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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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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基督教在危害中华民族的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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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儒家和基督教为什么争战
·第十章怎样看待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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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章日本基督教与韩国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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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海引言


   五色海引言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一、中华复国宣言:不见血的假晶现象
   二、民族精神:新文明的生命之水
   三、伟大灵性:危机中的宇宙艺术
   一、中华复国宣言:不见血的假晶现象
   01
   文明在冲突中……
   一个席卷全球的文明,似乎注定要以无数文明的遗体,铸造自己的纪念碑。
   02
   一个社会的精神活动,会诉诸特适其自我表现的形式,从而在历史中创生了一种“文明的样式”:艺术的样式、哲学的样式、宗教的或科学的样式,从此呈现出各种世俗生活或神圣生活的波澜壮阔但内在一致的苍茫景观。
   03
   一种文明的精神生活,借助于他种文明的表现形式而展示开来──这,就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假晶现象”。
   假晶现象(pseudomorph)本是一个地质学上的观念,特指一种岩石的熔岩注入它种岩石的缝隙和空洞中,以致造成了一种混生的“假晶”,即貌似乙种的岩石,实际包裹的却是甲种岩石。例如玄武岩受到蚀变作用,其所含的橄榄石被绿泥石所取代,形成一个绿泥石取代橄榄石之假晶。再如晶洞(Geode)则是一个孔穴中长满矿物晶体的构造,晶体以石英为主,少数含有方解石或其他矿物。
   文化上的假晶现象,渊源于不同民族的精神及其文明样式之间的竞赛、征服、杂交变形与暗中的反抗。例如,中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就是借助外来文化的模式、语言、服装,来寄托了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伊期的什叶派文化,也借用了阿拉伯文化的外观(伊斯兰教),注入本民族的精神。为什么日耳曼地区(北欧、丹麦、荷兰,日耳曼部分的比利时、瑞士、英国,非日耳曼部分的巴伐利亚以的德国大部)的宗教改革都“成功”了,而拉丁地区的宗教改革都“失败”了?“假晶现象”使之然也。对于日耳曼语系的人们来说,宗教改革就是摆脱假晶现象,但对于拉丁语系的人们来说,宗教改革则是叛乱、谋反、异化。正如宗教改革之前的几百年,希腊语地区和拉丁语地区,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宗教形式。
   04
   假晶现象可谓是功过参半。在特定的历史气候下,历史上极富活力的文化,常和假晶现象结下了缘份。而一种文化的光辉,常受益于他种文化的前来“交汇”。“交汇”与“交流”不同,它不是表层的、枝节上的交通互补,而是两种文化在精神气质和内在结构上的交媾,是一种全身心的汇合。而常常,如果外来文化过于强大,本地文化就被迫一时接受外来文化的外观,形成假晶现象。
   比如,十九世纪俄国精神界在文学、音乐、思想、绘画方面的重大成就,就得之于俄国社会在整个十八世纪半自愿地(在沙皇彼得的强制下)与西欧文化圈之间进行的这类交汇。从长远看,交汇的主要得益者,似乎是接受外来文化的一方。而文化的侵略者,只是通过顺行的途径渗透,一时受益于扩张而已。尽管在近代欧洲殖民文化的扩张活动中,文化扩张势力对广大不发达地区滥用私刑,没有限制的武力征服,一时间摧残了许多文化实体。
   再如,在古代地中海区的历史上,希腊人之所以在短短数百年间取得那么突兀的惊人成就,主因即在,他们从米诺斯──迈锡尼、埃及、巴比伦、赫梯诸种更先进的文明实体那里,纳入了不少文化因子,充分利用它们发育了自己,从而主动地设计了新一代文化模式。希腊的海上商船队和希腊的陆地雇佣兵──这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精神扩张活动的真正先驱。苏格拉底本人当过雇佣兵,柏拉图则数次远航海外,甚至使徒保罗也利用罗马公民的身份在帝国内部四处旅行布道……从埃及的新王国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时代,希腊雇佣军在整个东地中海区驰骋了好几百年。这就是希腊文化与他种文化实行交汇的最早使徒。其结果,是希腊文化对整个地中海区的渗透和统治,各种更为古老的东方文明,遭遇灭顶之灾,反被插入了希腊的稚幼清新的“古典文明”。希腊这个原先的文化受施者,这时变成文化的施予者。
   05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曾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各区域民族文化的交错融汇时代。当时的中国文化圈内就有四、五种大文化主流和十几种小文化支流竞争、兼并。在新的压力环境下和新的异源撞击中,传统的区域文化开出了惊妍夺目的花:从楚文化的天地中,流生出了神话意象和《楚辞》风韵;从齐文化的海市蜃楼里,走出了仙话、方术和稷下之学;晋文化,是刑鼎和法家的发源地;宋文化,则是墨、道诸派的发祥地;而鲁文化,则与儒家的缙绅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一大批古代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交汇的硕果,它为新的远东世界大一统文化的合并,创造了条件。
   经济政治的争夺,促成了文化的交媾。到战国末年终于演变成为军事政治的一体化。秦是一个缺乏文化传统的政治实体,楚、齐、晋、宋、鲁则具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最后,是无文化甚至反文化的类似于“总体战”的虎狼秦国,活活撕碎并吞食了文化过于成熟的关东诸国!一如蛮野而刚健的罗马战胜了过于文明的迦太基和希腊化诸国。这种历史归宿的含义,是可怕和清楚的。
   06
   不论罗马帝国的一统文化还是秦汉皇朝的一元文化,比之希腊城邦的多元文化和春秋战国的列强竞争,都失去了朝气与锐气。
   在汉、唐两大政治强权之间,横亘着魏晋南北朝的一片政治废墟。这片社会的废墟,却成为新文化得以分头滋生的沃壤。这无非因为:印度与佛教的文化势力(后者还挟带着西域胡文化的诸多因子)不断东渐,与业已一统僵化的秦汉本土文化(这是以往四夷交汇于中原的产儿)之间,重又开始了一场新型的交汇。其结果,就是唐宋文化的辉煌建构和明清社会体制的严谨完备。
   07
   文化的交汇乃至迫不得已的“假晶现象”,有其无可奈何的必要。它是文化力量的流动,由高向低、由强向弱、由新兴的向没落的运动,往往采取了征服、同化,或主动吸收等形式;因此是文明样式竞争吞食兼并消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很少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常盛不衰、拒绝其他民族的强暴般地给予;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在文化交汇的大战中置身事外。即便是以传统文化的极度丰富性而无限自豪的印度人,也曾在穆斯林文化的强暴下被迫“吸收”了许多令它厌恶的“东西”;以致印度人被分裂为几大教族。名扬四海的泰姬陵,以中亚风格见胜,就是这些行为的一个象征。
   而十八世纪以来自命为世界主宰的欧洲人,自以为欧洲的社会文化模式普遍适用于全世界各民族的欧洲文化心灵(“欧洲中心论”),在此之前,却曾绝对屈服于从亚洲传来的基督教势力长达一千四百年之久!那么,是“欧洲中心论”对呢,还是“亚洲中心论”正确呢?!
   08
   文化的交汇、甚至以他者的文化为美,有力地促进过各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然而,没有一个内在生命力强大到足以自立的民族,会长期蛰伏在假晶现象的驯化之中。即便像波斯人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但虔诚的穆斯林们也还是采取了什叶派的形式,以抵抗阿拉伯逊尼派的讨厌压力。什叶派的形成,表明波斯文化的传统更强大,它因此所遭受的压力也较其他非阿拉伯人为大。而在中国佛教文化的盛衰消长的百花园中,则崛起了南派禅宗这一有力的抗议形式。六祖惠能,不过是其开山大师,他的精神影响极其绵长,十分适合中国人的脾性,甚至到了中国佛教大大衰微的二十世纪,西装革履的美国博士的永远就读生胡适之──也还被禅宗大师深深折服,尽管胡适的研究与赞叹,多少囿于“白话文学”的框子,未能向精神复国之转折的纵深度,全面展开。
   惠能,实为中国佛教史乃至文明史上又一次文化转换的触媒,他是中国人的实存精神向印度文化的繁琐性进行历史反击的一个象征人物。在他之后,印度佛学在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逐步消解了。中国精神,开始了一场脱去洋装的解放运动──精神复国运动。中国要求从假晶现象的压制下挣脱,不仅是换季更装的周期表现,也是精神独立的结果。不久,韩愈的辟佛之声及其“文必三代”的喧嚣,开始响起。这表明,中国的精神不仅要洗心,也要革面了。
   最后,周敦颐来了。他宣告中国民族精神数百年冬眠期的终结,精神复国实现了。他和他的后起之秀,使中国文化从假晶现象的蛰伏中腾跃而起,翱翔在宋明诸“儒”精神苍穹的自由之中。你能相信这样的民族会长期信守外来的教条为奴吗?而这中国精神的翅膀,是类似先秦中国全方位解释《易经》的“十翼”──十面之翼。《易经》及其《十翼》成了宋明诸儒的灵感源泉。
   09
   《易经》作为先秦典籍中最模糊、最富于象征力与启示力的一部经典,它所感染的“时代色彩”,较之当时的其它经籍和诸子群书都少。它的风格深奥古朴,耐人寻味;它的形式有律多变,随时而“易”。这些特点,使它更能与时俱化,便于容纳新的精神、新的理解,使其文化生命获得了“不朽”的异能。
   从唐人韩愈的辟佛意向到宋人柳开的古文运动──这是一场绵延不已的、通过古代文体形式的复活而达到新的精神解放的进程。正如从龚定庵的思变到邹容的白话《革命军》,是近代文体形式的解放,所象征的民族精神的复苏;后来的“白话运动”反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摘桃派。而就精神复国的活力言,它们具有相等的价值,但落实到具体的方向、方案、方位上,这两大文化运动的含义可能却是截然相反的。
   白话运动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大体类似魏晋南北朝的讲经活动和佛学运动,其首要目标是“引进”、是“吸收”、是类似被强暴地被迫接受。而唐代的辟佛思潮到宋代的古文运动,却是对外来佛教的文化渗透进行的历史反思和实际清算。新儒学并没有抹掉佛学佛教,而是将佛学要素纳入自己的洞天中。与此同时,对外来文化的异体蛋白系统,进行了中国式的消解。
   10
   外来文化的渗透(“文化侵略”)曾有积极价值,它起码在大一统的岑寂中,激发了中国文明的再生运动。但长期匍匐在外来偶像的石榴裙下(这裙子,曾经多么令登徒子们神魂颠倒、倾心向往啊),却是令人真正感到内心羞愧的。终于,他们不再愿意虔心朝拜那些面目怪异的西天之佛或是长毛胡僧。他们突然发现,对外来的偶像──尽管在趣味上也许还有欣赏的雅兴,但要奉之为生活价值的准则,却是日益困难了。洋人精神,这时最好是作为点缀品,而不再能够填充人们的心灵。洋人胡僧,不能作为民族精神的归宿,最多只能从侧面,激起灵感罢了。
   新的中国精神,终于从舶来文化的烟雾下跋涉了出来,借着全方位的十面之翼,超越古经和洋人的局促──它飞到了东海之东、南海之南,划出了远东文化世界的新天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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