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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权第四部下“人性·外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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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都起源于人之思想
·思想主权第五部“途径篇”第一章
·思想主权第五部第二章、国家主权的来源
·国家主权制造爱国主义
·各种国家主权的冲突
·国家主权的野蛮性
·上帝的主权与国际法
·结构主义与思想主权
·谎言、个人主义、与之合一
·如何确认“思想主权”的存在
·思想主权的人形典范
·思想主权的基础就是正义
·人间没有终极对错,只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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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成自然的人与禽兽
·如何可以不让悲剧降临呢
·划时代人物的生命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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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半开化的尴尬

五色海第三卷:秋天的书
   (历史之天)
   第六章 半开化的尴尬

   一、自我是宇宙的心
   二、理性与直觉
   三、论时间的社会规定
   四、伦理行为对宇宙的影响
   五、正确的信仰与错误的信仰
   一、自我是宇宙的心
   227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合称“新三十年战争”(前一次三十年战争发生在(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之间)。这次战争类似于古希腊史上分裂了希腊文明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同样是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不仅毁灭了众多的物质财富,而且撕裂了西方精神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短暂的休战期间发出的“西方文明已经没落”的惊叹,就使得那个时代所有的心灵,都受到了震撼。这次较之地震和火山爆发更为剧烈的社会震撼,动摇了许多根基式的信念。对西方文明可以不断生长的能力,开始了怀疑。
   正如历史上周而复始的情况一样,有病的文明肌体困于自己的危机,开始向外寻求出路,出路不仅是物理上的,还采取了精神上寻求药方的索取形式。这样,西方的实证主义开始向东方的神秘主义接近。这种对话带有历史性的含义。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对话”的明显结果。因为它仍在持续,它的建设性还未显露出来。但其破坏性,却引人注目了。
   这种破坏性,表现为“从实证主义向直觉主义的转折”,甚至在科学实证论与宗教直觉论的矛盾中徘徊,而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这种夹缝中的心理处境,使得“多元论”和相对主义风行。多元论来源于多神教,它的流行对于一贯奉行一神教的西方社会来说简直是不祥之兆。
   228
   在一神论的传统西方社会,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或是“分庭抗礼”由来久矣,不像在多神教的中国,科学和宗教经常混合在一起,形成所谓伪科学。
   宗教作为直觉的产物表现为信仰,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表现为实证。区别尽管如此,由于它们同生于人们的心里,自古以来又彼此渗透。即使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统治时代,科学作为神学的婢女而存在,神学的论证还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性与实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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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基督教发展的历程看,耶稣和保罗是两个重要人物,耶稣开辟了上帝的新约,而保罗则把这新的信仰推上了国际舞台,从《圣经》记载看,这两位都是直觉强于理性的。在基督教后来的发展中,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是两个重要的思想代表,但他们的信仰内已被理性和实证的方法遮盖起来,甚至是用理性和实证的方法开路,去说明信仰与直觉。在东方世界的佛教发展史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假象,即宗教的直觉与信仰,被装裹在大量的理性与实证的推导程序中,其程度较之基督教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佛教的创始人那里,哲学倾向从一开始就比宗教倾向更为明显。原始佛教的信仰,很大程度上依靠哲学的悟性来支持。佛学大师的信仰,依赖理性证明的程度是根深蒂固的,今人已经不再接受佛教的信仰,但依然对其派生出来的论证方法之睿智发出惊叹。佛学大师对人类精神现象所作的心理分析的精致性和深刻性,甚至远远超出西方迄今为止的心理学,尤其是就哲学意义而非实证科学的意义而言。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脱基入佛”,即脱离基督教而进入佛教,这个过程是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的。
   230
   在心灵死去之后,方法倒还活着。这似乎充满了讽刺意味。当今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处在注重方法而忘掉心灵的文化季节。人们已亡丧了“羊”,却还在“歧路”上自得其乐,羊就是“一元真理”,歧路就是“多元价值”。
   科学作为一种“对万物和人都予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系统化方法”,当然既非真理又非价值,而只是工具。至于现代宗教则更是依赖人的心灵体验,而非客观的启示,所以有些基督教派竟然流行违反《圣经》的同性恋。科学是知觉和经验的延伸,宗教是感受(也可以称作“灵魂”?)和体验的延伸。而马克思主义者只强调前者而完全抹煞后者,结果是用后者代替了前者,形成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悖论。例如,当马克思强调“宗教是鸦片”的时候,他的虚拟前提是“没有经验以外的世界”,可是他这么一个血肉之躯怎么能够断言自己已经知道了宇宙的全部奥秘,“从而能够正确地断言什么存在,什么又不存在呢”?他又如何可能正确地“预言”那个虚幻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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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和幸福一样,都是无法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法”予以测量的。对一个穷人来说,很少的一点财富和收获就能构成“幸福”,而对一个富人,比那穷人的财富大上几千万、几十亿倍的财产,也无法保证他的幸福。这无非因为,可以定量定性地予以测量的东西,对人来说永远只是外在的而且是较小的因素。宇宙的不可测与幸福不同的是,宇宙这个外因太大了,是相对脱离人的知觉和经验的。
   可以定性定量的东西,被认为是“具有严密性”的东西。其实,这种严密性是人自己创造并贴加上去,而非事物固有的。“严密”和“精密”,都是从人体生发出来的,然后再化为外在的尺度,人们通过这一转化所造成“理性范畴”对万物和他人作出了理解,并通过“理解”而实现了认知的把握甚至具体的占有。在这条漫长曲折的“理解之路”上,各不相同的“内在体验”在“齐一化的规范”下,被阉割甚至腌制了。万物和人被“理”所分“解”,这就是“理解”,这就是通过支解而实现系统化的戏剧动作。
   这是科学方法特别不同于宗教体验的一点。但宗教也并不完全排除“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只是说宗教的定性定量,要以个体的内在尺度及其体验作为基础。在科学意义上,“每个人其实都怀有一个不同的宗教,但所有的人都只能握有同一个科学。”
   232
   科学的外在尺度和“客观的规律”虽然不可等同,但它在个体和不同社会之间还是可以通用的。而且由于它的可通用性,而被误认为具有客观的性质。于是“普遍的看法”成了“真理”,作为流通于人间的精神货币,它的可验证性其实只是流通的交换功能。但交换功能绝非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交换功能的变异,科学的发展只能建立在对已有科学的否定及扬弃上。现代的科学理论,也从认识哲学和历史经验的角度,阐述了科学理论的可验性,并不等于它的真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严密性,会暴露出自己的阿基里斯踵,从而被新的范畴所扬弃和否定,使其丧失真理的身份。就像一条泥锹,又从渔夫的手中滑走了。对科学的客观性信仰,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为什么在世界各国纷纷破产的深层原因。
   233
   当然,强调科学的方法,对当代中国诚然具有应用方面迫切性。中国是个通用习惯法而缺乏成文法的“原始的文明社会”,在民族心理中,一贯缺乏定性尤其缺乏定量的观念。我们甚至在煮饭的时候也不是量水量米而是大概估计凭经验处理的,结果自然人人各自为战,误差很大。阻止科学精神在中国普及并成为一种新型习惯的,是原始社会带来的陈旧习惯,而不是科学技术的不发达状况。同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人就不是这样,他们连洗涤地板的水都是用量杯来调制的,所以既精确,又省事。如何培养这样的定性定量的“科学习惯”,并不是一个科学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此,理性方式再次陷入二律背反,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唯物主义圈套。
   234
   关于科学的利弊,无数专家已经作了透彻的讨论,我们想说的仅仅是,科学并非社会发展的杠杆,相反,是科学自身在思想宽容和社会需要下发展起来,而这两项条件,又只是历史中并不多见的珍贵场景,具有特定的时空性,宽容已经社会的需要都是无从模仿的。
   现代人热衷于讨论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可问题偏偏是,只有在宽容或适当的压力下,信仰与科学之间同舟共济的命运才能得到充分的认可。如果一味排斥科学,信仰就会窒息了自己的活性,如果一味解构信仰,科学就会阻塞了自己的依托。因此,科学与信仰、理性与直觉,在人的精神世界中需要同舟共济。信仰与科学的关系,不该是二元论式的、分离的,而应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展示其同一性。
   二、理性与直觉
   235
   区分“理性”和“直觉”,是人类很早就关切的问题,历史上众多智者进行了思辨活动,给出理性和直觉的各种定义,有时人们反过来根据这些定义,有意识地指导自己的精神活动!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我们自己在进行自我催眠和暗示,分裂人类的意识活动,因此,从语言可以自我规定的“特权”去看,说者通过这些规定,来操纵自己的生活。
   直觉常被认为是神秘的,难以用理性的语言予以说明。事实上,理性和直觉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们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例如,理性活动所得出的结果是可以用语言描述的,而直觉活动所得出的结果则难以用语言去说清,因此具有相应的神秘感。而为了表达这一神秘感,往往只能采取象征性的或诗喻性的说法,去摹拟其意境。例如庄子就属于这类哲学家,被称为“神秘主义者”。其余的人们或认为自己拙于言词而不善于表达自己已经洞察的东西,或者认为自己确实抓住了人类迄今持有的语言还无法予以类化的事物本质:由于无法进行卓有成效的类化与概念化,因而,无法和他人互换有关意象和“确切理解”。
   236
   各种神秘主义者即察觉到各种压力的心灵,都倾向于认可“直觉的体验比理性的语言对人类的认知活动更有决定性”。直觉所产生的结果,是一种比理性更深刻更生动也更难以条理化的“感应”:人无法确切说出它,难以将它纳入既有的语言思维的程序。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多数实证主义者的立意决非实证方法的结果,他们仅仅是运用了实证的证明方法而已。例如,考古学和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拥有强大实证主义传统的学术,以致早已退化为“历史的文献学研究”,十九世纪以来的人文研究早就如此。
   在地道的实证主义者看来,结论是只能从材料中得到的,他忘了,“材料”并非“实况”,尤其是囿于材料,却等于遗弃了实况。然而许多结论,其实具有另外的隐蔽内核,那既不是出自历史材料,也不是出自历史学家的理性,而是发自实证主义者那潜于他自己意识深部的“直觉”。
   237
   是否可以认为,直觉更多的是一种“判断”或“抉择”,其性质富于肯定与认定;而理性则更多倾向于通过“分析”、“归纳”和“演绎”。如此看来,理性更富于“否定的性质”,而直觉更富于“肯定的性质”,直觉肯定了那些经历了理性的排除过程(“分析”、“归纳”和“演绎”)之后所遗留下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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