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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论》第二章

《全球政府论》
   On Global Government
   第一部 全球一体

   Part I Global Integration
   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
   Chapter Two
    The Forms of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与内陆文明)
   (Oceanic Civilization and Inland Civilization)
   一,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1. Navigation as Path to Liberty
   二,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
   2. Open Society and Society of the Great Wall
   三,城邦与王国
   3 City-State v. Monarchy
   四,崇拜技术与崇拜人力
   4. Worship of Technology v. Worship of Human Labor
   五,伦理社会爱好喜剧、粉饰太平
   5. Preference of Comedy in Ethical Society as Facade
   of Peace
   六,海权与法治的关系
   6.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ights and Rule of Law
   七,个人主义是海权的意识形态
   7. Individualism as Ideology of Sea Rights
   八,海权的重要在“经济发达”之上
   8. Sea Rights as Priority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
   九,旧传统的顽固和新文明诞生之艰难
   9. The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dition against Birth of
   New Civilization
   一,航海文明是人类自由的导体
   1. Navigation as Path to Liberty
   所谓航海文明,不是指“渔民作业”,而是指“基于航海贸易的商业文明”,它也包括“海外殖民”、“海盗战争”。
   所谓内陆文明,指古老的依赖陆地生活的文明,以区别于后起的依赖海洋的商业─殖民模式,内陆文明比较航海文明,是人类更为古老的生活方式,从原始的采集─游猎方式,渐次发展为游牧─农耕的方式。
   可以说,人的文明程度是依序展开的:
   1,采集─游猎方式;
   2,游牧─农耕方式;
   3,商业─殖民模式。
   而海路贸易,比陆路贸易具有更大的优势,即使在航海技术还不甚发达的古代,这种优势就已经显露。比如,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大厅内陈列的一艘宋代木船残骸,残长二十五米,残宽十米,据推算,其运输量已经足与一支七百头骆驼组成的商队相匹敌。(《中国青年报》1984年4月29日第6版《泉州览古》报道)
   一个强大的海上船队无异于一个独立王国,它可以不受封建割据势力的阻隔或盘剥,获取更多的利润和更大的自由。明清的中央帝国,之所以不惜工本和人力全力发展陆上漕运,而不愿发展南北海运,其目的正在于有效地控制水路贸易、扼制商人势力的独立发展。
   正因为海上贸易具有这种优势,大凡海上贸易势力可以达到的地区,陆上贸易就相对衰落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发现并开拓了绕过好望角直通印度的海上贸易路线之后,中东地区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直到十九世纪打通了苏彝士地峡之后,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才重新提高。二十世纪初,德国人拟议中的“柏林─巴格达”铁路,正是为了部分抵消英国人手中苏彝士运河的重要性。
   
   知识的自然状态即实用状态所形成的应用技术,可以自发产生于内陆社会相对隔离的文化圈中。而接触面较广的航海社会,则富于吸纳性和继承性,它造就的商业社会经常暴兴暴灭,不同于较为稳定的农业社会;它所创造的知识系统更具理论状态,其基础科学用以综合、协调它所接触的复杂而异质的各种文化遗产……海洋性的开放型社会善于吸取,只是当它自身的文化已经发达,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先前的老师时,它才转向给予,呈现出文化意义上的“放射状态”。比如,希腊人只是到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希腊化时期,才进入这一放射状态。从商业活动的角度看,海洋比陆地更安全,因为它只需克服自然条件方面的困难(如风暴、礁石等等),而较少受到来自陆上的暴力威胁。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海上商队比陆上商队更容易发展,它的单一关注对象是如何发展技术,而不是如何组织部落联盟,以保障通商活动的安全。所以海洋文明的政治意识,不及内陆文明。例如,以海岛(如克里特、推罗、西顿、爱琴海诸小岛屿,以及一些半岛,如阿提刻、迦太基、小亚细亚沿岸等等)为基地的海上文明,不易遭受来自陆上强国的压力,而能较为自由地吸取他人之长,以发展自已的商业、技术、文明。
   同为古代地中海区的“海权国家”,希腊文明与腓尼基文明的差别就很大。两者对技术的共同关切技术发展无疑是一致的,希腊字母还是从腓尼基书写系统借鉴改造得来的,但在技术崇拜的意义上着眼,腓尼基远远不及希腊那样深入。这可以从两点得以说明:
   1、希腊人据有爱琴海沿岸的众多岛屿和半岛,因而具有更根本的海上文明性质。相反,腓尼基人世居埃及与两河流域之间的通道,故经常遭到两大强权的袭扰甚至鲸吞。他们后来迫于内陆纵深地带更为野蛮残暴的强权如亚述的毁灭性压力,才逐渐转向海洋发展。不像希腊并非陆上交通的要道,因而不容易成为内陆强权意在必得的垂涎目标。
   2、作为希腊文明的前身和渊源的迈锡尼(Mycenae)文明就是一个海上强国,据它渡海远征特洛伊人并进行了十年持久的围困战,可以判断它控制着当时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一带的制海权。再从它征战胜利后满载俘虏与战利品归去的传说,可以想见其海运之盛况。
   而作为迈锡尼文明渊源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海上强国,公元前二十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它几乎垄断了整个东地中海的海上贸易。现代参观米诺斯遗址的人们,往往惊叹其生活的“现代化”──有着各种近乎现代世界的生活设施:从自来水系统、抽水马桶到地下水道,以及舒适的桌椅、非宗教的装饰品、现实主义风格的绘画等等。米诺斯文明的这种特点与其他古代文明截然不同,甚至不同于半岛上的希腊文明。这个“谜”的形成当然有诸多因素,但显然它是一个比希腊半岛更为纯粹的海上文明,可以更加少受陆上强权的干扰而独自发展自己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与近代的英国和亚洲的日本相似)。再加上它地处古代几大内陆文明的中心之间,独占了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这就为它奢华而优雅的文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在十六世纪曾昌盛一时,当时,从新大陆到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大都揽在他们手里。但西班牙人作为一个民族,却始终没有取得“海上民族”的资格。所以,西班牙也就未能产生一种堪与中世纪早期的北欧、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近代早期的英国──相媲美的海上文明。关键在于:西班牙的社会重心依然立足于比利牛斯半岛的内陆,始终没有成为一个以商业立国的民族。而斯堪的那维亚人、汉萨同盟的德国人、威尼斯人、荷兰人、英格兰人以及古代的米诺斯文明及其后继者希腊殖民者──却是以商业立国的民族,就像是二战后的日本。
   二,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
   2. Open Society and Society of the Great Wall
   这种差别对文化的影响:
   (一)开放型的海洋文明流动性强(故能在数百年间暴兴暴灭),追求用以“征服自然”技术、科学、思想尖端的倾向较为明显,文化呈多元性:艺术、科学、宗教、伦理等门类的独立性强。其特征是追求绝对的、客观存在的真(哲学与科学)善(宗教与伦理)美(艺术的真实与完满),由追求技术的传统派生出来。因为:技术的优劣有“客观标准”,而检验的程度甚为简单。这种情形促进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
   反之,防范型的内陆社会凝聚性强,故扩张不力但消亡也慢,追求社会的和谐而非“征服自然”,注重维持伦理道德和政治均势。其文化多呈一元性,或以宗教立国(如埃及、印度、希伯莱)或以伦理立国(如中国),或尽力维系国际间的政治均势(两河流域)。其文化特征较为倾向实用主义,不以绝对理念(宗教的、科学的、或政治的)为追求对象,而以相对的现实生活为目标,这是由聚集人力的倾向发展起来的。
   总的说,海洋性开放型社会的文化,呈现“辐凑状”,属“综合型”,像密蜂酿密似地从各个更早的文明中心采集有益于自已的文化因素,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使其国际关系像木轮上的众多辐条与轮轴那样形成“辐凑”。大陆性防范型社会文化,呈“放射状”,属“凝聚型”。历来史家,因此盛称中国民族的强大“凝聚能力”,能够集形形色色的种族于自己的文化熔炉之中,陶冶之。它的国际关系宛如一盏灯塔在原始空间中四处散播着光热。当然,它不纯然给予,还从那些原始的但富有潜力的社会中提取自己的文化所需要的养份,并在这“给予──提取;提取─重新给予”的交流中,发挥凝聚力,把本来分散的环境,凝炼为具有内在统一力量的文明。对海上文明而言,只要掌握了制海权的技术,就不虞遭到武力征服。“大陆封锁”对它也往往无计可施,因为海上交通线可以延伸得很长很长,除非所有大陆都被敌对势力控制,内陆文明拿海上文明是毫无办法的。内陆国家或部落联盟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没有天险可以凭籍。他们最关心自己的安全,但最没有安全。因为他们远比海岛或狭颈的半岛更难于防守,容易受到包围和攻击,“安全边界”于是成了他们注意的焦点。在古代世界里,人民主权思想尚未觉醒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获得这种“安全边界”,要么筑起人造的险峻(如万里长城或大规模的要塞系列),要么采取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无论是建造大规模的人造工事,还是推行扩张政策,“人口”都是内陆国家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古代条件下,人口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实力。这样,内陆性的防范型社会,对获得更多的人口和居民,远比获得更高级的技术更加感到兴趣。
   在以商业立国的某些内陆国家(如巴勒斯坦、丝绸之路、南德意志、阿拉伯沙漠等)的生活中,我们则发现了某种混合形态:它们身居内陆,不得不顾忌来自腹地对手的人力压力,而海上航行的缺如,使他们对技术发展的关心也不能专注。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内陆商道”都一度有过相当发达的手工业,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却没有条件发育成熟。这是因为,这些内陆文明首先关心自己的国家安全能否较易逃避来自腹地的攻击,因此在它们的活动中,人力的作用决不低于技术的作用:人力既有助于保护商道(古代结队而行的商队自然是人数越多越好),又能“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在内陆商业社会里技术发展的作用,较之海上商业社会就大大降低了。
   以商业立国的海上文明注重技术,以农业立国的内陆文明注重人力。其道理并不复杂: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对于冒险远航者来说,第一,船上装载不了很多的人员;第二,装载了再多的人,遇到海难时也于事无补。其实,即使在航海技术相当发达的现代,情形依然如此;人力,不是航海活动及海上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而先进的尖端技术才决定了能否获得海上优势。而想要保持海上优势,一定程度的人力支援作为后勤力量固属必要,但更紧要的却是保证优先发展新技术,以便在海上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技术差距与其海上角逐的关系,也说明了先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获得海上优势的关键,而发展海权的努力,反过来促进了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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