算是一种民工吧,特殊的民工。
   他们很多都是从农村考上大学,保留著农民的身份和痕迹,更是天生的反歧视。你看前段时间云南发生的那个大案子──马家爵案,他是一个多好学的农村孩子啊。你要说他聪明呢,还是够聪明的,可是这个农村大学生为什么成了一个杀人犯?而且还杀了四个。那就是一种很大的心理转变,自己性格里面的一种扭曲状态,被贫穷、被歧视长期压抑所导致的突然的反常心理、反弹心理、报复心理,一种对社会整个的不公的仇视。所以宁愿杀人不见血──当然他杀人见了血,还杀了四个,逃之夭夭。最后他在法庭上当然也能够认识到这些,他说“判死刑吧,给我判个死刑”,他很清楚自己干了什么事儿。但他确实是一个悲剧,马加爵是整个中华民族巨大的悲剧,尤其是今天──中国人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为什么如此反常?(陈星音乐:《流浪歌》)
   黄:杨银波从叶飞怎么样由倍受欺凌变成又偷、又抢的罪犯,谈到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因为付不起学费而提早加入了打工的行列。接下来,杨银波为我们谈到了一个大陆最小的刑事犯(只有18岁),他是怎么被判了死刑。
   杨:我看过很多刑事案件。1999年12月10日上午,廖亦武曾经在重庆的一个看守所采访过一个死刑犯,叫牟大路,当时牟大路才27岁。牟大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跟他在牢房同舍的三个死刑犯,小的那个才刚满18岁,是被判死刑的最小的刑事犯。这个孩子为什么犯死罪呢?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孕妇叫这个孩子让一下座,他不让,孕妇就骂这个孩子──“傻农民!”后来这孩子气不过,拿著一把水果刀,就给那个孕妇刺过去了,肠子淌出一大捧,很惨。胎儿取出来之后,母子都没气了。那个胎儿的小头只有拳头那么大,小头也被刺进去了,惨不忍睹。但是,为什么这个18岁的农村孩子如此反常,成了一个杀两条人命的杀人犯?反歧视。反对城市对我的歧视,成了一种报复心理,这是最危险的。要缓解这种矛盾,所以我呼吁全社会,尤其是城市人,应该善待农民和农民工;而我们的农民、农民工也应该有一定的自知之明,要学会对他们有一定的宽容和冷静,不能表现为一种报复。当然也碰到一些钱上的问题,说来说去还是钱上的问题,贫穷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工资的问题。
   黄:对。我想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蛮多的。就是这几年每次春节快到的时候,常常发生一些事件,就是农民工要不到工资,被拖欠工资,然后回不了家乡,甚至愤而自杀这样的案例。
   杨:跳楼的也有,自焚的也有……
   黄:非常的多。
   杨:出现这类的案例,怎么说呢?本身很多厂有保护伞,是一种强势地位,所以从一定层面上──我说的是“一定层面”,并不完全──,一些局部的公安、政府、劳动部门等等,有的时候闭耳不闻、闭眼不见,尽量地能拖则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参与的一些维权,民工还能讨到部分的公道,并不完全,但是我不知道其它的情况会是怎样。尤其是遇到一些更为不负责的劳动局、工会的时候,他们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个大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社会的、还没有被大量开垦的社会学,一种真正的学问,一种“行动”的学问,而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现在还在谈“理论”上的学问,可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民工不需要我们讲多么高深的道理,只需要我们告诉他“该怎么办”──谁的电话是多少号?我要打过去。他们想知道这样的信息,非常地直接,不喜欢罗嗦,很耿直。
   置身于群体当中,尤其是当他们自己不能够理性的时候,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比如说暴动。刚才你讲的是局部的,跳楼啦、自杀啦;而暴动,就是群体性质的。最近东莞这边发生了一个事情,美国《中国劳工通讯》前些天一直在关注,就是民工冲进厂里把计算机都给砸烂了!像湖北随州这些,有的甚至冲进市政府,冲击国家机关!很愤怒,他们不受理性所控制。你要从道义上讲,他们是对的;从法律上讲,他们是不对的;但是当我们一旦回顾这个源头,为什么会有这样激烈的事情发生?政府、企业,那脱不了干系。所以说,要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那就要从良性开端开始,尤其从最初的执行上就要把它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也有啊,但是我去问了很多农民工:“你们知不知道这两个法?”──“不知道,不清楚,不晓得。”9个字,他们是这样回答的。可是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还是知道一点的。可是即便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黄:到底实际上它实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杨:谁实施的情况?
   黄:就是《劳动法》和《工会法》,它的实施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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