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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文选-漫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

一、儒家文化不能代表传统文化的全部

   

    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历史过程中所有的工具、衣服、装饰、器具、习俗、语言、艺术、宗教、法制、经济、政治等等,或者说广义的文化,包含在人类的物质的,精神的,心理的,制度的等四个方面的生活层面之中。或者说广义的文化包括了人类社会过程中一切精神与物质 ,心理与制度的实践过程、实践工具、实践方式、实践产品,它是人类需要、生存、活动、成果的总体。

   

    如果我们站在广义文化的角度上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时,就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多元合成的整体,儒家文化不能代表其全部内容。除了声势显赫的儒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还道 、佛、术数、法家、纵横家等子文化系一统的思想与实践存在,它们均是构成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部份,至于农家、伊斯兰、基督教等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其它的或土生土长或外来但变为传统文化一个部份的文化构成成份,更是数不胜数。谁能否认都江堰、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等不是中国历史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内容呢?谁又能说利玛窦、汤若望的重大影响和太平天国的借上帝名义造反活动,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呢?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子文化成份构成的一个内容多元的文化整体。

   二、主流与支流

   

    尽管说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中赋有多元性质,但是并非每种子文化成份在社会意识领域在人们的日常心态与生活中,在人群各种社会实践,都占有相同的份量、相等的地位。传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在不同的时期,它的形态、内容、地位又呼有异差。先秦时期是它的形成期,秦汉尔后二千年是它的发展期,清未以来是其衰亡期。从表层上看,秦以后的二千余年,儒家文化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统治者推崇儒学的思想著作,书本上宣扬的是儒学的经义,学校里传授的是儒家的主义,人们口头上唱的是儒家的老调,一派儒学热闹非凡的场面,其实这仅仅是表层现象。就很多中国人而言,骨子里信奉的、行动中实行的是法家的暴力专制主义、兵家的阴谋诡诈主义、纵横家的市侩投机主义、阴阳八卦算命看相看风水找坟头等一套的术数主义、道家的虚无主义、佛教中禅宗虚浮不实的作风和四大皆空逆来顺受的颓废主义与奴性主义,所有这些才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深层面目。数千年来,儒家的民本、王道、仁政、大同学说与理想全部流为官方的纸面文章、读书人的口头禅,很少有人认真地去实践过,上上下下多数人的所思所想作为表明不是儒学中积极的成份支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实践活动,而是法家、兵家、纵横家、术数文化、道佛教中消极虚伪颓废的成份等等深刻地左右着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思想与实践。这样看来,表层为儒家文化、深层为诸家文化大混合的多元文化整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至于支流,其内容没有深入到多数人的意识深处,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是少数人的文化。很显然农家、墨家、伊斯兰、基督教诸家文化在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就处于这样的地位。无论是主流还是支流,都各有其精华与糟粕(或曰各有其优劣)。我们应报着冷静的公正的态度,向历史虚心地请教,继承并发展其精神部份,批判并扔掉其糟粕成份。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份对当今世界仍能产生极大的启发作用,这是举世共识。

   1、哲学方面

   

    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很早时期就开始思考、研究、哲学问题了,迄于明清之时,中国古代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人性论诸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老子》便认识到了宇宙本体是某种客观存在,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

   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正是这天下母衍生出天地万物,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报阳,冲气以为和。”按《老子》的说法天地存在之先有一种混沌存在,它连续不断的变化产生了天地、万物,但老子没有找到恰当的名字,只勉强地称元物质与宇宙源头为“道”;《老子》虽看到阴阳(矛盾的对立双方)与“气”的运动分不开,但没有意识到“气”是本体较合适的名称,至《管子》中,已有“精气”概念产生,至王充彻底论述了“气”本体论,唐刘禹锡提出“元气自动”说,后来宋朝的思想家对此予以详细的发挥,尔后 “气”为本体之说占了统治地位,清戴震也如此说:“天地之气”,化育流行不已,生生不息 。”(《孟子字义疏证》)这种对客观存在的绝对性的肯定完全反映了中国先民的勤于思考、爱好探索、追求科学法则的成熟性,反映了他们在极端落后的古代时期观察与总结经验与非经验知识的智慧是令人叹报的,同时也表明了他们摆脱了神道迷信的羁绊。

   

    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承认客观规律的实在性。老子的“道”除有本体意义外,更多的地方指的是客观规律。宋元明清的思想家称之为“理”。他们几乎都看到了客观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物质运动的属性,与物质(气)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如程颢说:“万物莫不有对”,程颐说:“盖天下无二者,一与二相对对,生生之本也”,这表明他们认定阴阳之矛盾运动规则始终寓于万物存在与变化中。朱熹说:“然理又非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语类》卷一)黄宗羲及其弟黄宗炎也持理气合一即规律与物质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看法。黄宗炎说:“非理无以行气,非气无以载理,理与气固未尝分。”(《周易象辞》卷二)一般人误解朱熹,因为他曾说过“理在气先”。其实我们以为朱子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应该是具体的物质形态存在之先太极(宇宙本源)之处已存在着阴阳互及、交合、衍生之道 。而朱子真正的见解应该是前面引用的理气合一论。

   

    这种对客观存在与客观规律的绝对性的肯定,对其二者互相依赖不可分割关系的确定,以及对矛盾对立统一运动是宇宙物质运动最基本形式的认定,都是先民们值得引以为荣的思想学术成就。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本体论与生成论方面,没有过多地纠缠,只是以极其高明地思辩能力与极高的悟性,将宇宙的源头说成“无”和“太极”,这样的抽象是有益的,因为一切有形之存在皆自“元”(即初为混沌、先前未有)之状态中产生,最近天文学的新发现,在距地球七千光年处发现混沌中有气柱冒出尔后变为球体,对揭示宇宙产生的秘密有着极大的帮助,同时也证明老子的宇宙生成说有其合理性。另外,对“无”与“有”、“理”与“气”谁先谁后的论证,极易坠入数学、逻辑学所谓的“无穷倒退”这样无意义问题的陷坑,先民们不过多地在此问题上徒耗精力,实际上等于避开了“无穷倒退”的陷坑。

   

    在认识论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有的强调真理的客观性,有的强调真理的主观性,有的综合二家二者之长,认为真理是主客体二者契合(强名之为碰撞)之结果。古老的《易经》曾写道“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这不但认为认识的结局有相同的趋向,而且指明了人的思想方法的多元性,也等于是在提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到宋明理学时期,虽然理学心学各称,方法不同,但他们所提倡的学术目的还是一致的,即在于致知(即获得真理),犹其是“一本万殊”的学说更是真理与自由相统一的结论。所谓“一本 ”即真理具有绝对性、真理具有固定的标准;“万殊”指的是达到真理的途径却是千种万种的 。

   

    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多持公正的态度,犹其是戴震的“心统理气 ”说(即人的精神世界是统合把握客观世界存在与规律的主动力量),是对此前各种学说的综 合发展,将认识论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古代的方法论的突出成就是对辩证法有较详尽的阐述与论证。《易》充满了辩证法 ,《老子》先秦研究和总结辩证法的专家。至宋二程辩证法又获得大深化大发展。《易经》认定一阴一阳是宇宙的根本法则;《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意思是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存在着矛盾的对立,对立面的斗争又统合于同一;至于《老子》就普通自然界及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现象,然后对其中的矛盾对立、互依、转化进行论证,得出很多精彩结论,是众所周知的;程颢说:“万物莫不有对”(《遗书》十一)程颐说:“盖天地间无一物无阴阳”,“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天地阴阳,其势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须为用也”,“ 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消长相因,天之理也”,“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更可贵的是程摆脱了《老子》由辩证法而坠入虚无消极的路数,热情洋溢着大声呐喊:“然反危为安,易乱为治,必有阳刚之才而后能也”,这表明程颐已经清楚认识到主体在利用客观情势、改造社会、选择历史走向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说二程的辩证法是积极的,他们等于是在鼓励人们自觉主动地参预历史发展和选择的活动。自《老子》至二程的对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是中国思想史上名符其实的珍宝。

   

    人性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十分发达,几乎无一学者不谈人性论的问题。这表明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非常关注人的命运,他们论及人性,虽方法各有不同,但目的是同一的,即如何因势利导,育之养之,使之成为人的社会实践的良好动力。关于人性之本来面目之问题,大体有三派相异的意见:一是孟子为首的性善论;二是荀子为首的性恶论;三是自董仲舒以来的至熊十力的性本无善恶,成在习染的善恶习得论,即“教化成性”说,似乎是第三种力量有说服力,也产生最广泛的最有力的影响。董仲舒说:人之性有天生的二种潜能,受外力的影响薰陶才形成善或恶(这就是董的教化成性),熊十力认为本心不过是一块白板,学习使之成为习心,即赋有知识、道德的精神世界,王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他们的看法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人心犹如土地,可种五谷,也可种杂草,孟子不过是为了激励人,希望人人成为尧舜,才持性善论;荀子处战国动乱年代之中,人群相互欺压、争夺、之冷酷事实,可能大大影响了他性恶论的形成,而董熊却能摆脱了孟荀二派的偏激,持一种近乎客观公正的立场,不能不说是思想史上的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在于使人多获得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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