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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临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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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五色海第一卷: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一、民族的痉挛
   二、群体的召唤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老公猩猩
   五、国家与革命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七、思想家的苦恼
   八、认识天人
   一、民族的痉挛
   432
   A、昨夜沉思我们的“民族性”:我们与众不同的“汉族”。
   B、我们的“汉族”,真像一颗人间的彗星。它时而奔向太阳,时而奔离太阳──两种运动,在它自己的轨道上,这是命运?
   它把“太阳”当作一个目标或“反目标”──它是依据和“太阳”的关系,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离太阳越近,它就越软化、越膨胀、越离心、越变形……离太阳远了,它就硬化、收缩、向心、整合。变形者有特色、有表现性;整合者有内力、有持久感。
   433
   哪里是我们的中庸之道?哪里是我们的精神故乡?“汉族性”,成为我们的历史负担。汉族性,是我们特有的“中国国民性”。中国,正在汉族性中痛苦挣扎?中国,正在酝酿名不见经传、实不载史乘的空前事物?所以,他的生存形式,超出人类迄今已经认识了的形态。于是,他仿佛混乱得使人困惑,他真的反复无常得令人厌倦。但他的形式,还是不乏某种“规律牲”,这就是:“混乱加反复等于无常的汉族性(?)”。他一会儿向阳,一会儿向阴──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命。他忘了自己已有的宇宙,他苦思自己将有的洞天。
   混乱感,已成为二十世纪汉族性的重要特征。
   这个自秦以来形成的费拉民族,作为整体无法重抵“历史高峰”了?它早已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并从令人眩晕、使人震惊的高度上,坠落了下来。从那以后,它就在下山的颠簸中陷入迷乱,丧失必要的形式,必要的“礼”。汉魏以降,中国失礼,失义,失理,失忆。
   这无序的混乱,不是生长标志。如从循环的角度看,也许是再度的、还没有开始进入生长的阶段(而只是停留在“前生长的孕育阶段”)。文化的孕育时代,我们呼唤更多的“破坏的要素”;它将选择、筛取、创新,一时间,它来不及对试验的结果,加速催化、促其生长。
   其他还在生长的社会,在其既定轨道上,其中的居民,缺乏类似的体验,无法理解那种弥漫中国的混乱,无法参与那种支配中国每个人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巨大摩擦力?所以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估价,令人发噱。包括社会混乱状态和人的混乱感觉在内的多重混乱,已成为今日“各领域中国生活”的基调,如工作、学习与爱情等等,莫不如此。社稷、家庭与公共生活,亦然。而克服这一基调的努力,业已构成中国走向新生命的道路。
   434
   在希望消泯的地方,只有空虚留下:世界恢复了它支离破碎的原貌。要知道,世界的整体感和所谓“秩序”,并非实存,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幻想所赋予的。“失去幻想的推动,也就失去了秩序”,正如失去了假设的前提,也就取消了科学验证的基础;而没有秩序,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将何所托付?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希望?但为了明天,我们必须再度确立民族的希望,不论称此希望为思想或幻想!
   有人说,汉族是个缺乏绝望感的民族。其文化原因极为复杂,如果一言以蔽之,则曰:老化。由于老化,我们在整体上说,已经经受不住任何痛苦的真相。由于老化,我们看见了努力奋斗后面的无限虚无。我们已经老化到这种地步,以致任何危机意识,都无法真正激动群体的心灵。老态龙钟的汉族自以为历经诸多忧患,不会亡种亡国,故日益疲沓,不思振作。这种老化,已接近腐化,青年的腐化只是生活方式,老人的腐化却是生理现象,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但老化得进入腐化的民族,却不再产生具有危机感甚至绝望感的个体,因为我们还有源源不断的青年个体,可以像韭菜一样被一波一波地剪下!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痛感。但衰朽的结构,正是依赖精力充沛的个人,并吸取他们的血,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谁能说,这里没有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呢?
   435
   英雄已死,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也许不是的。一个尚未摆脱的危机、走出困难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的。这样的民族或由于幼稚或由于衰老,都离不开它的保姆。没有保姆,幼稚的民族无法长大,衰老的民族无法送终,没有英雄的今天,就没有民族的明天。所以,如果真的没有英雄,需要保姆的民族也要培育出自己的英雄来!和保姆不同的是,真正的英雄,在本能上是不受原则控制的──他拒绝“驯化”。但他善于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某个足资其驰骋的群体规范,并将个人情感皈依到能使群体趋于狂热状态的那个希望的焦点。
   436
   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尼采、凡·高、卡夫卡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天折的早夭者、避免发疯的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437
   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则是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耳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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