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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表象世界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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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表象世界的主宰
·第五章表象世界的凝聚
·第六章历史化的道路
·第七章民族精神的形成
·第八章民族精神的背后
·第九章民族精神的结晶
·第十章反思的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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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民族精神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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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聚合的作用
   一、文明·城邦·聚合作用
   二、两类聚合─三种结果
   三、航海文明是自由的导体
   四、开放社会与长城社会
   第二节 聚合的比较
   一、城邦与王国
   二、崇尚技术与崇尚人力
   三、伦理社会爱好喜剧
   四、海权与法治的关系
   五、个人主义是海权的意识形态
   六、海权超越了经济发达
   第三节 两种境界
   一、两个例外
   二、德与力
   三、德与力的渗透
   四、命运与天命
   民族精神,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每个脱离了蒙昧状态的文化民族,都有其显而易见的心理特点及其文化表现,足以构成民族精神的表象世界。这个世界,来源于民族的生物存在(体质结构)、外在环境(自然条件),及其文化积累的综合作用。民族精神,是文化共同体(民族,的共有财富。它因此一不是铁板一块,二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动态的“流”,用固定的概念和现成的语言表述程式来分析、再现它,只能做到部分的近似。而在具体论述中,也只能就其大体而言。
   从希腊、中国、希伯莱等古代文化圈神话与民族精神诞生、演变形成的历史中不难发现,其决定性的因素分别表现为经济的(希腊)、政治的(中国)、与宗教的(希伯莱)。
   简单扼要而言,希腊神话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得力于经济的、力量的、技术的聚合力;而中国与希伯莱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则得力于礼仪的、伦礼道德的聚合力。从而,构成两种类型的神话和民族精神。中国侧重政治,三千年来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稳定的政治实体。专制的中国这一以政治文化的向心力而非以经济、技术、军事的强制力为纽带的政治实体,是人类近代以前所企及的高度成就之一。希伯莱则侧重宗教,三千年来演化为世上最广泛、坚韧、耐久的宗教实体。所有这些,都在它们遗存下来的神话“天书”中,得到了变形的折射和朦胧的暗示。
   实际情况比这里表述的更为复杂。形态是难以归类的,有些情状无法如实地予以描述,许多重要的细节湮没了,整个景观由于年代久远而逐渐模糊。但是,由三种神话的乳汁哺育长大的三种文化及其民族精神,却至今仍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特色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现象使我们想到;神话与民族精神有逻辑上的联系,这一联系酿酿的精华,深刻作用于各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民族文化的传统、社会形态的变化,有最初始的预示和最悠久的暗示作用。
   第一节 聚合的作用
   一、文明·城邦·聚合作用
   考古学表明,早期文明大多起源于城市,古代国家多为城邦(城市国家)。在西方语言中,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就起源于城市(Civil)一词。像苏美尔诸城邦后来统一于巴比伦帝国,埃及诸城邦统一于“古王国”,殷代诸城邦(“x方”)统一于周天子的封建秩序等等。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Minoan)文明、西北印度前雅利安的哈拉帕(Harappa)文明等等,发源地均为一个同名的城邦。因此,了解城市起源的特点和早期城邦的性质,有助于探索它们所哺育的神话及其精神的形成。
   经过对古代城市生活的系统梳理,就会发现早期城市具有两种聚合作用:一为伦理意义上的道德的聚合,一为力量意义上的技术的聚合。这两种聚合同时存在,但在不同的时空中,具体到某个城市上,则各有强弱的不同。用现代术语说,前种作用偏重于“精神文明”,其功能对社会群体保持连续的稳定作用,后者以“物质文明”取胜,其功能是更积极地推动文明的进步。
   依据城邦面临的内、外问题的不同性质和曲线变化,上述两种作用并不是均等的,时而前者占上风,时而是后者。同理,在不同的城邦中,特点和需要也不尽相同。不同的古代城邦,对上述两种作用的需要,有时可能恰恰相反。如在中国古代城邦和其他“东方的内陆城邦”,是宗教与道德作用更强,而古希腊和后来西欧的城邦,则技术作用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
   我们注意到,古希腊城邦制度及其古典文化兴起的前提条件,是希腊人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而意大利城邦及其文艺复兴运动,也与威尼斯、热内亚等商业共和国频繁的海外活动缔结了很深的缘份。至于近代西方文化及其社会制度的形成,更与地理大发现(The Great Voyages of Discovery,1400─1600年)之后,航海事业的空前发展息息相关。地理大发现这一经济行为的文化反响,是世俗主义的流行。
   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欧洲的市民(资产阶级)革命,都是海上活动中迫切需要的“力量─技术的聚合”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聚合”的反抗与破坏。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反专制的、反土地贵族的、反内陆文明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海行为,不偶然也不孤立。早在九──十世纪之交,北欧海盗(Viking)就通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相继征服了冰岛并发现了格陵兰、北美诸地。他们是一些失势贵族与武装浪人,颇似五百年后出现在东亚的“倭寇”。在南欧,希腊人的航海贸易传统被威尼斯人与热内亚人继承下来。后来,不论是发现东向航路(好望角)的葡萄牙人,还是发现西向航路(美洲)的西班牙人,其海上主力与骨干大都是受到雇佣的意大利人。甚至在1498年为英国发现并殖民北美的卡波特(John Cabot/Giovanni Cabotto,1450—1499年),也是出生于热内亚而身为威尼斯公民的冒险家,正如哥伦布也是一个热内亚人。
   航海经商─殖民,这是从公元前3000年爱琴文明创始,尔后为克里特人、迈锡尼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近代西欧人一直承袭的传统,是“地中海生活”特有的产物。它具有东方的马来人航海文明所无的定期交往的特点。马来人航行的海域过于宽阔(太平洋,后来是印度洋),原始的航海技术工具(独木舟等),不足以聚合为一个统一的文明实体。
   二、两类聚合─三种结果
   欧洲的城市,包括古希腊城邦和后来欧洲各主要河流上兴起的著名城市,其起源的典型形态是,先出现一个军事性的要塞,然后围绕要塞,渐渐出现并形成了市场,最后二者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城市。这种聚合形式,决定了希腊和欧洲的城市首先是一个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里面汇集了形形色色来自四面八方、谋求实利的人们。鸦片战争前夕的清代人,认为欧洲人都是粗鄙的,因为他们能接触到的欧洲人,都是粗鄙的、贪图实利的冒险家式的商人。不论军事战略性的还是商业经济性的中心,其目标都在于追求物质力量。而作为物质的力量,通过技术才能有效获取,不是仅有人力的数量就能拥有的。因此“知识就是力量”是欧洲思想,诚如“人数就是力量”是中国思想。所谓“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种念头只有中国人的脑子才能想得出,是一种典型的义和团思想。砖石的长城尚且抵御不了游牧的铁骑,血肉的长城怎能抵御西方的炮舰?
   有人认为,西方殖民者在亚洲的鹰犬“日本帝国”,先是給英国当狗从事日俄战争和对德战争,然后又给德国当狗从事对英美的战争,再后又给美国当狗来从事对苏冷战……如果这样,那么也应该明白:对付这样训练有素的狗,“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不行的。“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其实“肉包子打狗”,难怪八年抗战越抗越穷。关键是方法错了,用道德对抗技术是不行的。对付日本,只有美国的办法最灵,那就是原子弹伺候。以最残暴的技术对待最残暴的技术动物。
   独居远东内陆的古代中国文明,果然是另一番景观: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不起主导作用。由于缺乏相应的行业组织,构不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政治上也软散无力。与此相应,中国古代的主要城邦,并不都位于交通要道、战略重镇或商业经济中心,而常常是据于某块肥沃农耕地带的中心。它不是扼守军事战略的咽喉,或商业经济的动脉;而是盘踞、“寄生”在农业区域的心脏。这是中国都市与西方都市的基本差异。
   从“东方”各国早期城市起源的情况看,城市是强大的“礼仪中心”。在作为礼仪中心的城邦里,巫师、祭司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或与王权抗衡(如巴比伦);或与王权合一(如中国)。礼仪中心,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的凝聚点,又在人们心目中象徵着宇宙模式和道德秩序。如在两河流域,一度盛行模仿星座形态而规划建造城市的风尚,就是这种礼仪功能和宇宙观念的表现。在古代中国的城市建筑上,则采取了预测风水、轴向对称以及正方向等表现形式,直到明清时代的皇宫建筑都始终顽强保持着这些特征。这表明,“象徵性”是内陆纵深地带里古代城市的一大特点,它是另一类型的聚合形式。
   事实上,中国文化属于注重人伦关系的现实政治;而巴比伦文化则属注重神人关系的神权政治。后者对希伯莱文化不无影响。在巴比伦历史上,王权和僧侣教权的斗争绵延不绝,最终导致它的分裂与衰亡;僧侣们欢迎那些愿意承认他们宗教权威的外来征服者,从而促使了本地王权的覆灭。但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王权与教权,从来都是合一的、不可分离的。王即“天子”,亦即上帝的代表与化身。
   同为“东方”,但中国与巴比伦的文化形态不同,正如中国与希伯莱的神话及精神差异很大一样。希伯莱古代社会的教权与政权始而分离,但终于合一。亡国之后的犹太人,只能以教权控制自己的社会生活,这与中国古代教权的日趋松驰合并于政权,而专制政权(国家)日益巩固、强大的发展方向正好相反。先秦中国的封建诸侯大多居于都市中心,欧洲尤其是日耳曼中部的封建诸侯大多盘踞在偏僻的山野──这种区别可能基于地形差异的偶然因素,但却对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黩武的,偶而出现了军事色彩较浓的强权政治中心,如秦朝、隋朝、元朝等,也都是兴起于边疆各民族杂居地带,且都寿命不长。总之,“德化”和“文治”在传统上受到比“武功”更大的重视。在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极少有可以凭借的高山险阻。因此,只能依靠“人的头数”,依靠群体的体积。在古代中国的道德训诫中,充满了有关依恃险要地形胡作非为、不恤民情而终致亡国的长串例子。从历史科学的角度看,这些事例是真假参半的,但它突出说明了古代中国人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人类群体的力量胜过自然天赋的优势──“人定胜天”,意为“人定胜于天赋”,定即“稳定”。所以,“西方的”海上诸文明如希腊、迦太基、西欧诸国的聚合力量是“知识”,“东方的”内陆诸文明(包括巴比伦、希伯莱与古代中国)的聚合力量是“道德”。中国与巴比伦、希伯莱的区别在于:前者信仰人伦道德,注重社会政治;而后两者则信仰神人之间的“立约”。《旧约·传道书》明确宣布,“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类似的宗教式知识在古代中国则十分难得,从而在欧洲中心论者的“东方”类型的聚合形式中,构成不同的两个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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