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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水访谈录

简介:杨天水,民运人士,本名杨同彦,1961年4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泗阳县。1978年10月~1982年6月,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7月~1985年9月,在中国石油部第二建设安装公司子弟学校教书。1985年9月~1986年4月,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所辖的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986年4月~1988年5月,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县万盈乡政府任乡长助理。1988年5月~1989年10月,回到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989年夏天,民主运动期间,参与南京地区的民主运动。六四前后,一直和南京高校的高自联首要人物程旭东保持密切交往。1989年10月20日,辞职专门从事民运活动。1990年1月~5月,汇合一部分同道(如张玉祥、张艳春等),成立中华民主联盟。1990年6月1日被捕,1992年被强行判处十年有期徒刑。2000年5月31日~2002年4月8日,刑满释放后,一半流亡于华东各地,一半在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龙见田工业管理区北阳服装厂做管理工作。2002年4月~2004年,暂时生活于南京,继续致力于民运事业。
    ■杨天水访谈录
    (一)十年监禁
    杨银波:你可真是受尽了磨难,在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被关15个月,在江苏省龙潭监狱被关8年零9个月,整整十年!到底是怎样的折磨?
    杨天水:其实,我个人的一点磨难,与那些经常挨打甚至打死了也没有人为之申冤的犯人相比,与魏京生、刘青、徐文立、王希哲、徐水良等为代表的民主墙一代的民主英雄相比,与整个人类包括中国国民深受极权主义制度经久迫害的磨难相比,简直是沧海一粟了。被监禁在看守所期间,除了人所共知的缺少基本人权之外,看守所当时的伙食是极端恶劣的,早晚一点点米饭加几小块萝卜干,中午的所谓“青菜烧肉”大多是老菜膀子,多数时候,菜汤里漂着很多小蠓虫。谈这些是我们害怕艰苦吗?应该不是。谈论这些,可以让人们知道,极权主义制度是如何造成它的公务系统普遍地缺少人类最基本的爱心,他们中饱私囊,心肠冷酷,最后多数被监禁的人就更加成了牺牲品。他们体质上遭到削弱,就是精神酷刑和这种公务系统的普遍冷酷和普遍贪污的直接恶果。在南京东郊的龙潭监狱,多数时候,受尽了精神酷刑。中共监狱的各种规章制度,目的就是要将被监禁者的基本人权剥夺干净,将人的身体和精神沦入奴隶境地,迫使人的自尊逐步地减弱直到消失,失去做人的信心和坚持正义、坚持追求真理的信心。

    杨银波:你大致讲讲龙潭监狱的事情。
    杨天水:经常性的,尤其是夜晚,尤其是狱中之狱——严管队,到处传来虐待殴打犯人的惨叫声,强烈地刺激人的精神。1995年之后,随着畸形的市场经济的普遍化,监狱的采购部门更加腐败,被监禁者的所有用品都是劣质透顶的,被子薄薄的,里面的棉花如同芦絮,衣服的布料都是最粗制滥造的。伙食后来越来越差,龙潭监狱的被监禁者甚至吃了半年以上的工业用油,那是非常有害的油,吃了有强烈的呕吐反应,所有这些一起慢性地削弱我们的体质和精神活力。中国的劳改犯是中国劳改经济生产主力,创造了大量的利润,可是这些利润的享受者主要是监狱系统的头头,光龙潭监狱有点级别的警察,年终奖金都是几万、几十万,还有的近百万,监狱管理局的那些头头就更是不劳而获的享受者了。这里一定存在一种新式的剥削。为了强迫被监禁者超负荷地生产利润,中共监狱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个各种殴打虐待的方式制造恐怖气氛,强迫犯人俯首帖耳,不敢抗争,用消耗生命为代价干那些常人无法想象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
    杨银波:有没有反抗?
    杨天水:为了大陆的民主化,为了政治犯争自由,为了普通的刑事犯争基本的人权,我前后进行了六次左右的绝食抗争,第一次是1998年4月25日至5月5日为期10天,第二次是1998年8月9日至21日为期12天,其它几次是1999年的8月至10月。这些绝食的确大大损害了我的身体,但是当时有一股强烈的信心支撑,总算没有倒下。1998年第二次绝食以后,我有了很明显的糖尿病的症状,这是异常地伤害人的身体的。监狱医院一直隐瞒我的病情。我坚决要求带我到南京市的医院就诊,直到2000年5月,我快刑满了,才带我分别两次到南京市的鼓楼医院和省工人医院就诊,医生检查的结果是:我的确患有糖尿病,空腹血糖在10左右。上帝保佑,我后来只吃了一小瓶盐酸二甲双瓜片,病就彻底痊愈了,对这种病来说,这简直是个奇迹。至于整个监狱包括我在内的被监禁者的苦难,那是无法说完的。不过这些苦难没有使我们的民主信念发生转变,因为中国的民主化不光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中国人的幸福所在,也是全人类的幸福所在。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就一天不能停止对中国民主化事业的信念和追求。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历史使命。
    杨银波:我在《议报》上看到你写的万言文章《人类的需要与民主社会》,而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95年春,当时你还在龙潭监狱被关押,这篇文章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样带出来的?
    杨天水:消灭国民的历史记忆,消灭犯人的历史记忆,是极权主义政制的惯用手法。一次又一次的查监,刑满前的异常仔细的检查,多少犯人的日记和文章统统被没收烧毁。我出狱前留给友好犯人的手迹和书籍,据说后来都被没收了。而且我周围还有监狱大量的灰色耳目。按理我这样的文章如何能在监狱写成呢?可是我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在监狱里完成的。这里有个方法和警察的文明水准问题。我的每篇文章的每个关键词和关键的段落,都使用了替代文字,一种只有我自己才能很好地明暸其意的文字。尽管这样,我的所有手稿和很多书籍还是被扣留了。我2000年5月31日刑满出狱,直到2001年初,通过努力,才要回自己的手稿和书籍。南京龙潭监狱的部分警察的文明水准,据我所知要比北京和上海那边的警察好多了。据说两个地方的警察对政治犯特别的凶恶,北京的李海与最近何德普和上海的杨勤恒的遭遇就是例子。龙潭监狱的警察,很多人知道我们根本没有罪,私下和内心是同情的,但是他又负担了监管的任务。所以我首先要考虑让他们能够顺利交差,不给他们为难,这样我才能获得写作的环境。于是在写作的关键词和关键段落上的省略或替代的方法就产生了。出狱以后要么到处奔波,要么每天为米饭和房租操劳,反而很少有安静的心态去写文章了。
    (二)家庭贡献
    杨银波:你被捕时才29岁,此后你的家人是怎么看待你的十年监禁的?
    杨天水:被捕后,我的亲人的反应和遭遇,和多数民运战士被捕后他们亲人的反应和遭遇是大体相似的。首先是一种极度的惊恐,因为在专制国度,官方长期的愚民政策和宣传,给一般普通百姓的印象是似乎反对共产党就等于犯了死罪,亲人很多以为要杀头了;接着是经久的焦心,痛苦和沉重的经济压力。此前我的母亲年高七十,还为我一个姐姐家操持家务并料理三个孩子的生活,身体很好。但我被捕之后,她大病了一场,从此身体就再也没有康复起来,直到1998年去世。可数的几次探监,母亲总是平静地默默地看着我,说几句家常,从未埋怨过我,我们母子相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97年的夏天,那次她一言未语,当时我也感到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母亲的机会了。我当时的妻子是南京理工大学的教师,我被捕之后,她要上班,带孩子,生活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1994年的时候连几元钱探监的路费也没有。虽然我们1993年就离婚了,但是她没有被压力吓倒,相反却积极地帮助我,和西方世界的朋友们保持沟通和联系,并将我的同案朋友无私地介绍给西方的民运朋友。本来她是继续等待的,但是我希望并敦劝她重新建立稳定的生活,直到1999年,才重新成家。现在她仍然在南京理工大学教书。
    杨银波:其他亲人呢?
    杨天水:我有几个姐姐,尤其是四姐家,不但是我在监狱中的主要帮助者,而且出狱后也仍然是我最困难的时候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赖。当局对我们民运战士的策略是围困挤压,迫使我们流亡海外。因此对我的姐姐们尤其是四姐家也实施变相的巧妙的围困挤压。2001年泗阳县的红光招商城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起因是物主泗阳县工商局请人整改内部设施引起了失火。事后泗阳县工商局立即对三百多家租用红光招商城的业主进行了赔偿。可是对我四姐店铺的损失15万多却拒绝赔偿。我四姐家通过起诉,泗阳法院一审判决我四姐胜诉,可是这个判决立刻遭到宿迁中院的否定,勒令退回重审,并授意泗阳法院判决我四姐家败诉。后来的宿迁中院的二审终审还是判决我四姐家败诉。所有不知道内情的法官以及其他信访部门的人,看了判决书和告诉的基本资料,都一致认为我四姐家应该是胜诉者,判决是错误的。可是宿迁中院的人说这样的判决是上面指使的。这个上面是谁呢?是不是江苏省所谓的国家安全厅和公安厅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即在经济上对我们进行围困挤压。我的母亲,妻子,其他的亲人,和所有的民运战士的母亲妻子及其他亲人一样,都是大陆民运客观上的支撑者,他们同样为民主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是默默的没有奖章和名望的贡献。没有他们,我们想很好地熬过苦难的监狱生涯是不容易的。
    (三)经济围剿
    杨银波:据说你和你周围的人被骗过很多次钱。
    杨天水:是啊。九十年代前期,不知道如何南方来了几个人,合伙骗走张艳春以及我妻子6000元。1997年,一个福建人骗走了我岳父母50000元。我的一个外甥,原来是我的同情者,思想开明而主动,我入狱后对我在物质上帮助很大,结果马上就有来路不明的人围到他的身边。这个人到目前为止,还欠我那个外甥十几万元,这些钱是我外甥东挪西凑的找来的。债务会使人的斗志垮掉。我的外甥从此无精打采,也没有热情和我往来了,更没有力量在经济上帮助我了。我出狱以后,请求亲戚帮助,出于同情,他借贷了近20万元人民币给我。我和一个熟人合伙买了挖掘机,意图尽快地赚钱,好帮助那些落难的家属和继续从事民运。可是官方不是傻瓜,我落入了人家的圈套。挖掘机被那个合伙人悄悄卖了,钱用光了,欠我的十几万也无力偿还,我等于被骗了。幸好我没有象国民革命的早期陈英士那样,脑袋也落入了官方的骗局。后来我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做生意,趁我不在的时候,一个叫李文龙的人,他从我的帮手那里骗走了价值2万3千元的服装。然后,我请人去寻找李文龙,结果没找到。这些人有个特点,行踪不定,或来或往,但是有个目的,就是增加我们民运亲属的经济负担,直到将那些思想上、行为上坚定帮助我们的亲属拖入深重的债务之中为止,同时还会用庸俗的吃喝玩乐的生活拖垮这样的亲属的斗志。那么官方为什么如此设计坑害我们呢?其根本目的就是削弱民运的物质活力,进而达到打压民运和延缓专制制度的目的。
    杨银波:那么离开北阳服装厂是不是也是被迫的?
    杨天水:简单地说,应该是江苏警方和广东警方合谋将我赶出来的结果。自从我到广东东莞黄江镇龙见田管理区的北阳服装厂,不久以后那个厂的定单就慢慢减少了。这个厂的老板和我有族亲关系,是个接单高手,能够从日本接到很多定单,后来为什么突变呢?南京一个警察对我亲口说过:我们的党是政权第一,一旦怀疑哪个外企和民运有瓜葛,会不惜代价摧垮它。由此我推论,是否中共怀疑我们的关系,就不惜降低加工价格将北阳的客户抢走呢?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离开北阳服装厂以后至今,亲友再次帮助我筹集了几万元人民币做生意,但是仍然是亏损干净。记得2002年一个警察亲口对我说过:在大陆搞民运,要么坐牢,要么出国,不可能让你们发财的。我没有自己的住房,南京本来有解决无房户的廉价房,可是等到我去申请,就说什么只以困难户为中心。世界上有这样奇怪的逻辑么?困难户多少是有房子住的,困难户比无房户更重要吗?我目前的生存的确处在危机之中,但是我相信很快这个危机就会过去,我的朋友们、我的亲友们以及我自己正在设法一起改变这个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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