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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宪政·政治市场化 ——采访郑贻春

采访/整理:杨银波(广东)

   杨:你好,老郑。现在我手上有一份材料,这是一份官方文件,在谈到"政治安全"这部分时,把"反腐"列在了第一位;巧合的是,同样是来自官方的材料,据"人民网"调查,"反腐"已列为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十大问题之首。同时,据保守的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每年在腐败问题上损失的金额竟高达6000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天就有14.43亿美元流失掉了,换成人民币的话,全世界每一天每一个人就有两块钱左右被"腐"掉了,你如何看待这种可怕的现象?

   郑:腐败问题,自秦王嬴政建国的两千多年以来,就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其总根子就在于一以贯之的并且是与时俱进的王朝制。腐败就是这种千年不变的王朝制的显著特征。拿现在来说,只要有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英明领导,腐败就是不可战胜的,腐败就是压倒一切的,腐败就是根深蒂固的,无论人们对腐败多么深恶痛绝,无论成天"反腐反腐"讲得多么吓人多么洪亮多么凶猛,它这个王朝制度本身始终在那里,它这个万恶的非法政权始终在那里,反腐就一定搞不下去,因为腐败的根源就在于王朝制。这个王朝不解决,这个王朝制不解决,就只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回到几千年的王朝历史来看,政权的来源本身就非法,其途径是靠巧取豪夺或靠禅让分封或靠搞政变而来,像今天的萨达姆、死了的金日成及其儿子金正日这些恶魔,就是这个样子,像毛泽东及其后继者华国锋、邓小平,还有江泽民,也都是这个样子。两千多年来,几无变化。王朝没有变化,王朝的腐败也同样没有什么变化。现代王朝不过是古代王朝的扩大了的翻版,不过是名称及国号有所变动而有其不同之处而已,但在本质上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无论古代王朝也好,还是现代王朝也罢,总是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包括道德、思想、习惯等等,进行全方位的压抑和摧毁,它始终蔑视人权、否定人权,始终以王朝的政权大于人权为标志、为特征,正是这样一种本身就非法凌驾于人权之上的政权,导致了整个社会深入而广泛的甚至是浸入骨髓的腐败。

   杨:你讲到的还只是政权来源非法,那么在政权实施尤其是权力分配的过程中呢?

   郑:也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相当严重。请记住一点,王朝制始终是人治大于法治,像你谈到的"权力分配",究竟是怎么搞出来的呢?你看萨达姆和他的那两个儿子,乌代和库布,他自家人就掌控整个伊拉克的天下了,这是搞"权力大霸占"的党天下。毛泽东不也是这样吗?江青,这个跟他睡觉的女人,他把她抬到中共中央委员的位置,任命她为文革小组副组长;还有他那个最宠信的人,康生,还有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流氓文痞阿飞们,他们都是跟他毛泽东关系密切或者是效忠他的人,毛泽东他呢,就把公权力私下里免费送给他们了,这也是搞"权力大霸占"的党天下。再有斯大林,他不是把同他一起打天下的那些战友们都给杀了吗?你想想,这种排斥异己、独断专权,大搞"党天下"、"家天下"的政权能不引出可怕的腐败吗?这样的政权难道也会产生出一个尊重人权、实行民主的制度吗?绝对不会。能够产生出来的,只有万恶王朝制的政治腐败。

   杨:就腐败现象来讲,其形式总是花样百出,像"59岁现象"、"贪官年轻化"、"贪官作秀"、"串案窝案"、"贪内助"、"官帽批发",像"司法腐败"、"建筑腐败"、"村官腐败"、"色情腐败"等等,形式如此空前地丰富,你怎么看?

   郑:你所说的"59岁现象"、"贪官年轻化"、"贪官作秀"这些,这个那个的,还有什么"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等等,这些形式永远都会层出不穷,甚至有的形式你是想都想不到。可是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腐败的根源,腐败的根源还是在于政治腐败的罪恶的王朝制。就像一棵树,根子都烂了,那树杆、枝叶能不烂吗?你可以说,这片叶子跟那片叶子烂得不一样,这块树皮跟那块树皮烂得有差异,但是所有的这些"烂状"都是因为根子烂了,这个根子就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在于权力腐败,一方面它的来源是非法的,另一方面,它实行的是"秘室政治",几个人关起门来谈事情,不公开,不透明,在圈子里面分配权力并实行公权力的卑鄙无耻的分赃,结果就弄成了个"老鼠窝效应",这个老鼠窝就一窝一窝地产生和制造出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更多的更精明的老鼠,这些老鼠治理这个社会,就像跑进下水道一样地把整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国家所有的腐败都根源于这个老鼠窝,这个老鼠窝掌握着太过强大的权力,连这个最强大的权力机构也腐败掉了,那么整个社会的腐败也就自然而然了。

   杨:你有两点提醒了我:政治腐败最可怕,像"全世界每年在腐败问题上损失的金额竟高达6000亿美元",而经济腐败都是由其引发而来的,严格地说,不能单以多少钱的损失来判定为"到底有没有腐败"的根据,从官方维权思维来看,这是在转移人们的视线,过于痛恨经济腐败,却忽略了其根源在于政治腐败;另外,就是你说到的"这个老鼠窝掌握着太过强大的权力",这就涉及到限制政府权力,限制国家权力,同时又要通过这些限制措施来保护个人的权利,而这恰恰就是宪政的内容。

   郑:"反腐"与"宪政"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刚才提到的经济腐败,像以前把成克杰、胡长清抓了毙了,是不是就彻底反腐了?没有。打了老鼠放了老虎,问题还是一个一个地出,而且越出越大,贪的钱越来越多,买的官越来越大,怎么办?出来一个逮一个?这其实都是隔靴搔痒,不能从根本上反腐。始终不对这个政治制度进行反思,那么无论你抓多少人,无论你砍多少头,反腐还是没用,你抓来抓去,其实都是掩耳盗铃,是在胡弄老百姓。那么,怎么办?你提到了宪政。

   杨:可是中国没有宪政。从1898年康梁变法之后清政府被迫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一直到现在,有宪法但无宪政。

   郑:中国确实没有宪政,也没有宪政的习惯,除了孙中山搞了一部有点像样的《临时约法》之外,其他的全是人治的产物,可惜的是,就连《临时约法》后来也被袁世凯给废除了。中国的宪法差不多都是皇上脑袋一拍,无论清政府、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概莫能外。宪法从来都是王朝的私定,宪法从来就不是"公器",而只是权力者制定出来的"私法",你说这样的宪法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吗?能是普遍的权利表达吗?没有进行全民的审定、删节、修补,即没有经过全民公决,其整个创制过程都是闭门造车,那么,这样的宪法就不是人民的宪法,这样的宪法加上这样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也不可能走上宪政之路,而只能是唯权是夺。

   杨:你是从制定宪法的程序而言,这是一个担心。我的担心倒是制定好了宪法之后怎么办。刚才你提到中国"没有宪政的习惯",实际上这"习惯"二字正是我的最大担心。比如说,1911年在推翻了帝制之后,突然宣布把所有的封建制度都废除了,但是民间法却保留了下来,老百姓的习惯还是以前的习惯,这样,新制度建立起来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习惯"。你有没有这个担心?

   郑:我有这个担心,可是这并不是主要的。我主要还是担心制宪过程、宪法本身以及如何发挥宪法作用这三方面,尤其是第三点。我记得美国在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当时就是由13个州40多个后来被称之为美国的"建国之父"的一些人在一起制定的。在制宪方面,程序上要合理,代表群体要广大,要从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的角度来制定。我最担心的是对宪法抱"完全工具主义"的态度,尤其是政府把它当成工具就最为危险。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你就不行;你拥护王朝权力及其国家意志呢,你就行。这是极端错误乃至反动之极的工具主义,它很容易在对执政者有利的时候起维护统治的作用,又很容易在对执政者有害的时候起镇压人民的恶劣作用,也就是说,这个宪法还是在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它甚至可以可有可无,比如宪法是这么规定的,可到了地方法规那里就不一样了,与宪法相反对,地方法规就把宪法消解于无形,宪法因此也就成了个空架子,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哪个法大?到底是谁的意志?还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说到底,还是立宪的思路出了问题。

   杨:是的,完全工具主义不能体现政治正义。结合刚才讲到的"反腐",你能不能提供一些可以从根本上"反腐"同时又有助于行走"宪政之路"的通道?

   郑:我的意见,第一,言论自由。必须创建出成千上万个独立媒体、私人媒体,包括私人电视台、私人广播电台、私人出版社、私人报刊、私人网站等等。你看萨达姆的媒体就全是公有,一天到晚全是官方消息,全是伟大领袖什么的,全是骗人连篇的鬼话。可是现在你看,萨达姆被打倒了,老百姓把他那个固若金汤的雕像也给推倒了,这就是民主征服独裁,这就是人权征服主权的光辉范例!再举印度来说,这个国家就不同,尽管你发现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殖民主义后遗症、语言差异、种族冲突、教育落后、官员腐化等等,但是它却比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要好得多,为什么?因为印度的独立媒体功不可没。他们有卫星电视,有发达的报纸,《印度宪法》确立了一个相当开放的环境,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媒体也得以蓬勃发展。正是自由媒体能确保政府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也能将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曝光,以引起公众关注和公开讨论,这才可以保证稳定和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对飞速发展的国家来说,提倡并保障相对独立和绝对开放的媒体非常重要。

   杨:这是从民间力量来讲,那么官方内部呢?

   郑:需要有人提出专门的建设性的反对意见;要有反对党、反对组织。你好的时候当然可以叫好,可是你一旦坏了呢?比如胡锦涛和温家宝说要让全国人民来监督他们,那么怎么监督?这是不是一句空话?所以反对意见的提供者不能有名无实,要进入实践阶段。

   杨:民主党派有责任。

   郑:但那只是一个"花瓶",顶多小打小闹。我的看法是,今天的中国就像一个快奄奄一息的病人,脑袋得了脑癌,肺也得了肺癌,肝也得了肝癌,总之,整个中国全"癌"了,那么对于这个患有极度严重的"全面癌症"的病人,尤其是其人心已经全面而彻底地癌化,面对这种危险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就得化疗,或者动手术,治疗要迅速,要彻底,要用剧烈的大剂量的药物,不能只吃两三粒镇痛丸就拉倒了,那样是要死人的呀!

   杨:中国本身的监督无论民间还是官方你都提到了,可是我还注意到了来自国际的力量,比如海外媒体和国际舆论、外交等等,对此你的意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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