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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水:《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三十一:看守所里的文明与暴力

一.引言

   估计全世界看守所的号房大体都分成三种类型:文明的,半文明半暴力的,完全暴力的。这里的“文明”的含义仅仅限于牢头不实施暴力统治而已。

   看守所的号房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生活形态,更多地取决于它们的外在制度环境,就是说,民主国家的和专制国家的看守所中,肯定有很大不同。

   到目前为止,我总共经历了六个号房:1990年时候,南京市看守所的三个;2002年的时候,东莞市公安局特警大队看守所的一个;2004年的时候,南京市公安局白下区分局看守所的两个。

   1990年时候,经历的号房,是文明型的,我的首任号长是原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的副处长,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而实质上不过是内部分赃不均,在斗争中处于劣势,失败而已。他六十岁开外,尽管以前只有小学学历,是个“根红苗正”,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但是喜欢读书,我们一起阅读《资治通鉴》,和平相处;尽管他在领导刑事侦查处时,对待普通的刑事犯罪,绝对遵从“严打”政策,心狠手辣,有几个小年轻人,在街头打打闹闹,都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这个时候的他,也不主张暴力统治号房,我们其他人也互相配合,非常和睦。

   到1991年9月,我快离开南京市看守所时,新来的号长周某,是个暴力型的青年。不过直到我离开后,到了江苏龙潭监狱,遇到了来自南京市看守所的犯人,了解到他后来才大开杀戒,充当看守所的打手,疯狂地殴打虐待那些无辜的弱者、警察示意殴打的人等等,这种狂乱的殴打虐待,不分对象,完全听凭主观好恶,结果将一个有点来头的人打成重伤,遭到驻所检查官的过问,他说出真相,说是警察委派他如此“执行任务”。这还了得!警察们为了逃避责任,就搜集看守所所有被打者的证明材料,递交检察员起诉他。他因此遭到加刑,由原来的五年徒刑,被加至十九年有期徒刑。后来周某也被送到龙潭服刑,因为他心理严重失衡,经常虐待其他弱小同犯,大约在1995年夏天某日,隔着窗子,我亲眼看见他在水一中队的活动室里,遭到警察们十根左右的电警棍殴打一个多小时,直到大口吐血。

   2002年4月28日到30日,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黄江分局,明明知道我的身份,却知法违法,对我实行法律意义上的留置,而中国大陆的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对身份不明的人,可以实行留置。4月28日晚十一点左右,我被关进东莞市公安局特警大队看守所,而且一到那里,警察们就用将一步镣将我禁锢起来,所谓一步镣铐,就是一根不到一市尺长的铁棍,两头连着两个脚箍,加戴这种刑具,无法行走,只得跳跃而行。东莞警察们这样随意加戴刑具,也是违法的。因为加戴刑具,法律有很多详细的规定,当时我的情况,按法律规定,是不允许加戴刑具的。

   记得那个时候,除了米饭粗糙得猪食,有点荤腥的菜臭味四散,蚊子吃人,厉害得不亚于腐败分子。同号房另外三个警察安排好的犯人,还算友好,我们之间,没有发生暴力事件。

   2004年5月28日到6月12日,我被诬陷以“在剥权期间,多次撰写文章,内容有损害国家荣誉和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为名,南京市警方对我实行行政拘留十五天,关押到南京市白下区看守所二区202号房。这也是文明号房,就是说号长没有实施暴力统治,在押人员之间,因此而能够和睦相处。

   去年平安夜,我在杭州遭到警察们的侵权,次日圣诞节,被南京市的警方“带回”,其实就是押回,圣诞节夜晚,被再次送进南京市白下区看守所。这次我经历的号房,开始的半个月,是半文明半暴力的号房。这种半暴力,给那些受害者,造成了极大的肉体的和心灵的痛苦。

   二.半暴力号房的权力结构概要

   2004年12月25日晚上十一点左右,我被送进了上面所说的那个号房。进门之后,看到墙上写着1至12的数字,每个数字相应的铺位大概是80公分到90公分宽,铺板上睡满了在押人员。管教警察喊醒号长,要他出去,然后对里面的人说:“帮他先找床被子,不许瞎闹。”意思是不许对我实施暴力。我观察了一下,最里面有三四个人,睡四个铺位的空间,而另外的剩余铺位上,拥挤了十个人左右。

   不一会号长回来,首先叫人帮我找了床被子,一个人从自己的垫被中抽了一条给我,然后号长指定一个位置,叫大家移动一下,为我腾出一个睡位,自己就进了被窝。我一看那位置不到两尺,正在忧郁,号长又坐起来,怒吼几声,结果那些睡觉的人,个个心惊胆战,起来挪出了铺位。后来我才知道,就在下午我被南京市警方押解于杭宁高速公路上时候,这里的警察已经找这个号房的人开过会,主要告诫的是:“马上要来一个政治犯,你们不要和他罗嗦。”意思是要求在押人员不要和我接近交往。同时我想警察们也一定这样嘱咐:“不许胡来。”意思是不许对我实施暴力侵犯,这个方面,南京市的国保和警察,还算细心周到。所以我进了号房后,没有“过闸子”,既没有立刻洗冷水澡和挨打。

   但是我从那个号长的怒吼中,以及那些人的心惊胆战的服从中,已经看到了这个号房,和我以前经历的号房,很有不同了。

   次日以后,逐渐了解到这个号房的权力结构:属于寡头共和那样的性质,一个名义号长,一个生活委员(负责秩序),一个学习委员(负责每天房间内部人员进出的记录,和每天下午的号房会议的记录)。名义号长何某,是个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下属的南京一家分公司的老总,与我年龄相仿,已经因为涉嫌受贿罪,遭到逮捕,在外面的时候,年薪是四十二万人民币,很善于管理企业,到了南京二、三年,他管理的企业,由原来年利润一千万上升到三千万;生活委员刘某,二十四、五岁,南京人,高个子,因为打架斗殴,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属于随意性比较大的那种类型;学习委员朱某,原来是南京市一个中等专业学校的校长,遭到上级的排挤打击,涉嫌受贿罪(平时人家送的烟酒一类物品的总价值三万元左右)、挪用罪,已经逮捕,就在我进了号房的次日起,气温突然持续下降到零下六、七度左右,二十九日下大雪,我穿的仍然是两件单裤,整天冻的发抖,大约在二十八日,他悄悄地借一条毛裤给我,并说:“不能让人知道,不让我们接触你。”这样真是雪中送炭,我内心感激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仍然保持了善良和人类亲情,直到2005年元旦,我四姐夫乘车两百五十公里,从苏北泗阳到南京,送来了衣被。

   这个号房是三驾马车,共同管理,但是主要依靠那个生活委员维持秩序,他是号房事实上的最高领导,地位类似于共党内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那样的职位。这样的生活委员,各地称呼不一,有的称呼“号长”,有的称呼“带班”,古代中国的看守所大概称呼“牢头”。

   另外负责为他们做些生活起居方面服务的人,在外面做老板的人,我这样的人,属于平民类型,一般身体上人格上不会受到损害。

   另外的就是那些新来的人,外来的打工者,经济上赤贫而又比较愚笨者,属于奴隶阶层,这个阶层,既被迫干活,还时常遭到暴力侵犯。

   二.半暴力号房的暴力记事

   刘某并非心地恶毒的人,他在的时候,殴打过几次其他在押人员,他并不是将殴打有意识地当作统治术的那种恶人。他的殴打,只是顺从一种习惯,即以前别人也是如此统治他,或者说他动手,是因为在他眼中,某种行为按照习惯,是不能够给予容忍的。

   有天晚饭后,号长号长刘某和几个人在铺板的一角下棋,一般这个时候,其他人仍然要么一齐坐在铺板边沿,要么统一靠墙坐到铺板上面。这个时候另外的几个人就是靠墙坐着的。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被号长刘听到,立刻声色俱厉,命令他们到过道的墙边蹲下,然后随便问一两句:“你们谈什么?不准说话,你们不知道?”那两个人,都二十岁左右,不胜惶恐,接着就挨了几个重重的耳光。这个时候,有个管教警察在上面巡视层巡视,看到了,就责问刘某:“你打他干吗?”刘某答道:“他们才来,不背诵监规,倒串通案情。”那管教警察木然,走了。

   很多时候,管教警察都是这样过问暴力事件的。有天一个胖大的警察,快关闭放风门的时候,正好遇到一区102或者103号房有个人,被打的喊救命,那个警察也是缓缓问:“打他干吗?”放风池里一帮打人的人说:“他耍。”警察说:“耍就该你打吗?进去!”然后关闭放风池的门后,就走了。

   某天晚上,又有两个人声音大了,一个人不会背诵监规。那两个人遭到劈头盖脸几个耳光,然后被迫到水池边上弯腰九十度,接受体罚;那个不会背诵监规的人,被责令到门边站立,后来号长过去问话,他笨嘴笨舌,更因为处于恐惧,回答的罗嗦,头部就遭到了重击,被打得眼泪花花。

   很久之后,那两个九十度弯腰站立的人,有一个已经无法承受了,几乎多次瘫倒,号长的帮手,俗称“小妖”、“闸子手”的,还不得不接受命令,前往纠偏,内容是强制他继续保持原来那种痛苦的姿势。

   又过一会,名义号长何某,毕竟在外面是个经理,不是暴力类型的人物,就上前数说受体罚者几句,然后说:“去个认错,以后好好的。”其实这是他无奈的婉转救人的办法。那两个人,得到解放一样,主动地蹲到号长刘某的面前,从他们脸上那种沮丧、惶恐、无奈的表情,我心里推测到了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生活状况。

   这个刘某,脾气完了,一切就结束了。我到那里几天,他就被调走了。新来的生活委员,即事实上的号长,是另外一种类型了。他姓顾,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因为洗吸贩毒,被判一年多有期徒刑,以前有过几次共五、六年劳教的经历。他和刘某不同,刘某只是根据习惯进行统治,心灵上还有几分淳朴,顾某则属于那种富有心计的,非常熟悉如何进行暴力统治术的那种类型,他有意识地使用暴力统治,以达到他的目的,而且平时言行,表现出十足的暴力崇拜和强权崇拜,他非常善于制造恐惧气氛,我觉得他的统治不过是共党统治中国的一个缩影。

   顾某到来之后,将他原来号房的部分管理模式带来了。他原来所在的号房,属于那种完全暴力型的号房,他在那里被统治久了,一旦当权,就比原来的统治者还要凶狠,这是专制主义国度普遍存在的现象。他来之后,我们的号房才开始真正的半暴力统治,这种暴力统治,持续了十天左右,直到警察觉得必须将他调走为止。

   被打的主要是三个人:安徽六安的周本松,此人三十岁许,浓眉大眼,在南京打工,喝酒醉时,在小饭店和老乡打架,伤害了他人;安徽灵壁县的张玉亮,三十岁许,在南京一个拆迁队打工,为了增加收入,夜晚还要和他表弟一样,去帮助承包化粪池的老板拖运大粪,一车50元,那个老板一年下来,还欠他们1260元人民币,并且躲避他们,拒绝还钱,被他们找到后,打了起来,根本没有构成伤害,派出所处理,要求他们赔偿5000元人民币,他们不同意,就被刑事拘留了,后来转捕,连看守所的警察,也说他们的案件办的荒唐;第三个矮打最重的人,叫毛苍德,浙江温州永嘉县人,元旦前后,来南京游玩,遇到温州一帮老乡,就在宾馆里赌钱,因此而遭到刑事拘留。周本松的家里只有老母和孩子,思想负担非常承重,而自己又不能面对现实,整天为思想负担所困扰,所以怎么也不会背诵监规八条,其实那是很容易记忆的八条。为此他挨的打,不下于二十次,被打得痛哭起来,就有几次。有时候,早晨八点以后的一刻钟队列训练的时候,他走神,动作和声音不合标准,就遭到一顿暴打,拳头、巴掌、耳光,肘,往往轮番使用。还有两次,号长命令他脱下裤子,自己和其他人,一起用鞋底猛打一阵,同样打得哭叫起来。最重的一次是,几种打法都使用完毕之后,顾某命令他蹲在放风池门边,然后用脚蹬他的头,结果左眼角被蹬得淤血发紫。同时还经常不让他穿棉鞋,只能光脚、或加袜子穿塑料拖鞋,不让他穿大衣,必须脱下,给别人穿,那可是摄氏零下六、七度的冰冷的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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