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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水:《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三:龙湖边的故事--安徽蚌埠民运斗士张林和王庭金印象记

蚌埠的东郊有个湖泊,比南京的玄武湖还大点,名字叫龙湖。它南北走向,大体呈椭圆形状,其西岸有居民小区和安徽财经大学,因为学生多,小街道热闹就热闹异常,其东岸有工厂与少许的小区,东北岸边是曹山,传说明朝朱元璋的大将汤和的墓地就在曹山。

   2002年五月,我被广东东莞的警方驱除出境之后,被迫来到蚌埠,这里有我的一个朋友,他有个空闲的房子,因此我得以有了临时栖身之所。整个五月,我们经常到龙湖边漫步,远望曹山,草木丰茂;近看湖水,荡漾碧波。夜晚的龙湖是寂静的,很少有人漫游其滨,有时候,我一人,于夜半坐于湖边,思考民运的问题。到2002年6月三日中午,我被南京市公安局的国安部门的一行人,押解到了南京。此后,我就很少有机会到龙湖之滨了。

   今年的七月中旬某天下午,我在南京的寓所的门铃响了。从声音感觉到,按门铃的人,是非常谨小慎微的。由于事前知道重庆的不屈不挠的民运斗士许万平要来,直觉告诉我,一定是他到来了。我马上到门外等待,不一会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模样的人到了五楼,我们互相握手,知道对方一定就是要见的人。

   万平个子不高,白面书生的风度,谈论起民运来毫不疲倦。八年的监狱的,三年劳教所的生活折磨,使得他稍显瘦弱,面态举止,明显也有营养不良的迹象。我们一直谈论到夜晚,然后商量干脆一起去蚌埠,那里有两个值得交往和请教的民运斗士—张林和王庭金。

   到了蚌埠,已经是深夜了。尽管我很想去看望一眼龙湖,也没有时间。我们一起找到张林和庭金,接着又是彻夜的长谈。如何进行我们个人品格方面的功修,和如何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是我们经常性的话题。

   张林,生于1963年,1985年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大学时代至今,一直从事追求自由民主的事业,八九年民运大潮的时代,是蚌埠的各界公认的民运领袖。先后受到八年的牢狱和劳教的监禁。他端庄刚毅,嫉恶如仇,思想犹如锥子一样锋利,同时是个富有经验的操盘能手,干练而勇敢和富有深刻的思想,以及非常谦逊的容易合作的品质,集于一身。这样德才兼备的民运斗士,是非常难得的。

   八九民运之后,他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出狱后继续奋斗,和中国多数民运精英都有往来,自海南到北京都留下了他追求真理的足迹,官方恼怒,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就随便找个借口,劳教他三年。八七年获得自由以后,到了美国,更加雷厉风行,先后和很多民运领袖合作过,于九八年和朋友魏泉宝一起自香港偷度回国,意在以惊人的举动和牺牲推动民运。不料早已受到共特的跟踪和监视,一到广州,就遭到陷害和拘禁,官方又是劳教他三年。2001年年底,获得释放之后,他在蚌埠继续深入民间,了解并研究中国社会的实情,同时撰写了很多令人刮目相看的文章。

   看过张林文章的人,应该了解到张林思想的深刻锋利,独特的视角,和犀利的语言。他的文章没有丝毫的学究气,给人的感觉完全是明快的尖锐的一点不兜弯子的战士风格。《陀螺原理和共产主义制度》将共产主义制度的缺少权力制衡的原理,比拟得简明易懂;《一个醉汉吓跑了一万个共产党员》则毫不留情地指明,目前共产党队伍的虚弱性质;《共产党人的上帝》则将共产主义的荒谬性以及党员的心灵空虚剖析淋漓尽致,另外他精通经济学原理,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金融问题,有很深刻的独到的见解,他讨论中国经济危机的文章是很值得拜读的。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反思民运的文章,更加了解到他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增强民运内部的宽容和合作,是他迫切的期待。

   张林经历了炼狱,经历了多数民运斗士都大体经历过的艰难困苦,不光意志坚定,而且更加理性成熟。他也同样认为由于民运和当局的力量对比悬殊很大,想一步达成目标是很不现实的。所以我们一致认为中国的民运大体要分三个阶段,而各个阶段的工作中心,需要各有侧重。这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以启蒙和维权为重心;第二阶段,以推动各党派内部民主为重心;第三阶段,以建立民主宪政为重心。这样,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民运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和可能。

   他有一颗善良的心灵,时刻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他经常会深入到挑葱卖菜的群体之中,或普通的职员之中,细心了解各种社会实情。他关于中国金融黑洞与经济危机的文章,比那些坐在书间,空说一通的学者们的成打专著,更有价值。

   张林的住所是非常简陋的,妻子年轻美丽,他们有个可爱的两岁左右的小女儿。我入狱时候,女儿才八个月,出狱的时候,她已经十岁了,在她童年的时候,除了几次探监时候,短时间抱抱她外,一直没有多少亲近的机会。有时我看张林抱着他的女儿,心中有无限的格外的羡慕。

   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万平不时提醒道友们之间需要加强沟通和联系。在偶尔提到他家庭时,万平感慨万千,感激他的妻子,于艰苦万状之中,勤俭持家,并支持他的正义事业。孩子是他的妻子带过来的,万平视如己出,一家三口,平时每个月的伙食费用,不敢超过三百元人民币。 他自己每个月的上网费用,一般不超过三四十元人民币。孩子有时馋得将方便面当成宝物。提到这样的事情时,万平为孩子所受到的委屈而流泪失声。

   万恶的专制制度,以及这个制度庇护下的特权群体的骄奢淫逸,挥霍浪费,贪污侵占,吞食民财,使得多少弱势群体的儿童,无力享受应该拥有的现代物质条件!

   说道孩子,王庭金的孩子们,一样的受尽委屈。庭金共有三个孩子。他自己九八年初,因为和王炳章在蚌埠见面,被劳教三年,尽管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见的人就是海内外驰名的反专制求民主的王炳章,只知道所见的人姓齐。在他首次遭到劳教的期间,妻子在家带着二女儿,受尽千辛万苦。2001年三年劳教期满之后,庭金迫于生活的压力,在一个特殊人物的引导之下,到了云南缅甸的边境瑞丽,企图到缅甸看看。他们两个人都在中国的边境有关管理机构办理了正规的出境手续,那个人先过关,到了缅甸的境内,然而就在王庭金刚要出关的时候,警察拦截了他并带走了他。接着官方又是劳教庭金三年,说他企图偷越国境,而那个引导者什么事情也没有。

   这次劳教期间,庭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他的妻子和在家带两个孩子,大女儿读大学,学费的来源简直成了致命的压力,幸好亲朋襄助,才得以勉强度过大学生活,其间缺吃少穿,倍受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次三年里,他家里的口粮,主要依靠岳父母的接济。2001年春天,我到他家里的时候,看到的境况,叫人痛心。而这次我和万平一起到他家里,所见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庭金回来之后,原来的单位学校每个月只发给他700元工资,不足以应付他一家四口基本的生活需要,他只好尽力从事家教。但是总比他在劳教所里的时候要强得多。妻子的精神也十分振作,家里尽管简陋,但是收拾得如明镜一般的干净。孩子们的精神也比从前要不饱满得多。

   王庭金,五十岁了。原来是个耿直的物理教师。还在“文革”期间,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奋起反抗现行的专制制度,大胆地批评社会恶疾。由于官方的迫害,他逃到大西北三年之久,过着野人般的流亡生活。那个时代,由于整个国家的军事化,外出流亡的人,比囚犯还要辛苦,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打工,因此挨冷受饿、经常处于恐惧之中,成了日常的梦魔。

   庭金长得冷俊,于长期的生活压力和认真的生活态度,神情非常严肃。他为人方正,洁身自好,有非凡的自制能力,现代社会流行的享乐生活风气,对他不能构成任何浸染,他象一块大理石那样,纯正而严整。

   谈到民运,庭金一样认为,渐进的和平的理性的道路,应该是也必然是中国民运的主流道路。我们尽管目前在物质上处于劣势,但是历史向来是变化的。物质上的强者,就象目前的中共专制派,只要它违背真理和正义,违背民心,逆世界潮流而动,那么它一定会变得虚弱,直到被赶出历史舞台。

   张林和王庭金很早就实行维权了。根据张林的回忆,那次维权的"间谍活动"过程如下:

   我也时常到魏京生家里去,94年2月的一天,他给我介绍了华盛顿邮报记者孙晓凡,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和英国BBC记者麦杰思,他们很想深入中国农村采访,了解农民的苦难状况。但这是违反中共宣传部规定的。老魏让我帮助他们,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后我赶回蚌埠,和王庭金等民运人士落实这件事,我们精心安排了两个农民特别苦难的乡村。

   在约定的日子,我让王庭金和另一个人去机场接来孙晓凡和黄明珍,把她们安排住在一个朋友的旅馆里,因为按当局规定她们不可以到蚌埠的,凭证件她们无法住进任何酒店。麦杰思没有来,因为他没有一副中国人的面孔,无法进行这次秘密采访。麦杰思后来在一天深夜来到蚌埠,和我的朋友见了面,谈了一夜,但那时我已入狱。

   我们先到怀远县,沿途看到公路边几万农民在修路,我们都很吃惊,文化大革命不是早就结束了吗?怎么这里又在搞大规模运动?我们索性先了解这件事,原来县政府下令沿路农民每家每人都要去挖沟修路连干一个月,每天补助零点五元,不干就罚款,或抓到乡政府批斗。所以沿途8万农民不得不拖家带口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比当年秦始皇修长城还要野蛮!

   见我们问东问西,又不停拍照,戴红袖章的纠察队员就警惕的走过来盘问我们,我们只好匆匆离开。然后我们就到我表弟维方家里,请来许多农民谈话,这个村的党支书一班人特别野蛮,许多农民受到残酷打击。尽管我提前就让表弟作了我们去采访的准备,但是谈了两个小时之后表弟告诉我,几个村干部在附近转来转去,有可能在调集人手来冲击我们。我担心有意外,脱不了身,就匆匆带他们撤退了。

   我和王庭金又陪她们到蚌埠市郊一个村采访,那个村的村长贪污了几十万,当地几百名村民集体告状好几年却没有任何结果,反而遭到疯狂的打击报复。后来我又陪她们到合肥采访了几位民运人士。

   此后不久,所有人都被传讯,王庭金也被抓走,我表弟维方还被怀远公安局关了起来,县政府定性为严重的里通外国,出卖国家秘密的反革命事件,地方政府十分恼火。从那以后,我就不能在蚌埠市及怀远县公开露面了,当地村委会、乡政府更狠,下令联防队只要一发现我就可以先打断我的腿!可能那些报道严重地打击了他们。

   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还要好一点,这时我开始与刘念春合作发展中国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我们频频会见外国记者,当时的英文《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傅睦友友善的提醒我:那几篇关于蚌埠农村的报道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危险,他说:“我们很多记者认为不应当这样做。我们渴望了解真相,向世界报道真实的中国,但我们不能以你们入狱为代价!”

   我当时并没有充分理解这段话,没有意识到得罪地方政府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地方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绩和饭碗,可以不择手段地收拾我。何况北京这时也有这个意思,无论找什么借口,都要把我这个干得太欢的专业民运活动者收拾一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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