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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十八章、利玛窦没有完成信仰核心的完整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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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二十三章、黑人的天主教与众不同
·学科·外篇二十四章、革命豁免杀人防火的法律制裁
·学科·外篇二十五章、种族灭绝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学科·外篇二十六章、“最后的革命”迫使极权放下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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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二十八章、电影的首尾与人生的首尾
·学科·外篇二十九章、人的创造和神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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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三十一章、“文明没落”演化“种族危机”
·学科·外篇三十二章、测不准还是测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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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三十六章、“向前逃跑”与“历史的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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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创造价值,是创新之母
·再论战争与国家
·宗教与国家之间的缠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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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五色海第一卷:春天的书:生命之谷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一、历史是什么?
   二、存在与虚无
   三、历史多歧路
   四、王阳明的错误
   五、游走的黄金时代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七、孤愤
   八、天神的阴谋
   九、西方升起的太阳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一、历史是什么?
   166
   历史之天,从人生之谷的忧郁中,冉冉升起。
   它的寥廓,是来自谷底的局促;它的清朗,是来自谷底的阴沉。
   历史,于是成为人生的“完成状态”。
   “进入历史”乃是死亡的代号,是人生价值已经结束的可怕标志。
   一切有价值的人或物,都怀着各自秘密的意欲,“渴望进入历史”,然后在那里被固定、被存储起来。“历史之天”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包容自人生的谷底升腾起来的全部悲哀和喜悦,并通过神秘的机缘将之中和了,它交汇那些在世俗之称上全然相反的存在,在它无尽陶冶之下,一切歧异全消泯,一切渣滓全廓清,一切矛盾恰到好处,一切煎熬人的苦难,化做沁人心脾的福泽。
   它是雄浑的,又是清癯的;它是无碍的,又是严峻的──它严格排斥不配进入那无形圣殿的存在,又放纵那些敢于翱翔于苍窍之上的超越者。
   167
   历史之天的纯净性,不在它空无一物、纤尘不染;而在它具备一切,使它包容的万有在它里面互相抵消了。《中庸》云:“致中和,天地育焉,万物位焉。”中和,这是历史之天终归清平的无敌酵母。“历史之天”,在很大程度上,是那困于人生谷底的灵魂,在无奈的心中酿出一片精神。就像那被圈于神瓶内的古代恶魔,在千年的孤独之后,迸发出的响彻天穹的狂烈笑声……
   但它又不仅是幻想。它还是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生之最终归宿。不论是怎样的人生,不论这人生是辉煌是暗淡,多么坦荡或多么崎呕,多么丰盈或多么贫乏──都无一例外地汇归于斯、泯灭于斯……成为沧海一滴、云雾一缕……不论这人生与历史之天的奇观清彻,有多大牴牾与不协,都无可幸免地归入它那苍茫无际的沉默中。
   历史之天,并非人生之谷的陪衬,也不是遥远、空洞的背景;它是自在的独立的统御者。人生不过是在它那永不停歇的巨型剧场中,不时上演的、一个个小小的剧目。有价值的人生,才得以上升为历史之天的微小但实在的组成部分──极端的苦难才能造就极端的人生,逼使它们上升到达常人不可想象的高度。
   历史之天,是人生之谷的归宿。因此不能计入历史之天的人生,仿佛并不存在;而是很快地消亡。人生的精华,保存在历史之天无污染、不褪色的苍穹中。
   168
   历史之天,正是我们意义的来世。明彻而悲凉的智慧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存在与这来世无缘,那么还有什么来世与我们结缘呢!历史之天的空灵而非物质,使它决不容纳活人。“历史人物”因而成为亡灵的代词,因为活人的血肉之躯实在而无常,不合历史之天的铁律。历史之天,是要索取人与文化的精华,而把不合其苛求的渣滓,尽行剔除……不,简直远远排斥,不是剔除,而是根本就沾不到边!仿佛渣滓无力承受苦难,如何升到令人惊诧的广寒之境?
   我们的一切苦难和一切幸福,是在历史之天获得全新的形态和含义的。生存的波折,不是在那里消失掉,就是扬起疯狂的风帆。历史之天充满希望之翼的“来世”,同于各种宗教许诺给无知细民的“西天极乐”的另一种形态的来世!
   历史之天有它的神秘感。它无穷的星光和不衰的引力,强烈吸引着那些配得上“伟大”称号的灵魂。这样的称号不是霸权者活着的时候自封的,而是基于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在它面前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胜利者的评价”,并且,还要透过描述,才能品出!尽管这种“寓评价于描述”的诡计往往也是下意识的。天真的人,自欺欺人,他们自以为是在讲述“真实的历史”,其实那在是发挥自己的评判。
   而常人所说的“历史”,甚至还够不上以上意义的“回顾与展望”,它往往只是“对回忆的回忆”;甚至是“对回忆的回忆所行的再回忆”……因为过往的一切业已模糊不清定,亟需读者的想象力使之生动、活跃起来。想象力,因此十分可笑地成了历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169
   历史有意义吗?从“历史即往事”的角度讲,历史毫无意义,犹如垃圾,它只表达一个业已破碎凋零的过去。过去的生活灰飞烟灭、无有遗孑;只有一些遗物或传说在似是而非地传播,往往还是在传播病毒……而这一切残余,也注定要消逝殆尽的!
   历史的意义,其实在于现在。在于它对现在人们生活的作用。“历史的本来意义”,是永远有待活人去重新发现的无边虚无:它有待生机盎然的人们,以血腥的奋斗,不断填充。事实上,实在的、纯粹的往事,对活人并无价值,也激不起真正的兴趣。人们需要的仅仅是象征的概括,而非琐细的事实。然后,人们是用自己理解的概念去串解事实,人们并不需要印证不了自己价值判断的真正事实。因为人们都是用自己的历史感受,建立起一些概念,然后用以切割史实的。而“历史给人们的启示”,则是读者用自己的灵感,投到历史里。“历史的经验”,则是活人自己的经验披上了“历史事件”的盛装。
   我们的“历史感”其实也并非来自历史的典籍,而是来自阴云密布的生活压力。我们用这灵感,来抵御压力、照亮黑穹,所以,我们一步步援引史例为自己作证,引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以为自己的同调……这种莫须有的“高屋建瓴历史透视”,是驱散真实孤独的唯一良方!天才的灵感,把历史当作一个巨型储藏室,而取用的本体则在周遭的环境。历史之海如此恣肆,任什么灵感都可以存放进去而不露印迹。无怪历史储藏的容量对个人几乎是无限的,它以那么多的时间度量、容纳那么多的回忆、幻想、评价,并鼓励人的智力,把切割下来的断片,重组为真实的整体……
   170
   啊,历史!是这么一个血肉横飞的屠场,一笼任人吹云嘘雨的天穹,一堆纵横捭阖的死亡判决书,一团光怪陆离的思想、一个自相矛盾的集合体……
   如此历史,仿佛幻象的影集。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集群、每一有性格的“人”──都会按自己的热情重新涂抹、排列,然后阐释它,这新的涂抹、排列、阐释,要是传布开来,就构成新的历史之天的曙光。
   171
   健全的历史观念,排除了绝对论。“强调是可以的,执着却大可不必。”观念的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平衡作用,因此可以减缓世界弊病和时代偏差。生活中缺乏的东西,在观念世界里应得提倡,这有助于生活本身的健全,生活本身在不断变易,所以,观念的世界应向相反的方向流转易形;不是作为“反映者”或“镜子”;而是作为“补救者”或“锥子”!所以,只有“反动”的思想,才可能对生活起到互补的功能,才最能建立精神的价值!而“消除反动”,已经被二十世纪的革命证明,其实乃是建立暴政的借口。
   哲学的观念、尤其是历史哲学的观念──从上述意义说,也只能是“反生活”的。不是反对生活;而是反抗生活中过与不及的弊端,以便更好地补充生活,推动生命。相对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正是生活本身的变幻不定性(从“纵”的角度看)和生活现象的复杂冲突性(从“横”的角度看)。在生活的液态面前,僵硬的绝对论,是进退失据、无能为力。
   172
   宇宙,无准的。天地,随时易。尽管为了更有效地对付生活、反抗压抑──我们制出了我们的准的、练出了我们的处变不惊……但这些能力却并不永远灵验。绝对论的错误,在于诱使细人们相信:这些能力会是不变的天纲地纪,或是什么万灵的仙丹……欺骗细民和白痴的各种绝对论,无一例外地要把人造的事物,神圣化,结果沦为偶像崇拜。这种偶象崇拜,只会使得我们的生活,趋于老化也就是程式化。
   优秀的相对论者当然不会“绝对地排斥绝对观念”,显然,他们只是以相对的态度去反对绝对,以便使自己更强大、更灵巧,而不会在反对绝对的斗争中沦为无耻的绝对论者,从而中了绝对论者的圈套。所以,优秀的相对论者要象反对绝对的绝对观念那样反对绝对的相对观念!绝对的相对观念,像绝对的绝对观念一样,对开拓新生活的冲动,弊害无穷。因为唯一可能的绝对,乃是广大无边、空灵无碍、不具形式的“绝对”,即完全虚化的绝对,这样的绝对,才不致于对新的生命扩展,构成任何意义的掣肘。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二、存在与虚无
   173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所以他们被称为“智囊”,也就是聪明的酒囊饭袋。于是,历史在鼠目寸光的智囊们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难理解的非人的构造。现代的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命运或诱骗顾客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规律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就这样,“历史”与”人”绝缘了,成为异化的力量。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成了奴役的根源,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为推行极端政策的借口,不仅支配专政权力,甚至也已经渗透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体现为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它们有些不同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是建立在非宗教的自然主义和非世俗的人文主义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当然,这与欧洲近世以来的世俗人文主义所主张的,对立人与自然、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是根本不同的。
   人们称古代中国文明为“史官文化”认为它是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在古代无异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能使人们较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正如一切人间事物,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而导向僵化的功利主义,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这种习惯正是加剧中国社会僵化、文化沉闷的要因;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民族性”,遂使事情不可收恰。
   174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历史教化,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成为所谓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信仰崩溃的的西方信徒。当然,这表明欧洲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功利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们日益空洞的心灵。
   二十世纪的西方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来。西方人,已经学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给历史以崇高的本体地位。这得多多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思想,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理论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某些著名人物),深深受到“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皮相,而且常常遭到他们的多动症观念的曲解。但毕竟,这些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人那里起作用了,十九世纪末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在事实上的“改宗”。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宣称“上帝死了”,后来被尼采夸大为时代的最强音);它的崇拜对象从犹太式的清教徒们的“上帝”,一变为中国式的“历史”。(如卡尔马克思们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上帝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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