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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窗思考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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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窗思考录》之三《白下区看守所引发的呼吁》
·《铁窗思考录》之四:共特的章鱼策略—致王有才和陈荣利二位朋友的公开信
·《铁窗思考录》之五:《组建新党,扩大联合,增强海外民运的战斗力》
·《铁窗思考录》之六:《听从上帝的召唤 --答雪峰先生的公开信》
·《铁窗思考录》之七:洞庭湖边的血吸虫和中华民族的血吸虫
·《铁窗思考录》之八:普遍的灵魂堕落和宗教复兴
·《铁窗思考录》之九:朋友们,请远离色情场所—刘水事件的教训
·《铁窗思考录》之十:似是而非的义愤—批评虐囚事件中的反民主主义的倾向
·《铁窗思考录》之十一:程君复先生的逻辑荒唐
·《铁窗思考录》之十二:杨振宁博士的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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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窗思考录》之十四:南王北李-中国民运的两个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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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中华见闻记
·杨天水:《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一:致歉并回复陈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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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水:《漫游中华见闻记》之四:合肥城边的谦谦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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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文选--<《史记货殖列传》读书笔记>

    第1节 认为老子的思想虚妄而不实,是文明社会的人群难以接受的。 第2节 文明史以来,有根据说明人们的经济活动的驱动力在于人之诸种天欲与社会荣誉心理。想根绝此种人性之本然趋势,难办到。所以管理经济就应以不同态度对待人的本性而显示出五种水平的差异-第一流的管理是实施遵循人性的经济管理制度,让人民自由经营经济事业,“因之”含有不干预主义的意思;第二流是政府插手经济民生活动,以便引导民众投身生产与流通的经济活动;第三流是政府充当经济教师的角色,教导民众这样或那样从事经济活动,教导民众从事这样的或那样的经济活动,或怎样从事,“教诲之”含有“长官意志”第一的意向;第四流是规定僵化不变的行业、价格、经营地点的规范,要求民营商人一律按有关规定从事经济活动,“整齐之”的含意当是政府取缔随行就市、价格作用等经济内在动力,代之以政府一系列的主观臆断虚构出来的经济活动规范;第五流的是政府直接经营生产与销售等经济活动,与民众争夺经济利益。 此节表明,司马迁的心目中,纯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民有民营是最佳的经济模式,而官有官营的经济制度是最劣等的。 第3节 农虞工商之分工,不是政治和教育运用的结果,而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活需要并根据自身环境的条件所自发选择的结果。司马迁甚至认为此种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自发投身的经济活动的趋势,符合宇宙法则(“道之所符,自然之验”)。 第4节 农、工、商、虞是民众生活资料的来源。司马迁视四者为整体,同等重要。可见他既非专重农工,也非专重商虞。“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说明的是经营民生与实业的策略、技巧、能力因时因地的灵活性等,影响到经营成果的丰寡。 “《周书》曰”一段。叙太公的封地是齐地,那里土质差,民众少。但太公能扬长避短,大力发展手工业、水产业、盐业,遂使落后之荒野成为文明发达之国度。证明了人类的创造力完全能突破自然的限制,创造出富足发达之文明。如果太公、管子也借口土地寡人口寡、底子薄等客观因素,那么齐国当时就不会取得那样富足发达的文明水准。当今的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及西欧诸小国,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原先也差,终由于人心齐、制度良而一改旧貌,由贫而富,由弱而强,由野蛮而文明。可见社会制度的创新对于发展民生经济事业是何等的重要,是根本不可少的前提! 第5节 此节始而认为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很大程度上的独立性。他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有”至何种程度才能培育出礼义(即精神文明)呢?原始社会,物质生活资料那样匮乏,原始人群中不是到处都实践着礼义么?历史上无数悖礼不义之行为往往都不是因为行为主体的生存危机(即生活资料的“无”)造成的,恰恰相反,悖礼逆义(即践踏精神文明)的主体往往是那些占有极多生活资料的特权群体。当然司马迁的意思不容完全否定,即生活资料绝对的匮乏(“无”)时,人们便会陷入为了生存而诈取、争夺、盗窃、杀人越货等等,也是不可避免的。劳动者有时不得不用犯罪的手段来与极权暴政作对。司马迁这里强调的只是物质生活资料的重要性而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能说有了很好的物质文明就必然产生很好的精神文明,也不能说物质文明相对低劣时精神文明就必然处于低劣状态。但可以肯定,伟大的物质文明背后必然有伟大的精神文明。 我们应该明白“人富而仁义附焉”,并不是说人富了就会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司马迁的原意是人富了就可能养活更多的人,这里的“仁义”的意义是有所指的。 “富者得势益彰”以下强调的是社会种种成员都必然害怕贫穷,司马迁的潜语是:贫穷必然使人陷入生存困境。 第6节 越王勾践的高级官员计然认为发展经济民生,首先要重视农业与气候的规律性关系,其次重视根据地理条件,选择水旱交通工具的重要性以及水旱规律;第三重视将粮食价格控制在农民与商人均能得利的水准上;第四资财积累要保证物品不损害,保证钱币流动生利;第五易腐物品当及时消费;第六关心并考察市场上哪些物品价格贵,哪些物品价格贱。根据价格贵贱卖出或买进。根据司马迁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倾向,他是赞成计然的经济思想的。 第7节 叙述勾践的另一大臣范蠡帮助勾践完成复国大计后,退出政界以商为业,化计然思想为实践,遵循计然“易货贸易”与“贵出贱入”思想而发财致富。“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这段话可以用来帮助理解“人富而仁义附属”中的“仁义”的具体含义。 第8节 叙述孔子几个弟子致富的程度及财富的政治影响和学术影响。“夫使孔...”至末尾的反问,包含了司马迁对勤劳致富、学子致富的衷心赞许认同。在他心目中,儒商显然是可贵的,值得仰慕的。 第9节 赞美白圭经商之道。白圭根据市场变化、决定取舍,买进还是卖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这也表明早在数千年前,白圭便实践着新教徒式的勤劳、克俭致富的精神。第7节公说“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陶朱公只是富翁的代名,而此节却说“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可见司马迁眼中,白圭不仅家财引人注目,其如何致富的方法与哲学更加引人注目,或者说白圭不光是富翁,而且是个商学理论家。 第10节 记述了两个工业家的富裕状况。值得注意上古中国除了商业资本家外,也出现了工业资本家。 第11节 此节记述乌氏倮善于倒买倒卖,从中牟利。清寡妇拥有丹矿。二者皆受到秦始皇的奖励。乌氏倮获得封君级的荣誉及大臣级的朝请机会;清寡妇获得了国家最高领导为之建立的纪念台。司马迁只看到了财富的影响力,以为“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下妇,礼抗乃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而此二人事迹更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是政治专制到了极点的秦始皇仍然是保护过并鼓励过民有民营经济力量的。 第12节 “开关梁.弛山津之禁”属于自由经济政策,“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是自由经济政策的结果。 第13节 介绍关中土壤、开发史、重农风气、秦国早期商业兴起;孝公时商业发达(“亦多大贾”)、汉时长安一带因人多地少(“地少人众”)民众趋向于非农业领域(“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以及成为东通三晋、南通巴蜀的商业大都会。继而介绍巴蜀、云南、川西的特产以及巴蜀与关中的贸易。继而介绍陇东、陇西、陕北诸地与关中同俗(即农商并重)之同时,西部拥有与羌人贸易的利益,北部可以利用农工业品交换戎翟之畜,但地理条件甚差,交通艰难。最后讲明关中是当时天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第14节 介绍山西、豫北、豫南的地理与历史的特点。“纤俭习事”指节俭而勤劳,以及此区域北邻一带地理与历史影响下的“不事农商”、“任侠为奸”、“民俗怀急”、“仰机利而食”等等的经济与社会的状况。“丈夫”指的是流氓无产者;“女子”一段表明那时河北一带的女子也不务农工商正业,只是对外输出娱乐业为生计。总之那地区其时是经济落后、民风野蛮、秩序混乱、处文明之边缘。 第15节 介绍邯郸是一个商业交通的都会,其南邻郑卫,风俗与赵地相似,必是“民俗怀急,仰机利而食”,流氓、浪女,充斥人群,只是地近中国文明之乡鲁梁诸地,稍稍讲究点稳重与节操。野王一带既风行“好气任侠”的卫风,民众也一样不重实业,经济落后。 第16节 燕也是一商业都会。虽处东北悍族侵犹之下,但特产丰饶(“有鱼盐枣栗之饶”),又能通过贸易获得来自貉、朝鲜、真番的利益。此可见诸地之间交通不会很差。 第17、18、19、20节 济阳东与齐鲁贸易,南与梁楚贸易。齐国(今山东北部一带)农、纺织、水产、盐诸业均发达。“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仪”,是文明社会的表现。鲁地(今山东南部),是文明的农业地区。民众节俭成风气,具有很强的法纪与道德观念(“畏罪远邪”),后此地也深受商业文明的影响(“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梁宋一带,即鲁西南、豫东一带,有重农务本之经济传统,虽然没有山川的林渔之利,但充满节俭。遂致拥有余财(“致其蓄藏”)。“虽......能”一段反映了司马迁很看重节俭。节俭必定包括量入为出并力使很大部份的支出与消费都发挥最大的边际效益。 第21节 西楚总体上民风急躁,缺少勤劳踏实之风气,土地贫瘠,故而经济落后,储蓄甚少。但江陵为一例外,因西通巫巴,可得川财之利,东有云梦,有鱼虾、芦浦、灌溉之利、属富区。陈是南方与中原的交汇区,南方之水产,北方之食盐,交易中转于此地,其民多从事商业。江陵陈的经济状况与社会风气,说明地理位置等地理特点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可忽视。徐僮之民节俭的守信。 第22节 因东楚南连吴越,故并地于一节。东楚民俗也节俭而守信。这是农业社会的两大特点。皆是厚重之德。吴地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是游览富足之地,拥有盐、侗、水产、水利的资源,可谓资源丰富。 第23节 南楚“其俗,大类西楚”,即“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寿春因是政治中心而成商业都会;“合肥”,因地处南北交汇之处,即处亚热带与温带的交汇处以及地理上南北必经之路,故成为商易都会。南楚的缺点是受野蛮落后社会(“与闽中千越杂俗”)的影响,而缺少契约观念,盛行花言巧语,缺少信用。(“故南楚女子辞巧说少信。”)江南(指整个长江以南)、豫章(江西一带)、长江诸地各有物产,但在司马迁看来,开发成本高得不偿失(“取之不足以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南大同俗”,即气候潮湿,树木众多。番禺是海产、水果、纺织品交易的商业都会。 第24节 颖川、南阳一带,原为夏人家园,有三代原始民主时代的遗风,即社会公共管理崇尚忠厚朴实,排斥机巧浮夸(“政尚忠朴”)。但是自秦末,迁不安份的百姓入居南阳,风气大受影响,民俗始杂,转向浮躁好动(“好事”),且商业风行。此节等于说明,夏人之地区,原先处农业社会阶段,秦末才开始商业化的影响,进入农商业并重的社会阶段。宛是此地的商业中心。 第25、26节 当为一节,盐是人民生活的重要的消费品。司马迁不忘叙述各地的盐情,表明他的思想是民生主义的色彩。江淮以南,粮食、水产丰铙,极易。然而,司马迁以为这个地区因“无饥馑之患,以故些?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只是看到了问题之一面。其实这样资源富区,若各种加工业对外贸易普遍发展的话,一样能达到富有余财的境地。 当时江淮以南经济落后区域,更重要的原因应当是社会整体(即物质、工具、制度、精神文化)的落后。其根因是缺少制度创新。 沂泗以北(这里指苏北、鲁南河南、关中),由于环境与人口的压力,民众节俭成风,务本而爱民,颇似今日世界的一些小而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不畏屋产之贫,不畏地小人众,能勤俭生财。“齐赵设智巧,仰机利”,指的是齐国民众致力于纺织、水产及盐业(“人民多采布帛鱼盐”),赵国民众依赖机利、精致的消费品或假冒伪劣品(“作巧奸治,多美物”)的制作。燕代农盐、畜牧、蚕桑、诸业发达,可见此地以生产为本。 第27节 司马迁此处以动机来解释人类行为,认为人类成员,无论何种职业,何种行为,皆以致富为目标。认为经济动机是人类的天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朝臣、侠士、表面上为高名的隐士、廉吏与廉贾(司马迁认为此二种)以廉为长久生财得益之资本。军中敢死队员、民间年轻的无恶不作的流氓无产者、赵郑两地的歌女舞妓、游闲公子、猎人渔夫、博戏赌徒、医生方士、徇私枉法的吏士、农工商贾、畜长等社会成员的行为,无不受经济机动驱使,无不以发财致富为目标。九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的思路与司马迁有相同之处,即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无不受经济动机的支配。 第28节 彦语“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反映那时代以前中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商业成本测算的常识。从事实业,以本生息者,富裕程度与食封千户的贵族相近,原话是“庶民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这样的记载反映了金融在司马迁心目的地位。又叙述了各地发财致富的基本手段与效果,即一定规模的畜牧、水产、养殖、各种果树、各种经济作物、各种蔬菜的收益与千户候每年封地的秩禄相近。这种以生产行业为本的经营方式最大的好处是不需投身集市贸易与游走异地他乡(“不窥市井,行异邑”)。一年之中只付出少量的劳动时间,便有收益(“坐而待收”),此段反映普通生产者、专业户在司马迁心目中地位甚高。“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则无所比矣”一段话,表明司马迁鄙视不善于生产、商务因而陷全家于贫穷的人,“则无所比矣”的口气,表明司马迁认为这类人是极其低劣的。“是以无财作...此其大经也”,是司马迁提出的发财致富的总原则。没有资本的人,当然要以体力为资本,为手段,谋取收益(“无财作力”);有些资本的人就应动脑筋,选择最有利之行业(“少有斗智”);资雄厚时当然可以根据季节(“争时”)供求变化而贱买贵卖。“今治生......则贤人勉焉”一段话,反映了司马迁对健康的安全的经济环境的想往,即从事经济民生事业不需付出危害身家性命就能获益,有德之公民就会努力从事经济事业、对比中共极端保守派在十年文化大破坏时期实行的经济专制与彻底的反民生主义,对国民创造性及经济生产的破坏,便容易领会司马迁这段话的伟大意义。司马迁又认为致富必须遵循经济法则与社会道德,生产致富(“本富”)是第一流的;靠贱买贵卖致富(“末富”是第二流的;以坑害他人违背道德为手段致富的(“奸富”)是第三流的。“无岩处奇士之行......亦足羞也”一句,反映了司马迁对迂腐书生的鄙视,这类人既无真正避开世俗或舍身忘我之超卓行为,又无生产商务之技能,因而久陷贫穷之境,却又好高谈“仁义”,现代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啊!在司马迁心目中,富裕以后,才能实践仁义,所以司马迁讥此类人为“好语仁义”。 第29节 司马迁认为人群富裕程度的悬殊决定人与人的身份关系,“役”与“仆”类同雇工,他们因贫穷才受雇他人。经营实业,求财致富,如何入手呢?司马迁认为:白手起家,农业不如工业,工业不如商业,好埋头于手工艺,不如出卖色相。“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表明司马迁认为这样致富的办法是不得已的办法,是穷人的办法,不应该是有地位有教养有资产的人应该从事的。“通邑大都”以下至“则非吾财也”,司马迁详细记录了当时各种生活资料消费品的收益、放债生息的收益、以及充当畜牧市场中介人(“节驵会”)的收益,等等。 第30节 “略道”见出司马迁所录的资本家、商人、农牧场主等富翁的数目只是当时的缩影。“贤人所以富者”见出他认为这些富翁都是有德义之人,对“今后世得以观择焉”,表明司马迁对自由经济及由此而投身实业、劳苦致富的资本家群体的肯定,包含了他希望这样的经济方式成为后世人的典范,他的思路与熊彼特的思路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即肯定实业家群体的德性与历史地位。此节虽二十余字,但不可忽视其深远博大之意旨。 第31节 卓氏,本为秦国的俘虏,能成为西部采矿、治铁大王,有雇工二千人(“富至僮千人”),个人林苑之规模、林苑之乐,与皇帝林苑之规模、林苑之乐相似,不仅反映其实业才智过人,也反映当时民有民营经济的一些情况,即拥有一定的自由经济的社会环境。 第32节 程郑发迹史的意义同上一节。 第33节 宛地孔氏由经营工业而转向工商兼营,而且节俭成性,于是发了大财。另外,他大规模地与各国诸候通商成了当地行商的榜样,就是说他扩大了商业的名声。 第34节 鲁国人曹邴氏以工业起家,又转向金融业(贳款)、行商,最后转变了鲁国的社会风气,带动了整个社会重视并以工商为人生趋向。 第35节 齐国刁间一反常人的经营之道。常人不喜欢使用奴虏(战俘奴隶),刁间却专用此类人,使之捕渔、煮盐、经商、交际地方长官,最终成为巨富。此节反映刁间不仅懂得经商之道,也懂得用人之道,能使他人人尽其材。 第36节 周师史以贩卖粮食业为发财途径。洛阳街居在他国常见,类于今之西洋诸地均有唐人街居,反映了移居外地经商谋生的风气以及自由出入境的宽松环境,古人、今人都实践过。“贫人学事富家”,意即劳务输出者在国外富家打工;“相矜以久贾”,意即由帮工而转变为商人;“数过邑不入门”,说明师史敬业之诚;“役任此等”,说明师史经商各国利用了各地的洛阳街居的人力资源。 第37节 秦末,任民靠囤积居奇致富,且富而不奢,节俭为则,投资于农牧业,“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说明任氏不与人争,避实击虚,偏向于特色经营。终因重视生产、尽心俭约,成为乡里的模范,受到西汉初年国家元首的尊重。 第38节 桥姚已是边塞农牧场主。关中无盐氏借钱千金给封君行作为军费,年息十倍于本金,终成富翁。这是金融资本家的发财典型。“子钱家”就是钱庄主人,金融业主,是那时代的银行的所有者。此节可见汉初民有民营的金融业的存在与发展。 第39节 此节记叙了那时关中富翁很多。这是工商业资本发达的标志。 第40节 司马迁给上述富翁再下结论:第一、他们只是富翁中的少数,而且不是贵族,都是由普通人依靠勤劳节俭,自我奋斗,守法致富的;不是靠进行权钱交易与违法乱纪,而是依靠勤营、谋略、应变致富的。至于全心全意经营农、畜、工、虞、商贾而致富的数量极多(“不可胜数”)。司马迁的记述,反映了当时民有民营的经济力量基本上占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 第41节 “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说明节俭与勤劳,是发展民生、谋求生存的符合道德、必能达成目标的正确道路。但要致富,还必须再动智慧,选择方向,抓住时机。田农、挖古墓、博戏、行贾、贩脂、卖浆、洒削、胃脯、马医屠业或笨掘、或邪恶、或鄙贱、或微末,等等,但都有人从事之而致富,其主因是这些人诚心诚意专心致志。可见司马迁在研究经济行为时,最终认为动力在活动主体自身。主体是人类一切活动行为的大本营,离开主体的建设与修养,想正道成就经济事业是不大可能的。 第42节 司马迁说明任何行业都可以致富(“富无经业”),也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客户(“货无常主”)。经营主体的才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里司马迁忽略了再次指明经济制度的重要性。 《货殖列传》有几点不可忽视:(1)汉初以先的一千余年里,中国之民有民营经济力量庞大,且久受国家鼓励保护;(2)此段时期工商业资本主义已经萌芽,同于希腊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均因封建势力日益强大而遭摧折;(3)司马迁之记述,文字虽简,但客观、细致、内容丰富,既是极佳之史料,也是极佳经济学教科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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