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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后现代社会

五色海第三卷:秋天的书
   (历史之天)
   第五章 后现代社会
   一、自杀中的哲理
   二、死刑与人生
   三、死后前途的探讨
   四、虚幻的尊严
   一、自杀中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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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每天都有许多人自杀。那时我住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上海北面长江对岸的南通。那个长江河口地区,表面上风调雨顺,实际上是个相当阴暗的地方,充斥了可怕的迷信和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那是个阴暗的地方,1961年11月18日,我们从北京搬到这里,一下轮船给我的第一和印象就是无比昏暗的街灯。那里的人们说一种奇怪的方言,生硬而拗口,十分古怪,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十分吻合。一九六六年春夏季节,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早晨,河边都会围着一圈当地人,大家专注而沉默地看着脸色阴暗的人民警察,又从河里捞出了一具肿胀的无名尸体,那些尸体已经发出异样的味道,嘴角还不停地流出液体,死人的眼睛还是半睁着,和围观的人群保持了一种奇特的沉默。
   1978年我才终于离开了这个恶梦一样的城市。我到北京以后,有位前辈听说我很佩服梁漱溟,就介绍我就看望他。梁漱溟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南通。他叹口气说,“南通难通”,现在你来北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我在南通的遭遇却难以磨灭,并迫使我思考,生命为什么如此阴黯甚至恐怖……因为它促使我思考生命的来由……所以我应该感谢这个城市。
   这种思考乃是理性与直觉的遭遇战,相当残酷。于是我读了很多书,从先秦哲学到希腊哲学再到佛经、道藏、新旧约全书,试图解决人生的疑惑。然而读书是需要动员理性的,而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又是不言而喻的,理性并不能解决生活中常常碰到的问题,反而会削弱人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动用的毒辣手段,结果哲学家们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逃避问题,当然,让人得以舒舒服服地逃避这一结果本身,也就算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因为人最渴望解决的问题,大多是无解的。
   183
   这里,我们可以顺藤摸瓜地触及一下“有关自杀的问题”,以求对人性作出更深一层的了解。自杀现象是大量存在的,不少历史上的名人都是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例如,美国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名噪一时,后来不仅自杀身亡,他的女儿也在晚年自杀身亡,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属于家族病理性的自杀行为。可以佐证的是,海明威的幼子在六十多岁也就是相当于海明威自杀的年纪竟然做了变性手术而成为“女人”,并且当街脱掉粉红洋装、女性内衣和高跟鞋,赤裸裸走在街上,被迈阿密警方以妨害风化罪名逮捕,四天之后心脏病发作死在女子监狱中!法医解剖鉴定证实,海明威幼子作过变性手术造出女性性征。
   此人深受性别错乱之苦,他三十多岁时撰写的《爸爸:个人回忆录》曾登上畅销书排行榜(1967年)。他在书中回忆,“我花大笔钱来克制变装癖。这种事错综复杂,不过追根究柢是有个超级硬汉作风的父亲。”这不仅让人怀疑,海明威的自杀恐怕也有相似的背景,“超级硬汉”不过是表面文章。
   不难看出,自杀与人生的关系错综复杂,已到了需要把它列为社会学、医学甚至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项目的程度。
   184
   从哲学的角度而非从法学的角度说,其实,在“自杀”这个名目中,隐藏着多种不同的事实。即不同的动机使同样的自杀行为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心理和文化意义。特别有意思的是,随着人对动物世界的日益了解,也揭示了动物世界的自杀现象。早在《福音书》中就记载了猪群集体投海的记载,虽然那被认为是鬼魂附体,现今则不时传来老鼠投湖或是鲸鱼搁浅的自杀事件。直到今天,人们对动物自杀行为的研究,也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正如关于人类自杀行为的讨论,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自杀行为是生物体迫于内在压力或外在压力而实行的一种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戕害行为。由于自杀现象与活跃在各种生物身体上的求生本能,形成鲜明的反差,因而成为引起广泛兴趣的一项研究对象。在这种兴趣的推动下,甚至出现了不少专门讨论自杀问题的学术专著。我个人以为,这种学术繁荣倒不纯粹是出于猎奇或隔岸观火的心理;实际上,自杀行为本身业已构成对生命本质的某种否定。它似乎暗示我们,生命的第一要务并非实现那种“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命本能,更不是为了“追求自我延续的意志”。、“好死不如赖活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要义”,但自杀却证伪了这一要义!尤其是,世纪之交统计的中国大陆居民的自杀比例,已经达到国际最高水平,这证明中国文化实际上正在脱胎换骨。
   程颐(1033-1107年),早年与兄程颢师事周敦颐,合称“二程”,以“理”或“道”为万物本原,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衡量淑女的标准。朱熹(1130-1200年)《与陈师中书》说:“昔伊川先生(程颐)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中国近一千年以来的亡国奴们,风行乞活哲学,既不理会二程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不理会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努力实践“必须以一切手段、维持家族的生存”这一“识时务” 的生活信念。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家族制度的瓦解,自杀行为普遍化了。从而,也使生命哲学的雄辩蒙上了一层擦不掉的阴影,它等于告诉人们,即使在生命体内,求生能力也并不总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185
   人为什么会自杀?自杀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
   这些问题实际上导致了以下问题的提出:人为什么要生存?生存的本质和动力是什么?
   这种连锁的问题,使自杀现象获得了哲学反省价值。通过对自杀心理的揭示,人们将得到理性的启迪,得到比各种马列主义党校哲学教科书更为真实的人生醒悟。
   古典式的看法认为自杀是人类特有的行为,因为它可以把动物的自杀简单归到“魔鬼附体”的名下,而中国传统的鬼怪故事如《聊斋志异》也描述人的自杀与鬼魂急于投胎有关。但现代生物学的大量观察,却提供了很多不合鬼魂投胎解释的例子。研究表明,小至老鼠,大到海豚与鲸,其集体自杀的数量是巨大的,鲸类的高智能,并不能阻止它们窜上海滩等待死亡的来临。
   动物集体的自杀行为,使自以为人类才懂得“生存尊严”因而懂得实行自杀的人们,不禁为之发呆,因为生命的常态毕竟是“追求生存”。人们知道诸如此类的集体自杀是不正常的,即罕见的、因而是变态的”。因此按照古老的说法去简单指控它们魔鬼附体、精神错乱,也不失为简单有效的。
   但显然,这不是什么精神错乱。很难想象一大群动物会突发性地同时传染上了精神错乱症。除非,这不是指生理的病,而是指心理的反应。人类也有集体自杀行为的记录。和对动物自杀的了解相比,我们还是对人类的集体自杀行为的动机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七十年代末,对发生在南美洲的美国“圣殿人民公社教派”集体自杀事件的调查表明,自杀的动机,虽有宗教上的理由,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现实生活的超负荷压力,而为了结束生活中不堪忍受的屈辱、烦恼、压力等等,自杀是个简便的方法。
   由此可以想到,集体自杀与个体自杀其实还是有某种区别,而集体自杀更便于我们解析自杀的性质。它可以否定古典式的解释,即认为自杀是疯狂消极的行为。
   186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个体的精神错乱是可以接受的,但说一个群体突然从生理上同时发生了精神错乱或不可控驭的病理心理,则令人难以相信。哪怕这个群体不是人类,而是前述的动物。
   特别需要考虑的是,自杀行为尽管与生命的本能冲动的方向相反,但它的出现本身依然是这一本能的某种延伸状态。尽管从常识判断这种延伸具有非常变态的一面,以至异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例如,自杀只是行为表现或行为后果,如果从动机看,导致自杀的动机其实还是为了活得更好一点。这种更好一点至少有如下两种形态:
   第一,怀抱逃避苦难的动机去自杀。
   第二,怀着追求永恒的动机去自杀。
   对一个远处的旁观者来说,要从自杀行为的结局去区分上述原始动机并推导其心理差异,虽然相当困难,但毫无疑问还是应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动机。
   更有甚者,在有些刑事案件中,自杀者实施自杀行为,是为了栽赃复仇,其动机无疑是为自己的生命力量寻求出路,尽管这是最后一搏。这与出自对生命完全绝望而实施的自杀,是不同的。可见自杀行为和对自杀行为的看法,还是要以每个时代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倾向作为轴心,甚至连自杀的方式也像流行病一样受到榜样的驱使,例如某些追星族模仿偶像的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风俗与自杀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表面的、外在的。要透彻地理解自杀问题,必须盯视自杀中的哲理:生命反对生命;生物自行结束自己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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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的人从“安乐死”这一特殊角度去看待自杀问题。这种角度受到现代福利主义影响,使我想到是否由于自杀含有这类福利贪图安逸的倾向,原始基督教才极力反对自杀。基督教的基本人生态度是殉教式的,而不是福利主义的。但奇特的是,基督教对现世的蔑视虽和普通的自杀者外观相似,但精神的动向却绝然相反:蔑视现世的宗教反对自杀,而贪图今生的哲学却支持安乐死。
   殉教与自杀,貌合而神离。具体说,安乐死的含义是把死亡当作人生的终结,追求安乐死的倾向,虽会导致自杀,却表明自杀者对现世看得很重,这与殉教的冲动完全相反。
   再如,当一个人进行自杀时,旁观者出于慈悲的动机而砍掉他的头颅以减轻他的痛苦,这种他杀并不等于安乐死。因为有些为了承担责任而进行的自杀,其动机并不是在追求安乐死。好像武士道精神的实践者,是以认输或是谢罪的自杀为美为荣耀的。而为减轻其死亡痛苦的断头力量,也并非来源于其自身。这些自杀者的心境,决非出自西方福利主义的考虑,而完全是东亚文化的产物。如先秦中国的贵族也是如此对待人生的。这种人生观,不同于世俗的福利主义,也不同于基督教教义,甚至背离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观念。
   188
   安乐死是一种最消极的自杀。而其它许多自杀则出自与安乐死完全不同的动力。比如说最常见的一种是兵败自杀,是为了负起责任。殉道性自杀也不是逃离苦难,而是为了肯定自己的价值信念。如诗人屈原的自杀,不仅出于绝望而且意在到另一世界去证明他在此世界已经破灭的信念。屈原是相信另一世界的存在的,他自杀可能是为了去“打官司”。因此,这种死是殉道式的。陆秀夫和南宋末帝的投海自杀,为的是抵抗蒙古铁骑的俘获,以保持中国人最后的上邦尊严。这一尊严的消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后死亡。这种自杀,不是去追求安乐死,而是为肉体以外的尊严去牺牲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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