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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水:平安夜里不平安--《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二十九

   这是去年的事情了。去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和朋友小陶兄弟共同送走了张林先生的全家,也想过个快乐的圣诞。有这样的想法,不仅仅因为本人是个基督徒,还因为我们一直在奔波之中,很久没有好好享受一下节日的气氛了。

   平安夜的那天上午,我再次详细地阅读《九评共产党》。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开天辟地以来的,又一部必将传世的佳作。张林先生才思敏捷,他和很多其他作家已经写了读后感想或再评。我想,我也应该将自己的感想,形成文字,与世人分享。非常简单的晚饭之后,我到了我外甥的住房,打开电脑,因为封锁而无法正常工作。反复点击之际,有人敲门了。阿陶开门,进来四个便衣,领头的个人神情严肃,另外三个满脸仇恨,说:“我们要查看身份证。”我说:“先看你们的证件。”领头的将警官证给我看了,由此而知道他姓高。于是我们掏出身份证,他们查验之后,说:“你们不要外出了,等会有人找你们。”我对他们说:“不要紧,你们先坐,不要有先入之见,不要心怀仇恨。我们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我们追求的无非是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之间应该沟通交流。”

   于是气氛缓解了,高警官先坐下了,其他几个人的脸上的仇恨颜色也慢慢消失,都坐了下来。随便聊了几句,我问他们:“究竟找我什么事情?有什么法律手续?”高警官敷衍而已,只是说:“等会他们来了,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双方都很友好地交谈。

   半个小时之后,杭州市下城区国保大队的杜、蒋、胡等便衣警察或者说是秘密警察,来到我们所在的房间。他们不出示任何手续,随意扣押我的手机,通讯录,然后带我们去石桥派出所。我反复要求他们出示法律手续,最后他们无奈,只是敷衍说:“这是口头传讯。”按照中国大陆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口头传唤只是在特别的情况下,来不及开具传唤证的时候,才可以实施。很明显,下城区公安局的国保们,违反了法律。

   到了石桥派出所的二楼,蒋警官几句寒暄后,主要关心几个问题,一是你今后究竟要到哪里去?其真实含义是你杨天水不要住在我们杭州了,似乎杭州不是中国人的杭州,仅仅是中共的杭州一样,其骨子里明显将天下当作中共的私产了;二中共是你能够推翻得了吗?说这话的时候,和很多警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一样,洋洋自得,明显露出鄙视民运力量弱小的心态;三是你自己的住房在什么地方?

   对于他的第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可以回南京,也可以四海为家,这是我迁徙自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的解释是:“看来你不懂得什么叫民运,总是以为民运就是要推翻中共。其实民运不过是要中国社会改变权力产生的方式,和平理性平等的政党竞争下,如果选民多数同意,中共仍然有权利执政。”第三个问题,他们的意图是要搜查我们的住处,僵持了一会,考虑到我的朋友阿陶也被他们拘传在隔壁,不应该让他也受到牵连,就告诉国保们我们住在何处。

   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外出,离开杭州的时候,估计国保们早已光顾过我们的住房了。但是今天他们要显示他们的威力,就迫使我们说出住房所在。接着他们带我们一起去了我们的住房。进了房间后,他们翻箱倒柜,我坚决要求他们出具搜查证,杜警官很轻松地打开手包,拿出一本盖好印章的空白搜查证,填写后,让我过目,又开始搜查了。

   这个时候,他们还找来了房东,我的房东是盲人,姓张,平时遇到,皆以张大哥相称,他为人忠厚,非常明白事理。开始他的女儿带他来,他非常紧张。我告诉他:“以前我反对腐败,被政府强行关押十年,2000年就刑满了。现在我剥权期满,他们还在监视我控制我,你放心,我没有违法的行为。”张大哥说:“以前是以前嘛,现在好了,就好了嘛。”我一再向他道歉,给他带来了麻烦。他很通达的说:“没有关系。”之后不久,我就被带走了。

   他们最关心的是我的手提电脑,我的通讯簿。一阵搜查后,便要我拎上我的电脑。他们一前一后,押我离开房间。我反复坚持索要法律手续,他们说“等会就有了。”其实我心里很明白。

   车子行驶在我很熟悉的杭州道路上。路上,我一再要求他们给予法律上手续,说:“你们这样什么手续也没有,无辜随意地限制公民的自由,是违法行为”。杜警官一边驾驶,一边和善地说:“老杨,政治高于一切,你还不明白?”

   到了中山北路上一家宾馆,我被他们带进了楼上的一个房间。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年轻的郑警官,杜、胡二位警官就回去了。晚上蒋、郑二位警官和我,三个人就住在这里。这是监视居住?还是软禁?如果是,为什么不出示法律手续呢?我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最后蒋警官说:“实在你要手续,我们也能给你。”他的回答表明,中共的法律,是可以随意伸缩的,想怎样办你,就怎么样办,没有定性,全凭政治需要和长官意志。

   入睡前,郑警官和我很友好地讨论了很多问题。他是一个知识面广泛的,有着强烈正义感的年轻人,有时候他的正义感强烈到催使他非常偏激,比如,他说:“应该对腐败分子的受益者实施株连。统统斩尽杀绝。”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说:“这样违反现代刑法学中罪及个人、刑责自负的原则。”

   后来,他说:“历史上所有的保守派,都是真爱国。”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弄清他真正的用意。他说:“王安石变法时候,那些拥护他变法的人,不过是希望在变法中捞取个人好处。象司马光那样的保守派,才是真正的爱国。”

   这个时候,我心想:“王安石变法,不过是假借变法名义,为国家敛财而已,他的变法也没有跳出黄宗羲怪圈,即变革之后的各种税收,同样将以前的杂税包含在内,一点也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由于具体执行的官吏,有了新的借口,便大肆扰民、剥民、敲民。而司马光是正统的儒家派思想,即信奉不与民争利,让民休生养息的思路。说他保守,完全是中国史学界滥用现代术语罢了。”但是我觉得和他讨论这样的问题意义不大。就没有说出口来。

   这个时候,他又说:“其实依靠你们美国的那些同道,能够救国吗?他们的素养根本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他们就是王安石身边改革派的那一类人。”他的言外之意,认为中共当权派是保守派,而保守派是真正爱国的。这下我才明白他的真正用意。我回答他说:

   “你进入了误区,以为民运追求的是个人的权力,事实上,民运追求的是自由民主的体制,这种体制的核心是:普选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多元竞争制度、公民的广泛参与制度等等。即使民运人员,有权力诉求,到时候,也得由普选制度,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你以为他们一无是处,那是官方封锁资讯的结果。你们并不了解那些人,他们当中很多人,还是很优秀的,尽管每个人各有长短,但是总体上的德才,并不是你说的这样糟糕,很多人德才兼备。我列举了魏京生、王丹、王军涛、陈一咨、草庵居士、等十几个人,做为例证。”

   这个时候,我很礼貌地告诉他:“你的思想很反动,而且是比较系统的反动。”我知道郑警官非常执著于自己的思路,就避开这个话题。后来他谈到法轮功,一样是官方的调门,指责为邪教。我不能不为那些深受迫害的法轮功信徒辩护,我说:“宗教信仰自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原则。联合国有关公约,中共的宪法,都有明文规定之。再说,十万人在中南海门口静坐,秩序井然,没有喧哗吵闹,不留下片纸,不丢下垃圾,世界上哪个邪教有过这样多教养良好的信徒?再说,可以让联合国有关人权组织,世界上所有大的媒体,参与对法轮功的调查,这样可以保持对法轮功评价的公正性。如果官方没鬼的话,害怕世界性的介入?”

   谈到基督教,郑警官说:“我发现基督教有很强的思想钳制的功能和做法,它利用人类成员寻找归属的倾向,达到了这样的目标。”

   我说:“理解基督教,要将基督和保罗分开。基督的真正的教义不外是:人类要相互爱护,不要相互坑害,要通过和解与合作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不要用通过暴力和冲突来解决之。总是基督要求人类发扬人类亲情,放弃仇恨和斗争,这才是基督的精髓。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教堂制度、宗教仪式等等,只不过是宗教的外衣而已。如果一个人混淆了精髓和外衣,那就无法真正懂得宗教。”

   同时我心里觉得有趣,想道:“这个年轻的警官,生活在共产主义队伍里,整天接受的是中共的思想钳制,这种钳制熏陶人走向假大空,驱赶人抵制自由民主,将人变得面对反人道主义言行而麻木不仁,面对平民苦难冷漠酷虐,面对同胞的无限痛苦而逐步地丧失爱心,他并没有觉得这种钳制的邪恶,反而说基督教的思想钳制,但是基督教的思想钳制有什么不好?它毕竟苦口婆心,引导人类相互爱护,相互尊重对方的基本人权,关心对方的痛苦,帮助不幸的人们。这样的思想钳制,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钳制,有根子上的差异。”觉得和他争论这些,毫无结果,就转向了其它话题。

   后来,郑、蒋二位警官,说了很多“国情论”、“人民素质低下论”、“民主建设时间论”,其实这些调门,就是中国官方的老调,概括起来是—“专制有理,民主不宜。”

   就这样,我在平安夜失去了自由,但也在平安夜再次和专制主义思想交锋。法国人有句谚语,“交锋产生真理”。我相信,只要开放报禁、言禁,让举国的公民自由思想,自由讨论,那么究竟什么是真理,就会水落石出了。

   杨天水于故乡苏北泗阳

   二00五年二月十八日

   博讯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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