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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4月:中国民间人权记录

按:本记录(或曰报告)以“迫害与反迫害”为基本线索,用个案归综的方式叙述2004年前四个月的中国人权状况。迫害方面,对农民工、上访人员、村级选举、拆迁户、异议人士、媒体、宗教、法轮功等八个方面给予记录;反迫害方面,对香港维权、请愿示威、集体上访、法律诉讼、罢免村官、维权网站、敢言提案、公民上书、签名活动等九个方面给予记录,并以“杜导斌案”、“平措尼珍案”、“王有才案”、“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案”的局部成功为例,印证反迫害成功的可能性。

   ■迫害记录

   一、农民工问题

   此问题在春节前后受到特别关注。据全国总工会统计,目前全大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可能在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民工以跳楼、自焚、报复等极端方式索要工资的惨剧则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例如:(一)1月2日上午,湖北民工胡卫国到北京市朝阳区林绿洲工地讨工钱,不料到了下午,随他前往工地的妻子却发现胡卫国的尸体,她怀疑丈夫是被人害死的。(二)1月7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民工因为欠薪问题而在老板家中纵火的惨剧,共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三)1月下旬,河南民工杨涛在北京西客站广场周边一幢大厦内引火自焚,抢救后虽保全性命,但是全身皮肤三成遭烧伤,严重受伤。在这名民工自焚的现场,另有几十名民工举着“还我工钱”的纸牌,要求欠款公司立即还钱。

   二、上访人员问题

   此问题以“孙舒萍、吴大明案”体现得较为典型。1月6日,中国警方宣布,逮捕涉嫌组织2003年12月12日天安门广场示威请愿活动的孙舒萍、吴大明二人。孙舒萍、吴大明分别是来自新疆和四川的上访人员。警方表示,孙舒萍和吴大明由于涉嫌组织“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予以逮捕。警方同时还拘捕了聚集几十名上访者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请愿的赵凤材、张尚中二人。

   三、村级选举问题

   中国村级选举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由原村委会点名产生村民代表,又由村民代表来影响民主选举,即原村委会利用被收买的村民代表来控制选举,并产生有利于原村委会的新的村委会;二是镇级干部直接或间接操纵、控制选举,钦定新的候选人,便于“好管理”,便于对镇政府、镇党委有利。但是以下这个案例却竟然动用了武力,即以武力破坏民主选举,性质极为恶劣。此案例发生于2月20日,当时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大祝村正在村大会堂选举新任村委主任,未料涌入百余名武警和官员加以阻挠,还砸烂投票箱、驱赶村民,甚至在场观摩的新华社宁波分社社长及宁波大学法学教授俞德鹏亦遭驱离。

   四、拆迁户问题

   我们所知的著名拆迁户是上海市牵涉“周正毅案”的拆迁户,沈婷(香港居民)与沈婷的家人(上海居民)在此期间饱受屈辱。例如:(一)2月26日,沈婷在罗湖过关时,被深圳海关无端扣压两个半小时,并将她的回乡证毫无理由予以没收。(二)3月5日晚8时,沈婷母亲借住在上海市东八块拆迁户丁君娣家中,正在看电视时,突然有11个男女(其中有穿警服的警察,包括石门二路警所的警察颜海鹏)橇开丁君娣家的铁大门,冲进来将莫珠洁扭押上一辆警车,该警车的车号是“沪0359”。这两个案例只是上海市拆迁户遭受迫害的寻常案例,警察行为大有黑社会之风。

   因拆迁问题而导致警民大规模冲突的案例也时有发生。例如:(一)2月11日下午,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政府以兴建连接国道地公路为理由,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出动100名防暴警察以及推土机,到南城区亨美村进行清拆的时候,同村民发生冲突。(二)3月27日~3月29日,重庆市渝中区的千多名拆迁户聚集在区中主要的道路上持续示威抗议,抗议政府的房屋补偿价格有假。此次抗议活动有多名拆迁户被公安人员殴打至重伤。

   因拆迁问题而公之于互联网,从而“因言获罪”的案例竟也发生,这便是目前被海内外关注的“马亚莲案”。3月16日,曾在《春雷行动网》、《中国律师网》、《大纪元网》等网站上发表揭露上访中种种黑暗内幕文章的拆迁户马亚莲,被上海警察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这个案例标志着政府对拆迁户正在进入更低层面的打压,它降低到了文字狱的可怕程度。

   五、异议人士问题

   以下这些人是被媒体所熟知的著名异议人士,他们是:刘京生、桑坚城、郑恩宠、蒋美丽、王炳章、何德普、吕加平、曹思源、罗永忠、欧阳懿。在这10人当中,有的被拒绝保外就医,例如:1月初,入狱已长达十一年的北京民运人士刘京生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刘京生及其家人向监狱申请保外就医,但是被拒绝。从1997年至今,刘京生及其家人已经十多次向监狱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但是都遭到回绝。有的被拘留(其后获释),例如:2月24日凌晨两点半左右,北京公安警察到政论作家吕加平的住宅--北京市海淀区香山普安店66号--抄家检查,抄走了电脑及吕加平从前写的一些文章并拍照录像,其后在舆论压力之下吕加平获释。同等案例者,还有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

   有的被判刑或维持原判,例如:(一)1月6日,上海异议人士桑坚城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宣判时,上海异议人士李国涛等人要求旁听遭到拒绝。上海检察分院的起诉书说,桑坚城2002年中共十六大会议期间,在西安散发《致十六大的公开信》,以及将此公开信多处寄送,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二)2月14日左右,民运人士王炳章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领导恐怖组织及间谍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2月28日早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炳章上诉失败,维持无期徒刑判决。(三)3月22日上午10点,网络异议作者罗永忠(2003年10月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的二审判决在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然而审判仅仅是走过场,宣读完判决书就马上结束了,整个过程还不到10分钟。(四)3月23日,中国民主党成员欧阳懿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有的被虐待或被跟踪、监控和非法绑架,例如:(一)2月3日,在著名异议律师郑恩宠之妻蒋美丽的一再申请要求下,上海监狱当局允许蒋美丽探视郑恩宠不到20分钟。蒋美丽从谈话中得知,郑恩宠被单独囚禁在禁闭室,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很糟糕,郑恩宠在回答是否受到迫害时说:“有很多很多话无法告知。”(二)蒋美丽被许多警察和警车一天24小时跟踪、监控,并数次遭到非法绑架,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气氛被毁坏得面目全非。(三)2月17日上午,中国民主党成员何德普之妻贾建英见到狱中的何德普(2003年11月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原本150斤重的何德普现在十分消瘦,只剩下100斤重,而且他由于遭到警察毒打,目前左耳失去听力,身体状况极差。(四)3月下旬,中国警方对著名异议法律专家曹思源进行严密监控和骚扰:窃听曹思源的全部电话,掌控曹思源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相关信息;全天候24小时监控跟踪,动用了6辆汽车、2辆摩托车、20多个便衣警察,严密贴身跟踪曹思源;破坏曹思源的研究中心的业务,警方施加压力迫使客户取消与曹思源的合同,使曹思源研究中心所做的大量前期工作毫无收益。

   以下这3个人,对于我们而言也许略微陌生,但是西藏人对南卡、巴科查很熟悉,关注“河南艾滋村”、“刘荻案”和“蒋彦永上书”的人对胡佳也应该有所印象。可惜的是:(一)3月10日左右,西藏异议音乐人士南卡、巴科查在青海省同德县被捕,此事与其音乐《藏王的信差》、《勇敢的安多人》等有关。(二)4月3日凌晨,多年来致力环保、关怀爱滋病人和关心六四的北京人士胡佳(2004年2月曾经安排蒋彦永和高耀洁会面)被警察召去,盘问关于六四计划的事情,凌晨3点半回到家,上午出门时又被拦住带走。中午他还能接电话,不过就说了一句“是还在一起”,下午近两点胡佳就电话联系不上了。直至50多个小时后的4月5日,由于绝食抗议和舆论关注,胡佳才得以获释。

   对异议人士的控制,当然集中于最敏感期间:(一)2月下旬,全国“人大”前,北京公安局的警察严密控制大量被视为“不安静”的人士,被严密管制的人数超过200名。警察对这些人士毫不讳言地说:北京召开全国人大期间,不得长时间外出,否则后果自负。对于受到舆论和社会关注的重点个案,警察、单位更是重重设卡反复警告。(二)3月初,全国“人大”中,北京公安局出动数以千计的警察,严密监控或者禁锢异议人士、家庭教会信众和拆迁上访户,北京家庭教会传教士华惠棋等多人更是遭到毒打致伤及财产侵犯,当局以此“保障”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按官方意愿进行。

   六、媒体问题

   关闭民间网站,封锁海外网站,这是当局针对互联网的一贯做法。例如:(一)1月15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法院以“行政诉讼案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理由,驳回《公民维权网》设立者李健对下令强行关闭《公民维权网》者--北京市电信管理局--的起诉,这意味着“民间个人网站维权第一案”惨遭失败。(二)2月底,当局强行关闭内蒙古的一个文化历史论坛网站;3月初,全国“人大”以来,当局又封锁《亚洲华尔街日报》和《德国之声》的网站。(三)4月初,《民主与自由》等民间小型政论网站被再次关闭。

   针对传统媒体的打压,则以“南都事件”体现得最为残酷和狠毒。3月19日,《南方都市报》原副主编兼总经理喻华峰被判十二年重刑,判决罪名为“贪污”和“行贿”;《南方都市报》原主编李民英被判十一年重刑,判决罪名为“受贿”。当日,《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亦遭拘捕,拘捕罪名为涉嫌“贪污”和“私分国有资产”。而事实则是:《南方都市报》曾披露SARS疫情及孙志刚事件,是一份发行量相当巨大的大陆敢言报纸;此案具备“政治清洗”的种种特征,且似有“接二连三”的进一步“凌迟”行动的可能,故而引起大陆新闻人士及民间人士的高度警觉,并迅速激起海内外对当局封杀新闻自由之举的强烈抗议。按照喻华峰本人的说法:“对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来说,却要接受这样严酷的制裁,这让我还能相信什么呢?”

   要对媒体更进一步地给予打压,那便是将控制媒体合法化、制度化。例如:(一)2月初,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关于对管办分离和划转报刊加强管理的通知》,要求中国各级党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都不准参与报刊的经营和直接管理工作,所有党政部门官员均不可以兼任报刊社的职务,各种记者站和编辑部也不可设在党政部门。(二)2月25日左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中国主要因特网渠道的主管人员传达禁令,禁止网民在因特网上刊登未经政府许可的独立报道,也不准谈论经济衰败之类的敏感话题,而且不能在网上发表与中共领导相抵触的文章。

   七、宗教问题

   与控制媒体同理,当局甚至寄希望于将控制宗教合法化、制度化。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出席北京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强调,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宗教工作,可谓荒谬之极。然而与这种荒谬的统战理论相配合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司法恐怖,例如:(一)3月5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地下天主教会主教魏景义到哈尔滨机场迎接两名法国朋友,在返回途中的公路收费站被捕。3月14日,在梵蒂冈教廷的压力下,中国当局在将其释放。(二)2月7日,华南教会领袖陈敬茂在重庆三峡监狱因有人举报他带领50多名犯人成为基督徒,而被狱警打断双腿。(三)3月16日,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刘凤刚、徐永海、张胜棋,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秘密审判,罪名由原来的“涉嫌刺探国家机密”改为“向境外组织提供情报”。(四)4月5日下午,罗马天主教河北省正定教区主教贾志国在家里被四名公安人员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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