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杨炼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杨炼文集]->[本地中的国际]
杨炼文集
·杨炼小传
·本地中的国际
·杨炼文集(English Translation)
·回击世界性的自私冷漠
·杨炼访谈:一座向下修建的塔
·一个艺术家的史诗
·“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与大纪元记者兼谈赵紫阳和共产党
·追寻更彻底的困境——我的“中国文化”之思
·紫郁金宫:慢板的一夜
·发出自己的天问——兼谈当代中文独立写作
欢迎在此做广告
本地中的国际

一.
    从什么时候起,伦敦和我的关系变了?从一座我漂流途中偶然经过的城市,变成了一种“定居”之处。更准确点儿说,一个我在外国获得的“本地”。第一次被那个感觉触动,是搬进现在这个寓所的第四年。一个秋冬之交的阴冷下午,我在厨房里,从后窗朝外看,不知不觉地,好像眼睛在寻找什么,找到了:已开始落叶的、枝条空疏的花园里,那同一个梢头差不多同一个地方,又挂着一只苹果。还是那么小、那么圆、青里透红,和去年那只、前年那只一模一样。像个来赴约会的鬼魂似的,衬着灰蒙蒙的天空,朝我打着信号。
    四次见到同一根枝条上最后一只苹果,这地点对一个人来说就不同了!

    甚至谈不到伦敦,我的外国“本地”,其实不超过几个街区。在城北,这个连许多伦敦佬也不知道的STOKE NEWINGTON,是时间把它变成了“我的”:当我不再只住个三月半年就搬走,这条街就不再抽象。它从我匆匆经过的无数条街中站出来,停下。这些房子、邻居,都脱下面具,恢复了活的年龄。这个街角,每到春天就喷出一树白花,它在记忆中如此艳丽,也因此,当那棵树莫名其妙地被锯倒,我诗里“街角上的唐朝”也同时轰然倒下!当一座墓园、一条河谷成了我散步的自然选择,一片常年浸湿的鲜绿、云影漂过时的一明一暗、夏夜寂静中的雁唳,就渗入我,成为我自己的节奏。季节就这样再次和我有关了。它让我写:“从未真正抵达的秋天/从来都是秋天”,“从未真正抵达的远方/从来在逼近脚下”。我也是一只苹果,能感到果皮破了,一个地点带着它的人群、口音、风景、天气,挤进果肉。一根后天衔接起来的脐带,把我变成一个外国的“本地人”。但,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自然而然”的?历史的?谁的历史?城市的还是我的?我看见的“本地”是当地人的“本地”吗?他们看得见“我的本地”吗?……我每天问自己。
    在远离故土的外国找到一种本地感,比纯粹的漂流更怪诞。作为当代中国诗人,从八十年代末踏上流亡之途起,二十多个国家在脚下滑过。“无根”的痛苦不难理解,“无家可归”的悲哀甚至是一种必须。每个早晨醒来,陌生的房间都在提示一个我梦中的房间:在中国,北京西郊,圆明园废墟附近,一间名为“鬼府”的小屋,一望可知是从一间旧教室改造的。我的书桌是半块玻璃黑板,却记录了我“青年诗人”的全部经历;我的书柜里,珍藏着两只骨灰盒,一只是母亲的,另一只是老保姆的,她们在那儿,我总能感到两束呵护的目光。先天的“本地”就像血缘一样不可更换。我的写作,曾经清清楚楚是那血缘的一部分,来自它也属于它。可突然,这些都变了。后天获得的“本地”,把先天那个推得更远。我的难堪在于被迫承认,“流亡”并非终身专业,也不提供绝对值,却是一种能被磨损和替换的物质。就连血缘也不值得夸大:一个人能在任何地方生存写作,因而不必抱怨命运把你抛到了哪里!当原来外部的“动”变成了“定”,才暴露出内在的“不得不动”。真正的问题,不是“我离开中国多远了?”应该是“我在自己内心和语言里挖掘多深了?”本地,在我不停的凝视中变得无限大。它把我的国际漂流包含在内。象四散的日子,用一只小拳头似的苹果聚焦。空间和时间,倒转构成得多么诡谲!
    二.
    一批用中文写作的诗人,长期住在外语环境中,参与世界各地的文学活动,甚至以作品的译文获奖,这是中文文学史上一个新现象。无论基于诗人的敏感,还是诗汲取现实的天性,上述情况都不可能不影响我们生活和写作的方式。此文就是一个例子,它是为意大利SCHEIWELLAR出版社的中、意、英三文对照本《大海停止之处》而作。这里,三种文本勾画出一部诗集的“国际”旅途:我的中文,与我1992-1993年间的漂泊血肉相关;意大利译文,在继续我和译者鲍夏兰、鲁索间从未间断的对中文诗的讨论;而霍布恩的英译,则给这本书打开一个更加广阔的读者世界。这个诗的“国际事件”,表面上看,正与本文的题目背道而驰:要讨论“本地”,怎么离“本地”越来越远?但只要深入一点,就不难发现,其实“本地”正是“国际”的前提。因为不同“本地”体验的比较,“国际”才成为一个实体,而非一句空话。将近二十年前,我已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命运之点”。我谈论的是文革中我插队的那个小村子“黄土南店”,在那儿,我的人生第一课,学到的是人和大地间既爱又恨的纠缠感情。黄土养育的一代又一代,也象被黄土的牢狱囚禁着。直到,千百年被轻轻抹去,也带走我流失在那里的三年。是鬼使神差吗?我怎么知道,以后,这种我绝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被抛入命运渊薮的地方,会一再出现?“命运之点”,有种种化身。它能是一个地方,也能是一种状态。1989年之后,中国诗人先是被迫、进而接受、终于自觉的放逐,确实是一次“洋插队”。当我们不再仅仅抱怨失去的东西,而是讨论“漂泊使我们获得了什么”,对一个处境的理解就清楚了。“现实是我性格的一部分”(《伦敦》),它也是诗反抗的天性的一部分。我的国际漂流,也可以说一动没动。在我和中文之间、我和诗之间,始终有种稳定的关系。那就是由一部部诗作体现的、外在世界向我的语言世界的不停转化。犹如一个剥离过程,把任何文化、语言、国度、地域、社群、政治、乃至学派诗友的共性因素剥掉,我只和自己某个特定的语言阶段有关。这个“本地”,既在我的漂流轨迹上,因而包含“国际的”层次;又警惕着“国际”的空洞,而坚持以每个点上的具体感受互相对话。一条由“本地”与“本地”组成的轨迹,让诗作和诗人重合在一起。
    诗集《大海停止之处》,收入了我九二至九三年间的全部诗作。那两年,被我称为漂流途中“最黑暗的时期”。回国之梦越来越渺茫,陌生人群中的日子看不见尽头。生存的压力且不说,我们用什么去填满“为什么写”和更严酷的“怎么写”那个黑洞?顾城就是在这个黑洞中消失的。他的悲剧,集历史的遭遇和写作的困惑于一身。他写于同一时期的作品《鬼进城》,与其说是新的美学探索,不如说是现实“连贯性”的崩溃。我能清清楚楚感到那崩溃背后的一种寻找。诗人得找到一种能够归纳现实的形式,以使自己的语言——和自己——活下去。这正是我一直强调的形式与内涵之间“必要性”的由来。《大海停止之处》可以被看作我的寻找。九二年初,我到达纽约,诺大的都市中认识的朋友廖廖无几,住在窗口开向哈德逊河的房间里,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在沉下去。“四月 以河流为幻影/河流那忘却的颜色 以我们为幻影”。对我来说,周围的“黑暗太多了 以至生命从未抵达它一次”。我没法想像,英语的“黑暗”一词竟然没有复数形式。就这样,诗题《黑暗们》成了我的故意而为,翻译成英文后,我竟强加给英语一个词!《类似阴影的房子》一辑,写于纽约上州的艺术村YADDO,松树环绕中,我的小小工作室,“昨夜再也不会过去 你/四周阴郁的窗户只开向一个人的疼痛”。那两个月,简直是一次原子能释放。当《天空移动》,我们也移动,从北半球的夏天移入南半球的冬天,滞留在新西兰的几个月,真像“走在墙上的断脚”,脚断路也断,唯一能做的,就是俯瞰“死羊羔的海”,像一棵树被明亮空旷的天空压迫着,“突起漆黑的前景”。在我的想像中,这整部诗集是一次长途助跑,迂回曲折地奔赴某个起跳的刹那。组诗《大海停止之处》就是那次起跳。它在这部书的结尾,把一个诗歌阶段和一种人生阶段集合了、完成了,既是终结又像源头。那个在中国写“把手伸进土摸死亡”的我,终于在自己之内摸到了大海。“海”不再只是一个字,一个遥远的神话。我自己的漂流把它移近了,认出了,“大海 锋利得把你毁灭成现在的你”。我记得很清楚,澳大利亚悉尼城外,那块南太平洋岸边高耸的峭壁上,我坐着,涛声自脚下传来。岩石的尽头,正像日子,“尽头本身又是无尽的”。流亡者的“无根”生涯,在冥冥中让我盯视着自己出海——自己在自己之内出海。那一刹那,是不是诗的最后一行“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已经注定了?这个组诗,在我全部写作中意义重大。不仅因为我写它时,体会了少有的诗和诗人“共振”的状态,日常生活就像加入写作似地提供着完美的意象;更因为那个犹如天赐的组诗形式:四章,四个结构,四种层次,一层层追问着“现在”,轮回到脚下这个处境深处。我在这个形式里建立的空间,像建筑,更像音乐。一个自觉的设计是,在相似的句式之间、每章同构的尾句之间,创造一种音乐般的内在记忆。这样,组诗最后一节中出现确切的地理描写就不奇怪了,那最精确的恰恰是最象征的;我从悉尼大学回“家”的路,恰恰是生命的“无家”之路。“所有不在的 再消失一点/就是一首诗……”这首诗,给我漂泊的困惑一个确认:现实之“无根”,正是“精神之根”。我终于找到那个人生的形式了。
    三.
    当代中国文学先天的可悲,在于被意识形态简单化,以及明知一场游戏的无聊却还得玩下去的无奈。或者说,大多数“作品”,无非是意识形态的殉葬品。它们被写出来、发表、炒作,却毫无文学的意义,更谈不到创造任何思想价值。对这个世界而言,共产观念早就死了、完结了。中国人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斗争,和博物馆里复制的恐龙大战没什么区别。当然,这个简单化,也方便了不愿意——或没能力——学习的读者评者,在同一块化石里,“共产”恐龙和“冷战”宣传兼备,那生产一部政治动画片还不轻而易举?可是,诗内在的丰富性在哪儿呢?让诗人着迷的创作之美在哪儿呢?什么是诗的真正的问题?
    我把我迄今为止的创作分为《中国手稿》、《南太平洋手稿》和《欧洲手稿》,三个名称,都在突出我生活之处和我写作的联系。用比喻的说法,那是一张我自己的世界地图。不同的地点,被作品一处处标出。我喜欢感到:地点是活的,它们能“不知不觉”潜入我的文字,成为隐在里面的鬼魂。在这个意义上,“本地”不止是我居住的地方,它必须是被我“纳入”了我的写作的地方。当我在中国写《与死亡对称》,黄土下那个近在咫尺的死亡世界就被唤醒,支离破碎的兵马俑,像一个个方块字重申着万古不变的命运。同样的例子,当我在苏格兰铁灰色的大西洋边朗诵《大海停止之处》,我才第一次发现那组诗有多么蓝!诗句有比我深刻得多的记忆。那南太平洋无影灯一样雪亮的阳光、空中弥漫的透明粉末,夏夜凝成固体的炎热,都蓝莹莹的,能被吸进肺里,融入血液,再钻出手指,留下笔迹。“蓝总是更高的”,谁在高处远眺过大海,谁就知道那不是诗人的形而上学,而是一个物理的事实。但正因为它的精确,才把我的那一段经历结束得漂亮,并能够开启长诗《同心圆》,我《欧洲手稿》中第一部作品。就这样,“本地”从不静止,它们随诗作的生长而生长。它们不停展示自己的“深度”,当一双诗人的、考古学家似的眼睛在观看!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