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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不是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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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贫血症正在困扰着中国
·爷孙间较量、父子间冲突
·解放军害怕印度象兵
·从天下散人变成国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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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北韩超过大国苏联中国
·挪威的绝望——“圆柱人生塔”与纳粹死亡营
·“诺贝尔和平奖”来自诺贝尔弟弟的血肉
·成吉思汗的腐尸是谁的国宝
·瑞士独立于恐怖袭击
·我的自由就是不能让你自由
·大国终于对小国俯首
·中美大国“唯北韩小国之马首是瞻”
·中国俯首甘为北韩的人肉盾牌
·美联社向北韩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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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生存歧路


   五色海第四卷:冬天的书
   (零点哲学)

   第五章生存歧路
   一,光
   二,各民族神话中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
   三,内驱力决定了一切?
   四,“事业”──这是生命洪流的口实
   五,文化沟通的出路在哪里?
   六,学者的病态
   七,中庸精神的败落
   八,在对救世主和上帝的本能直观中
   九,“相反即相成”
   十,要歧路,不要羊
   第五章生存的歧路
   一,光
   270
   清晨、黄昏,大自然下色调变得格外鲜艳──它不仅为朝霞、夕阳所染,且因适度的光线,而显得五彩缓纷……凡是留心过自然景观的心灵,都会发现,自然景致的色调,在过强或过弱的光线下,都会失真“本色”。过强的光线,会使物体显得发白;在极强光的辐射下,甚至黄色的沙漠景观也会变成一片白茫茫。过弱的光线,则使色彩趋于灰暗,在极弱光的辐射下,甚至鲜红的花朵也是黑色的。两种状态,会使物体固有的五颜六色同样弱化──尽管朝向两个端极。在月光下,世界显现为不同程度的银白色,给人以圣洁、华贵的印象。在朝霞、夕照里,世界染上多层的血红──甚至连苍白的脸,也变得十分娇艳。
   大自然的光线,对人的官能视觉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对人的文化命运有重大启示。
   文化圈的光线,对人的精神视觉有同等功效。不同的文化背景、时代精神、风俗时尚、教育程序──不仅决定了人的眼光,而且决定了他能看见什么并看见的是什么。同时代人的视野有宽窄之别。视点有远有近之分,但眼光所射的角度,却不幸而具有同一性,因为它们淋浴在同一文化光线之下。不同的眼光,会被斥为“视觉错误”。更有甚者,问题还会被追究到头脑的“思想方式异常”和心灵的“心理变态”上。
   271
   柏拉图说:“肉眼迷蒙之后,心眼才会敏锐。”心眼是什么?是对肉眼的反叛,但也是延伸!它的功能可以提升人的视觉的总水平。当来自肉眼的直接视觉遭到抑制与削弱,心眼就兴起发光,以其间接视觉的想象弥补感觉世界的表象损失。随着生命之流的“大江东去”,肉体越是功能日下,精神就越是高涨起来,以便对人的整个机能提供可以代偿的动力。
   探索与求知,在发育中的青年身上特别显见。而凝聚与支持,在发育完毕趋于没落的中年人身上则特别显赫。凡此种种,都是与他们的体能相一致的。有过剩的体能,才有探索的冲动;有体能的中衰,才有凝炼的表达。
   272
   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包括着“二元”:
   一,先天的、遗传的、生物的“自然人”;
   二,后天的、习得的、文化的“社会人”。
   在任何现代观念能够发现的“人”即便是所谓“原始人”的身上,这二元都在互相制约中平衡着。
   即使“魔鬼”的存在与活动,也是依据这“二元”,一分为二的。
   首先,这体现为个人身上的动力因素。它潜伏在每个人的身上,依据其内外条件而获得不同的表现。心理学家们如此描述它:人类的各种活动受到各种内驱力的控制。
   我们饥、渴、思、睡;我们渴望钟情;有时我们愤怒和吃惊。假如我们把本经感觉到的才智,所计划、指导的行动,归类为内驱力控制的一种行动──那么,几乎所有动物的行为,和大部分的人类行为,都是内驱力控制的行为。
   273
   我们往往意识不到,为什么我们会采取这种行为而不采取那种行动──这种“不知不觉”,具有许多形式。
   1,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一个孩子在食品店门前站住了。他并不自知:正是由于饥饿,橱窗的摆设对他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只是事后,他才记起那天曾误过一顿午饭。这一例子表明,内驱为能把被感知的事物中最为“重要”的东西突出出来。
   2,正在等候女友约会的人,可能跑到一个陌生人面前,把她错当所期待的人。他不了解,由于渴望,使一个陌生人变成了期待中的人。他却以为自己的视力不好而感到窘迫。这里,内驱力使知觉起了变化,产生了错觉。
   3,一个儿童在陌生的房间里醒来,惊慌哭泣,确信自己看见了一只老虎。但一开电灯,老虎便消失了。这里,内驱力产生了幻觉。
   就是这样,我们的心境、情感、内驱力和愿望,常常润色和改变着我们周围的所谓客观世界。我们的动作受种种无意识的内驱力指导,我们察觉到的那些需要和愿望,是我们附加在它们之上的。
   如果内驱力受阻抑的时间太长,在完全没有适宜刺激的情况下,行为模式也会出现。动物行为的研究者康拉德·洛伦茨叙述过一个例子:当被捕获的、已习于在碟中吃食的燕子,被允许自由飞行时,它却“表演了”在空中捕捉昆虫的全套本领,就像表演哑剧一样。它盯住昆虫、向昆虫猛扑过去、捉住它并吞咽它──其实呢,根本没有昆虫在场!这种情形表明,动物也有和人相似的表现欲!(L·V·圣保罗:《电控制的行为》见R·F·汤普森主编《生理心理学》,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由此可见,人们感受到的“诱惑”,是内驱力的外向投射。有怎样的内驱力,就生出怎样的诱惑;内驱力越强,则诱惑越强;故同一的“客体”,对不同的“主体”具有其实迥异的含义。内驱力若与环境失去平衡,就会生出“恶魔”。
   二,各民族神话中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
   274
   各个民族的神话洞天中都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而从各种神话中派生出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观念系统,也都不自觉地承袭了这一禀赋──制造出各自的恶魔范畴。所谓恶魔,就是人在观念世界中力欲避开的那些诱惑。它曾如此强大,以致人们可能因此与自己的生存处境失去均衡。正是为了克服这一威胁,才会出现了对“诱惑”、对恶魔即对特强的内驱力的谴责。
   人的群体内部的动力因素,则不断塑造因而不断改变改变了各个群体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的形态。这些群体的动力因素,通过个体活动表现出来,但比个体能量更持久。正是在群体生活中,作为动力化身的某些个体,才获得了他那“魔鬼”般的意义。在规范意识中,“动”常与“恶”被联想到一处,正如“善”常被与“静”等同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人心的惯性──他对习常之物给以赞许,而对新奇之事则充满疑虑。这种长城一般的心理,在各种神话中都获得了非凡的“道德表现”。
   这就是被指为“不安定的因素”──撒旦的诞生。在希伯莱神话中,魔鬼撒旦引诱水性杨花的女人吃下了智慧果。魔鬼撒旦扮演着双重角色:
   一,在人的心中,魔鬼是人的内驱力,否则,就产生不了对人的“诱惑”。事实上,夏娃和亚当,只能是先有了内驱力,然后才“发现了”“恶魔和他的引诱“。
   二,魔鬼本身就是人的一个对立因素。即,撒旦不是别的种类,而是人类的诱惑者,他负有打破现有平静、从蒙昧状态中唤醒罪性的使命。在感官世界的维护者的崇拜者来看,魔鬼是邪恶的,因为恰恰是恶魔揭露了世界的虚幻性,而各种宗教组织的权威却是在拼命维持这虚幻的存在与神圣的观念,以便控制局面。
   希伯莱的撒旦不是孤立现象。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类似形象──盗火予人的普罗米修斯神。他与撒旦的类似处,迄今被忽略了。原因在于道德观念蒙住了我们的眼:
   撒旦是“坏”的,普罗米修斯则是“好”的。诸如此类。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1,他们都违背至高之神旨意、把神的秘密揭示给人。
   2,他们都是人的文明的发动者。
   3,他们都因此泄露天机的罪行而受到至高之神的惩罚,永劫不复。
   撒且在诅咒中变成了无足的蛇,普罗米修斯则被绑到高加索的悬崖峭壁之上,听凭鹰鹫啄食他的肝脏……
   中国神话中的“鲧”(大禹的父亲),也有类似的命运,他违背天帝的旨意,盗取神物“息石”、“息壤”为人类消除洪灾。这种创造性的“泄露天神秘密”的背叛行为,也受到了最无情的惩罚:他被殛杀,死在“羽山”,治水的宏愿化为泡影。
   鲧的命运比撒旦和普罗米修斯也许更不幸:他不仅被杀死了,而且,他的牺牲也毫无成效。撒旦和普罗米修斯还都通过自己的受难,成功地改变了人的命运,但鲧则徒劳无功。而他被迫中落的治水的伟业,只是由那位从鲧的死亡中诞生的儿子禹(“鲧腹生禹”),在鲧死后用一种全然不同于堵塞的疏导方法,完成了治理洪水的事业。
   这些雄浑的史诗场景,不是简单的“宗教呓语”,而是对文化史上确曾有过的动态,所进行的实况描写。这些堕落的故事无不充满了圣洁的牺牲,宛如一曲曲“创造之歌”的庄严合唱。
   鲧──撒旦──普罗米修斯,以各自的魔鬼神性,在各异的环境中,走上了自己的英雄祭坛。他们一个比一个幸运。
   鲧死了,撒旦遭到永恒的诅咒与放逐,普罗米修斯则在囚禁中被人类解放,在颂扬声中胜利归来。正因为他们故事的结局不同,所以希腊人的科学和发现征服了世界,希伯莱人的宗教和信仰影响了世界,而中国人则是用开饭馆和洗衣店的手艺漂流世界……但愿这样的玩笑早点结束。
   这些神异的叛逆,为什么受到古代民族如此的注目?难道他们仅仅是些“自然力量在原始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不对。今天,谁也不会无条件地屈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断语了。实际上,这些神话是在说明,那些至高至上之神(中国的“帝”、希伯莱的“耶和华”、希腊的“宙斯”)的对立面(中国的“鲧”、希伯莱的“撒旦”、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实际上是:人的内驱力与创造精神。
   275
   “魔鬼”等神性英雄不在人类之外,就在人群之中!
   “不安定的因素”不在社会层面,而是活跃在人的灵魂中和血管里!
   ──他要挣扎出来,他要“打破”现在、“开辟”未来。哪怕这未来充满了苦难、不安、牺牲、永远绝望等一系列的未知数!
   这些超人式的史诗场景,是人类中的创造者命运的象征。
   为什么鲧的命运最为悲惨?这很可能暗示着,生长在远东文化圈中的创造者们,所经历到的幽暗、曲折,最为突出。他的业绩只能在他的下一代的身上,获得成功。正如鲧的业绩只能由禹来“克绍厥绪”。神话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是很有深度的,它的深度来自它的复合与仿佛的矛盾。如果它一气呵成,反倒失去复杂的内涵与充沛的内力了。
   例如,鲧、撒旦、普罗米修斯,其实又都不是简单的新神。用文化史研究的光,透视一下,他们竟比后来居上的“帝”、“耶和华”、“宙斯”诸神,还要古老!
   鲧的形体是一只巨大的爬虫,撒旦则是著名的“蛇”,普罗米修斯则是前奥林匹斯神系(即宙斯家族)的提坦巨人族成员。因此,他们比后来居上的更为人格化的至上天神(帝、耶和华、宙斯),历经了更多的沧桑。推动他们“启迪人类”的,并不是纯净无私的动机,相反,他们的内驱力是最古老的“复仇意志”。──由于不甘屈居新兴的大神之下,他们要起而与之抗争,才与正在萌生独立意志的人类,结为盟友,以反对趋于稳定的神界新秩序。类似的事例,充塞了一部文化盛衰嬗替史,古枝与新芽嫁接,活水与死水交汇,孙辈之力与祖辈之愿相合,才得以迸发出“魔鬼般的活力”,以反抗父辈的专横。它不受规范、难以逆料甚至不可名状──旧的语言已不足以描述他,新的语言则没有为他成形。所以,在这黎明前孤寂中,人们就说他充满了“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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