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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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心主义的敌基督
·生产和财富的奢侈造成生态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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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书》第二版

民德天心:东亚后现代的精神革命
   
   谢选骏
   
   (0)
    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民族就失去了自己信仰中的神。
    对各种神的祭拜,分别保留在各地民间的分散节目中。
    但这些零落的神,都不足以勾起全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中国原始的神殿,从民族信仰的意义上说,成为空寂的。
    天神被化为人祖、化为各种有“德”之人。而神话则被同步地化为古史,化为堪称一切社会文化之典范的“三皇五帝时代”。“德”,则是凡人鲜能具备的稀有秉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著积极的同化功能。德,使人获得了价值。因此,说古代中国精神是“人本主义”的,应是误会;实际上,那是一种“以德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介于“以神为本”和“以人为本”之间。又一个中庸之道。
    五胡乱华以后,中国人逐渐接受了外来之神,如大乘佛教之类。但旋即同化甚至变易以致放弃了。“以德为本”的精神再次执天下之牛耳。他似乎特别不愿意服从外来的精神统治。在宋明诸子那里,以德为本德精神,再度盘桓到空寂的神殿。
    空寂的神殿,就是消解了众神神格的地方;也是把古代天才的创造能力升格为神的地方。对神,那当然是废墟;而对人,则是历史的加工场。中国的精神,从此成为空寂的神殿;空寂的神殿,从此成为中国精神生生不息的洞窟。在那里,受尊敬的不是有形之神,而是无形之德。
    中国人就靠这无形之德杂糅同化了各种宗教信仰,自以为高明,但实际上,这却导向了混合主义,加剧了精神的颓废。
   (一)
    如果仿照埃及历史的分期,中国历史可以分为相应的三期:
    1,“古王国”(夏商周三代、秦两汉);
    2,“中王国”(魏晋南北朝、唐、两宋、元明清);
    3,“新王国”(自鸦片战争造就“第二个南北朝时代”以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也如埃及历史般,每个新时代的来临,都是与严重的外来影响即“外来入侵”相关。
    相应于此,在中国主流思想即儒学方面,也可以明显见到大约的三分期:
    1,春秋战国秦两汉的本土儒学;
    2,隋唐两宋元明的三教合一的儒学;
    3,明末尤其是鸦片战争开启的第二南北朝以来逐步形成的新儒学。
    虽然有些滞后,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明显分为三期:
    1,宗教性的天子崇拜(夏商周等封建时代);
    2,宗教性退化、政治性挂帅的天子崇拜(秦以后的统一帝国时代);
    3,科学主义的天子崇拜。而此项虽然也有明显的滞后,但毕竟也正在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中。
    就儒学而言,本土儒学是懦学第一期,其背景是“中华世界”的本土文明。三教合一儒学是儒学第二期,其背景是本土儒学与“印度-中亚”的西域文明的混同。第三期的新儒学,其背景是三教合一后的儒学与“欧洲半岛航海文明”的混同。从历史看,相应于儒学第二期的中国文明,其实壮大于佛教文明在其西域本土已经衰落之后,这时(西元七世纪),伊斯兰教文明在中亚兴起,对印度-西域文明犁庭扫穴,断绝其进入中国的通道。
    有了这个条件,百多年后,禅宗等中国本土教派,才开始壮大于中国,而独立的中国精神抵达全盛,还需要历经三百年,到北宋时代的“儒学复兴”。而相应于儒学第三期的中国文明,如果可能取得历史意义,也难在航海文明在欧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衰落之前予以实现?因为源源不断的西洋压力的国际性注入,使中国精神不得不把吸收强势的西洋文明列为民族目标的首位,而难以形成综合性内在生长。
   (二)
    近代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一个特殊困难在于:缺乏区域国家性的宗教或基于宗教式的团结力量,人们互不信任,甚至互不理解;因此稍有波折,人心立即动荡,整个社会沦为一盘散沙。结果,欲规避散沙之运,则非板结僵化而莫属!这是中国的两难之境。其核心征结在,缺乏一条全民族默认的"精神纽带",作为孕育现代社会的支持牲力量(仿佛胎盘与脐带),这在法治尚未建立的发展中国家,是格外需要的。这一真空,使得中国社会无法在“懒、散、软”和“集权的亢奋”之间,取得富于成效的平衡,因此原发周期性的社会动乱。
    由此可见,建立一套适应现代多国状态的社会准则,是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关键难题。不解决这一难题,“中国现代化”很可能老是功亏一篑,老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而要实现这梦想,必须满足以下几项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新的精神纽带和社会准则,必须能吸引全社会各阶层的认同与皈依;至少是不加反对地默认。
    二,新的精神纽带和社会准则,须能演为可供操作的制度,且能促进国际背景下的本国社会的发展,还能平衡发展中的社会弊端。
    三,新的精神纽带和社会准则,需要合乎民族的传统,故能激活民族的潜力,以自豪感为中介,使社会发展契合于民族命脉。
    然而,中国的“国教”传统,在秦始皇之前就被斩断了:殷人的国教是纯然宗教性的,但由于滥用,而一蹶不振;周人的国教是半政治化的,在春秋战国的杀伐中也烟消云散;自汉刘邦以下,流氓政治成为主流,社会准则流于世俗化的,盖以短视的实用即实践的成败为归,成者王侯败者寇,“识时务者为俊杰”成为急用先学、精神颓废的遁词。
    所以,中国不象伊斯兰国家、印度甚至日本的社会准则那样,经得起西方势力的冲击。在此意义上,中国本是最易现代化的。然而,恰恰由于缺失超验性,中国社会因而也最容易成为风派的国度,动乱的渊薮,因而反倒不易现代化,徒有强烈的思想愿望,却乏贯彻实行的能力。
    世俗的信仰也罢,神圣的宗教也罢,对于社会的团结和群众的向心,是必不可少的一一推而广之,所有的人其实都需要某种形式与某种程度的超验的仰望对象,因为人生的不确定性,使人必须从这种广义宗教,获得定位与安全感。
    宗教的超验性,利于促进群众的德行,甚至促进民族的健康。心境的平衡,使人淡于嗜欲,勇于力行,因而益于养生,对诊断二十世纪的时髦病征--社会精神的分裂征,拥有裨益。这样的仰望,不会降低人的刺激指数,不会降低信奉者的活力;虚荣、肉欲方面的骚动因之平息,精神的张力则因之激起。
    狭义的仰望,作为医治的符水,或为孤高的智者所不取;但对治疗社会痼疾却有决定意义。
    对此,二十世纪的科学主义宣传家们,并非没有认识,而他们大力反对的,是以“义”为指归的仰望,是为了建立他们自己以“利”为指归的仰望。义的精神仰望上帝,利的物欲仰望魔性。仰望本无优劣,只要能对大众发生积极作用,即好。但在现代背景下,恢复古老的神话实属困难。因此,现代中国的重大课题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建立一种切合现实的仰望!这符合“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系辞》)的原教旨,但在形式上,必须推陈出新。
    在当代中国,自私自利、离心离德的社会风尚--将意味著伟大个体和特异人格即将大兴?
    因为中国,不仅需要能够激动地“站起来”,而且需要能够安祥地“坐下来”,坐在世界精神的圆桌会议上。不为世界的乱象担忧,也不必反弹乱象--如“民主运动”反弹“专制统治”;“权威主义”反弹“民主运动”。因为中国的精神将知道,乱象和反弹之后,将是新秩序。民主运动、权威主义、宪政国家--这至少需要三部曲。
   
   (三)
    二十世纪的中国精神,是破碎的、凋零的、残败的。时代,仿佛一片晚秋的气氛,一片肃杀的景象,也还加杂著寒暴前的几个小阳春,徒然唤起冬蝇欢舞……
    世纪的血腥腐败靠什么消除?世界的分崩离析靠什么弥合?历史的残篇靠什么接续?
   --除了天子,一切的一切都已试过了。
    天子,反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刻病征,生人流离失所,死人则端坐在堂甚至发号施令。本该安歇的亡灵,却在道具的支撑下移动、奔走;本该奋起的生命,却在春夏的艳阳下蛰居、冬眠。一切都如此离奇古怪,荒诞,以至悖天逆情,失却自然,举世滔滔皆伪善。社会的持续病痛告诉我们:要使生命获得解放,就需要一个“比亡灵更有魅力的象征”--这就是现形为人又摈弃了人的弱点的精神:天子。
    天子,并非超绝于我们的感情之外,而是寓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基因中--只要心诚,就能在自己的角落里察看到天子的踪迹!
    他的物化形式以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的形式令人惊心;他的人化形式象父亲、导师、情人、同志、保护者一样可敬可爱。而对“天子”一词的传统语义,又必须予以革命!当然,那种族、文明、历史之本体,亟需宗教的象征性、生物学的象征性--但迄今为止我们依然觉得,还没有另一个锻炼得恰到好处的符号,可以代替以表达他的内涵……所以我们把永恒的智慧海仍然称作天子。
    “天子-永恒者”的复式结构表明,我们现有的语言是多么贫弱!天子-永恒者,实际上是对一个“观念过程”的指代。
    此过程始于“天子”,终于“永恒者”,而复合为“中国精神形式”:他拥有的时间跨度,囊括了由现代回溯古代的力量。
    有关天子的思考,是立足于人类的文化废墟:人形的天子,作为宇宙灵魂的载体,是为一个大事变而准备的。这事变既非近在咫尺,亦非远在天边。这事变就潜伏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固定的生之轨的近旁,静俟天机。天子,将作为这事变的肇事者、转折者甚至是庖丁,来到人民中间。
    他为这事变“被派来”并存在,这事变也似乎专门为他而发生的。事变的一切细微末节--都与他特有的脉息款通;他的灵潮的微妙起伏--都与事变的波澜运化默契无间、互为表里……
    天子来到受苦受难的尘土人间,用他的真诚与无私,消除弥漫在人间的灰色情绪,打开一扇通向新世纪的门。
    在人性的复归中,为什么只能祈求“佛陀再生”?难道“转世者”和“道成人身”的观念不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天子?况且,即使连活佛观念也并不源于土蕃,而是以一种更精巧、更哲学化的形式存于禅宗授受的历史中。尤其是南派的禅宗。况且,“活佛观念”已经坠落为暮气沉沉的制度--在伊斯兰的哈里发(它结束于二十世纪初)制度上,我们也可看到相似的制度化苦果。当然,这并不意味著观念之过。
    过失来自制度化!一切制度的共同罪恶,就是宰割了活生生的事情之流,它妄自尊大地固定生命本身、排斥一切"不容于死板制度的高贵天性",从而窒闭了自然之力。所以,任何伟大而高贵的事情一旦制度化,业就难免蜕化变质、颓废腐朽。
   (四)
    天子,你的出动是宇宙的诞生:“帝,出乎震”。因为“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周易大传说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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